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中国史纲》一书，称墨家为“武士的行会”。认为：墨子聚徒，组织成一个类似宗教式的“准军事”集团。墨子用墨家教义、钜子制度、严格的修身磨炼等类似宗教的方式将墨家成员凝集成一个相当稳定的行动团体。《庄子.天下》篇说：“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家以钜子为圣人，奉其为宗主，希望以此能世代传承下去。这种类似宗教的制度设计到现在还争论不休。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认为：“《天志》是迷信，是灵魂不灭说。”章太炎认为：“墨子之教，实与天方（******教）、基督同科。”胡适更为明确地指出：“墨子是一个创教的教主。”郭沫若甚至在《墨子的思想》文中断言：“墨子始终是一个宗教家。”
梁启超《墨子学案》一书，对墨家的宗教性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
墨子的天志，和基督教很相像；但有一点大不同处。基督教说灵魂，说他界。墨子一概不说。灵魂他界，没有对证，福祸之说，勉强可以维系。专言现世的祸福，越发不能自完。墨子提倡苦行，和基督教及印度各派之教相同。但他们都说有灵魂，所以在极苦之中，却别有个安慰快乐的所在。墨子若是专讲道德责任，不拿利害计较来歆动人，也还罢了。他却又不然，专说的是利害问题。利害和苦乐有密切关系，此本易明之理。他的非乐主义，已经要人把肉体的快乐，牺牲净尽，问有什么别的快乐来替代呢？却没有。顶多说我“所行合义，心安理得”，算是一种安慰。如此岂不是归到极端的良心责任说吗？他却又不以为然。墨子本是一位精于论理学的人，讲到天志，却罅漏百出，所论证多半陷于“循环论理”。我想都是因“天志论”自身，本难成立。墨子要勉强把来应用，未必不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哩。
墨子这种宗教思想，纯是太古的遗物，想是从“史角”传来的。在他这种干燥生活里头，若并此而无之，自然更不能维系人心。但这种思想，对于他的学说的后援力，其实也很薄弱；徒然奖励“非理智的迷信”。我们不能不为墨子可惜了。
日本学界对墨子学说中的宗教倾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谷中信一所著《关于墨家思想的宗教倾向以及墨家学派的宗教结社倾向》，使我们看到外国人眼中对墨子“宗教性”的解读。下面摘录文中部分文字：
墨家思想有否宗教性思想倾向？墨家学派有否宗教结社的倾向？……浅野认为：……在墨子的意识当中，首先有其思想，而后才产生了作为思想教育手段的鬼神信仰。两者的先后关系非常明显。
墨子不仅有着富于激情的性格，同时还有不惜以谎言为权宜之计的狡猾的一面。所以，其鬼神信仰还是应该作为这种倾向之一端来考虑。
对于这一点，我本人还是有些许疑问的。
首先，先秦时代的宗教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呢？我们不能以后来的道教或佛教这类具备完整的教义经典的宗教来推想那个时代。另外，似乎也不应该仅仅以《墨子》中特异的鬼神论为依据，来论述墨家的宗教性。
故此，本论述首先将从“祖先祭祀”的视点来概观先秦时代的宗教状态，然后，以墨家领袖被称为“钜子”这一现象为着眼点，通过阐明这一称谓中的内涵，对前面提到的疑问尝试提出一点浅见。
（1）先秦时代的宗教——以祖先祭祀为中心
在中国思想史上，宗教思想开始占有较大比重的是在魏晋以后，是随着佛教的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道教的新发展而呈现的新时期特色。这一时期被称为儒、佛、道三教交融时代的理由正在于此。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先秦时代完全没有宗教思想，只是说先秦时代没有像佛教或后来的道教那样具有体系化教义的宗教思想。（作者插言：后来之道教把墨子称之为其教的“地仙”，将墨子学说收入道教经典，事实本身即透露出原初墨子学说的宗教倾向。）
祖先崇拜是指具有支配某一个人（或团体）的能力的灵魂，因由某种血缘关系与此人（或团体）相关联的信仰，以及基于这种信仰所形成的观念和礼法体系。
当然，这种“祖先崇拜”并不是由于某个特定的人物乃至某个学派的倡导才开始的，而是由朴素的宗教感情自然演绎出来的一种宗教现象。
池泽阐明了“祖先崇拜”和对“天”的信仰是相互补足的一种宗教政治现象，恰似车的两个轮子一样。
（2）墨家的“鬼（鬼神）”
墨家所说的鬼（鬼神）即是池泽提到的“祖先灵魂”，这是不容置疑的。并且，《大取》篇中的“治人有为鬼焉”这句话虽然有些晦涩，据《墨子间诂》解释，其意为“言治人之事、兼有事鬼，若祭祀之类”。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明显，此处的“祖先祭祀”是与政治活动直接相联系的。即：墨家的政治学说与鬼神信仰显然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墨家是原原本本地继承了殷代以来的“祭政一致”的传统政治宗教思想的。
