宽大为怀，厚德载物，故乡的情怀也不容亵玩。
对于故乡，我属于不肖子孙。我不愿意在人前伪善地炫耀自己故乡的可爱，尽管那里曾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有过三国征战的遗迹；也不是因为在故乡那里没有了我的至亲，还有我的一生有过多处的流浪；也不是故乡在我童年时代并没有壮实我的身子，我至今记得那孩提时的艰辛与饥饿。我固执地认为，故乡情结应该是自己心中的私人化的一片风景，是一种精神的勾连；如同一支悠长绵邈回旋曲，一个人静静地享受和回味的。当你在都市的文化风景中，在充分的物质化的场景下，你难得有静心与故乡情感沟通，用你的文化自负——精神优越的偏执，去说故乡的往事，说故乡的风景，这不啻对自己神圣情感的一种亵渎。在大都市置身每天喧嚣的日子里，我们向往故乡的那村头的柳阴，我们怀念故乡池塘的荷花清香，可是，我们的这种情感又不能不让人起疑，是不是生活的点缀和情感的浮躁后，寻找的一种平衡？
故乡是无法诠释的辞目。
其实，用现代的解读法，故乡既是一个特定的地理方位，又是一个抽象的精神的无定所。在我们所谓的家园的寻找中，我们从当代文化的种种精神现象中，剥离了故乡和家园的真实存在，追求向往的是一个虚拟物，一个文化的生存空间。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需要安抚和慰藉的时代。我们的生命在热闹和躁动中寻找寄托之处。我们的文化现状造就和培植了寻找的主题和漂泊的精神。我们面对着今天，令人兴奋又不尽如人意的竞争和创造，我们怀想往昔，追念亲情，回望真诚；我们视这一切是生命的必然，也视这一切都当成故乡的给予和馈赠。
我们的故乡情感实际上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命过程，或者可以看作一种精神的源头的对接。
这文明时代欲说还休的故乡情怀！
4.感念珞珈
逝者如斯，光阴倏忽。离开母校武汉大学，离开珞珈山，已有二十四个春秋。人如草木，荣枯有命，旦复旦，月复月，生命追赶流年。想当年珞珈求学，青丝稚颜，激扬文字，可叹这等情景而今已成了追忆和怀想。
人一生寒窗苦读少说有十七八载，辗转求学就有了数处为母校，小学的、中学的、大学乃至研究生的母校，于我来说，这小、中、大、研，分别在不同的学校完成，要说最令人怀念的还是那珞珈校园。其情其感，令人不禁想起一句古诗：今夜曲中闻折柳，谁人不起故园情？
母校是一个优美的记忆。难忘的不只是珞珈山的绿阴嘉卉、澄澈明丽的东湖，也不是那春日老斋舍灿烂的樱花、夏天清香的桂子和冬日早绽的腊梅。当然，珞珈的秀丽妩媚在众多高校校园中，可以说别具特色，独占鳌头的。有人曾说，武大珞珈山清秀出众，是一种“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美。但是，作为百年老校，她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内涵，她的名气和影响足以让每一个学子为之荣耀。也许，北大红楼五四学子的呐喊，清华水木的学理分量，代表了中国一代名校的典范，而珞珈地处中原，南北交汇，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在清丽之中有了几分典雅。
校园闻名的“六一亭”，是走进珞珈的“第一景”，黎明前夜，热血学子血祭书斋，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共产党、国民党的要人也曾在这里留下了足迹。静静的珞珈山，秀慧于内，丰厚的人文底蕴，在这里深藏着不少动人的故事。
人无论走到何处，故乡、母校，是一个永远的心结。
回忆珞珈三年，不是件容易的事，想当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走进武大，正是“****”中期，按当时的说法，我们肩负着“上管改”的重任，因此，学习对我们这些来自社会、来自基层的“学员”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也许这个“学员”的称谓，先决地规范了她的内涵——运动，革命，“上管改”。当年，“****”的风雷四海震荡，挟“****”威势，我们热火朝天地“革命”着，批教育战线的回潮风，“批林批孔上管改”，革命得不亦乐乎，真正是偌大校园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记得，当时我们中文系宿舍山墙上有一块壁报，上面有学生们的创作，多是一些配合形势的标语口号式的文字。大约在1973年下半年，“上管改”口号叫得起劲的时候，那上面成了激烈的学生们革命的战场。署名一兵、戈兵等的文字，大批所谓教育黑线，或者从外校贩卖来一些时髦的“左”的观点，斯文的校园弄得有些剑拔弩张。三年里，我们经历了批****回潮、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大大小小的运动，这小小的壁报上都及时有反映。天知道，我们这些大多是初中生，文化知识的贫血者，仅凭革命的勇气，就向这知识和文明的圣地挑战，实在是懵懂鲁莽得可以。
说来好笑，我们革命的对象，有时就是我们的上课老师。一次有位老教师上课时提到了某一篇古诗文，对有些权威的解释表示了不同观点，就有同学写成大字报，认为是****回潮风，是封资修的教育黑线流毒，好在老师们对此是见怪不怪。经过“**********”的折腾，教师们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慨，也是因为对我们这些幼稚无知的青年学生，作为师长表现出的豁达和宽容。只是私下里觉得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革命”中，表示极为惋惜。
三年的珞珈学习生活，只是人生的一瞬，我们也曾在林荫下啃读原著，也曾在教室里听老教授吟唱古诗文，也曾走出校门教学相长，调查研习传统的楚文化发展现状，也曾到码头、车间与工人们联合写史著书。然而，我们在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中，热衷于生吞活剥地读古书讲法家批儒学，结合政治形势，囫囵吞枣地宣讲自己本不清楚地史实理论，在畸形的教育下，本该吸收更多知识营养的我们却偏废孱弱地成长。三年里，我们安静地在课堂里的时间，煞是可怜，在那个白卷先生走红的年月，认真读书几近成为一种奢望，想来真是愧对珞珈名校，愧对那大好时光。
不过，回忆珞珈，有几份温馨的是同我们尊敬的师长们的情谊，是他们的无私教诲和循循善诱，即便我们幼稚莽撞，我们粗枝大叶，我们对文化的粗暴亵渎，我们的无礼和无知，而老师们特别是老教授们，是那样的诲人不倦，也许，他们知道我们这些来自基层，没读过几天书的青年人，一切对文化的藐视和轻薄，都源于自身的无知，也许，老师们那宽大为怀，是出于他们解惑授业的秉性和良知。然而，我们却没有很好地体味和理解。想起在课堂上，在“开门办学”的活动中，因我们的浅薄和无知，同老师们无理争执对峙的事，颇感愧疚和不安。记得有一次，花甲高龄的周教授，给我们讲当代词人的作品，对当代一位社会知名人士的诗词，提出了批评，我们却很不冷静地认为是对某位官员的不敬，有的同学竟指责老先生是肚量狭小、文人相轻，气得老先生无言以对。这无知而无畏的幼稚荒唐之举，现在想来有如夏虫语冰的可笑。而今这位老教授已作古，作为学生，一直没有机会表达这种歉疚之意，写下这几句文字，算是一份迟到的歉意。
走进珞珈，我们才知晓，作为百年老校，这里深藏有硕彦大儒，有不少名师大家，仅中文系50年代就有“三刘”名教授之说，而当时的老教授有李格非、周大璞、李健章等，还有因戴上各种不公正帽子的程千帆、毕奂午等老先生。那时候，给我们上课多是一些中青年教师，有陈美兰、詹伯慧、吴肇荣、孙家富、陆耀东、孙党伯、蔡守湘、苏者聪、李敬一、萧作铭、何重先等等（恕这里不一一列举），他们有的同我们一起下工厂，到农村，“开门办学”，增添师生之谊，也教我们如何读书，做学问，受益匪浅。一些老先生们或擅长诗词，或书法出众，或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各以其特有的魅力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倾慕，我们中有人至今孜孜不渝，爱好文学，专事学术，得益于老师们的启蒙。
记得当时我们系资料室在“工农楼”里，每每查阅资料时，见一老者，毕恭毕敬给我们找资料，态度和蔼可亲，后来得知他就是博学的毕奂五先生。像这样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师，那时在中文系还有几位，可是，对我们这些学生，老先生们不吝指教，毕业后，也曾多次收到老师们惠赠的著述，虽然因工作关系，案头上的书籍不少，但来自母校的老师们的礼物，未敢怠慢。读这些心血之作，常常油然生情，我知道那是母校的情结，那是对过去难忘的珞珈生活的回味和怀念。
那时候，同我们相处最多的是年级的班主任孙家富老师，他同学生的关系近乎兄弟情谊。虽然，孙老师比我们年长的同学大不了多少，可是在我们全年级同学的眼中，他是有威严的长者，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班主任。平时难见他笑容，他处理事情一板一眼。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对得起你们的荣誉。因为在他的眼中，我们这些文化底子较差的学生，胜任几年的大学生活，实在是件不易之事。尽管孙老师不苟言笑，但他性格开朗，是个直性子，嫉恶如仇，敢于批评一些不良现象，无论是校方还是来自上面的权威，他都敢坚持己见。