墨家的“鬼（鬼神）”信仰和“天”的信仰互为表里，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的（《天志》篇和《明鬼》篇应该这样对照研究）。这作为先秦时期的宗教思想，则是极为普遍的观念，并非墨家所独有的思想。换句话说，墨家的“天”信仰是与“鬼（鬼神）信仰”不可分离的，所以墨家同时主张“鬼（鬼神）”信仰和“天”的信仰，在先秦宗教思想史上也是必然的事情。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明确墨家宗教思想上的倾向，接下来将探讨关于墨家团体的宗教结社倾向问题。因为两者可以说是硬币的正反两面。
（3）墨家集团的宗教结社倾向——以“钜子”的含义为中心
墨家集团是非血缘集团，但是，其集团原理却是继承了宗族集团的原理的。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只能认为，“钜子”之谓，作为赋予拟似宗族集团领导者的称号是恰如其分的。
如果将这个拟似宗族集团的外延无限地推而广之的话，势必将遍及天下。“天”自不待言，此时“鬼神”也将超越一宗一族的祖先神的界限，扩大成为天下万民所敬畏的对象。所谓“兼爱”“非攻”不能不说是这种自然而且必然的思想的表露。这里有墨家对于传统宗教——祖先祭祀的革新。亦可称之为宗教改革。
胡适称“墨子是一个创教的教主”，显然是指墨子担当了墨家的第一任“钜子”。
对墨家“钜子”制度的含义，日本研究墨子的学者谷中信一在《关于墨家思想的宗教倾向以及墨家学派的宗教结社倾向》一文中，有很精辟的论述：
关于“钜子”，渡边卓指出：
①不仅集团内的职责规定严明，而且一切秩序由钜子掌握。
②钜子不仅亲自统领一个守备集团，而且可以号令数个支队组成的大集团，并拥有掌管其秩序的最高权力。
③钜子制度恐怕与墨子集团形成时间是同步的。
④钜子地位的继承，从孟胜和田襄子的情况来看很显然，不是一般成员的推荐或选举，而是由前一任者的指名或委托来决定的。
渡边认为这样的领导者之所以被称为“钜子”，因为：
①“钜”字是工人领袖持“钜”的形象。
②作为工匠的墨子几乎是将当时的工人组织原封不动地转化为集团的。“钜子”原本是工人集团的领袖之意，在墨家集团中也就直接被作为领导者的称呼而使用了。这一点与渡边推定墨子出身于工匠阶层不无关系，可以从其“作为工匠的墨子将当时的工人组织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转化为集团”一句推论。
墨家是具有强烈宗教性的集团。如果是这样的话，“钜子”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凝聚力，只能是因为其作为非凡的领导者得到了全体成员的认可。“钜子”不仅在政治、经济甚或军事等方面统领着墨家集团，而且，还作为他们精神上的领袖，换言之，即宗教领袖君临其上。
“钜子”或者可能就是原来宗族组织中的“家长”之意。《说文》中有以下的记载为此推测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父，巨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
由此处极简单的记载可以看出：“父”即是“巨”，也就是作为家长，处于统领教育宗族成员之领导地位的人物。
所有的“墨者”，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最高领袖──“钜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福永称之为“激烈的殉教者式行为”。在墨家的组织内部，甚至可以动用私刑，处决违法乱纪的人。而且墨家钜子的接班人制度，并不是民主选举，而是由前任钜子指定。这一套制度设置，经历过二十世纪从辛亥革命到苏维埃十月革命疾风暴雨般革命的人们，不难体察到其中的弊端。墨家“士为知己者死”的游侠作风，以奋不顾身的行刺来实现自己信念的行为，又开启了“恐怖主义”的先河。历史学家顾颉刚精辟地剖析了这一现象：“及汉代统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强，儒者久已尽其润色鸿业之任务，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这段话也透出了墨家学说由“显学”而几成“绝学”的些许信息。
墨家学派不仅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且是一个严密的社会化组织机构。墨子要求墨家成员自觉地严格遵守墨家教义。这样的团体，最讲究的就是令行禁止，绝对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