我们没少让他操心，因学员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的人自恃出身高干，作风散漫稀拉，同样受到严厉的管教。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些来自社会的大龄学员，过去多是在车间、地头、军营，拿钳子，扛枪杆，舞锄头，习惯了力气活，而一下子安坐在课堂里，读古书、写论文，自然是不太适应、不太习惯。有时候收作业就费了班干部好大的劲。孙老师对我们的劣习往往是既严厉的批评，又予以原谅。我们的学业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有了明显的进步，到毕业时，有的同学发表了不少的作品。孙老师讲授写作和当代文学课。在我的印象中，他对于当代作家作品非常熟悉。他关心同学，对每个学生的情况都十分了解，在学习中，他要大家多动笔，多读原著。后来我喜欢上文学研究，也与孙老师的早先启蒙有关。几年前，回母校看孙老师，得知他犯有严重的心脏病，已退休在家，然而对我们的学业还十分的关心。一日为师，终生难忘，更何况在那个特殊年月里孙老师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和教诲。
几个月前，我们在京的部分同学去任邱油田一位同学处聚会，追怀大学岁月感慨无限，说起武大，说起珞珈山，说到那些朝夕相处的老师，仿佛又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寒窗日子。虽然，三年短暂的求学时光，在那特殊的年月里，我们并没有学到更多的东西，可是，那毕竟是人生中最为珍贵最值得珍视的一页，那少年意气、激扬文字的岁月，那既是苦涩而又温馨的青春时光，在我们的记忆中，占有不可代替的位置。如今我们华发染鬓，历经磨砺，但对母校的情感，仍然如初。感念珞珈，是对生命中一段特殊时光的回眸和凝注。
5.老田
老田是我们部门的老主任，原名田钟洛，笔名袁鹰，在文坛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著作，少说有三四十本，包括散文、诗歌、杂文，以及编著。他主要写散文，曾有数篇作品入选教材。
20世纪50年代，他的域外题材的少儿诗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前几年，巴基斯坦总统访华时授予他贡献奖。还有，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老委员，他从40年代起就从事新闻工作，是一位资深的报人，他的文名和资历都是令人尊敬的。
老田，是大家对他的一种亲切自然的叫法，那时候，同事间称呼简单而随意，从不叫官职，没有谁把对人的称呼与叫职务联系起来。这在当时很平常，上行下效，大家都如此，老一点的不以官位自恃，小一点如我辈，也没有在称呼上的不便和难堪。一个平常轻松的称呼，体现了单纯亲切的人际关系。
我是1982年来到现在这个部门的，之前曾在一个大学，要说那里大小也是个局级单位，有相当级别的干部，也有延安时期的“老新闻”，大家都以某某或老某小某相称，连学校的某某老师的常规叫法也不多，没人叫官职，也没有人摆架子，好像没有条件摆什么架子。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位“三八式”的干部，他的副手也是一位老同志，从年龄上我们相差三十多岁。他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拖把和抹布满楼道地搞卫生，与他们共事几年，从没有听谁叫他们官职的，连我当时作为小字辈的，也这样老武老苑地叫，没觉得什么不好。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这些当事人的带头，谁也没有把这些个或大或小或实或虚的职位当回事，这个好的传统一直沿袭下来，光大于后辈中。我那时刚到北京进机关，因了这先行的一步，来到报社后对这种平常而简单，其乐融融的集体氛围很适应，仿佛这文化机关就是这样子的，所谓官僚衙门，一点没有感觉。
按说，我应当尊老田为老师的。他不仅在资历和学识上，在生活上，是我所尊敬的老师辈的人，而在我上研究生时，他指导我的学业，也是名正言顺的老师。只不过，我们上的研究生班是集体辅导，老师多是专门指导论文写作的。可能这一点与专门的导师制的研究生不一样，所以，在几次的场合我向人介绍，老田是我的导师，他却不以为然，总说哪里哪里，一笑了之，一番真诚的谦让，也就不再多说。有时候，我想，学生不才，忝列其门，有辱吾师，而从心里来讲，我总是把他当作导师的。如前所说，他不仅是我学业的导师，而在他身边工作的那几年他对我的教育和关爱，以及他在单位以至文坛的口碑，都是为我师表，有如师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