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林刚下楼，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他又噔噔地跑上去，找到钱东弈说：“你看，我又想起来，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还要向胡院长说一下？”
钱东弈迟疑了一下，说：“我也想到了，我认为，还是别说了。胡恒德是美国人，古人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来胡恒德肯定不会放我们走的；二来他如果向日本人告密，我们就惨了。”
张先林摇摇头：“不应该这么说，我认为还是应该告诉他，他是我们的院长，我们这么多人走了，不告诉他不好。还有，我们本月的薪水还没有发呢，告诉他了，他肯定会把我们的薪水结了，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钱东弈皱起了眉头，“那，再权衡一下，别因小失大啊！”
张先林忙答应：“我会见机行事的。”
张先林来到胡恒德院长办公室，胡恒德正坐在沙发里，唉声叹气。张先林说：“胡恒德先生，我要去武汉参加红十字会的救护总队不能再为协和服务了。”
胡恒德看看张先林，说：“不行，张先生，你不能走，都走了，我们协和怎么办？”
张先林说：“我可以不走，可是，你要把门口的日军岗哨撤掉，不允许日本人随便来这里胡作非为！”
胡恒德生气地站起来：“张先生，你说得很对，日本人竟然欺负到美国人的头上来了！我已经给洛克菲勒总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分别写信了，让他们来保护协和的权益，可是，总部回函说办不了，让我小心为是，大使馆根本就不回信，对此置若罔闻！我该怎么办？”
“大使馆代表美国政府，为什么对我们的质问不回函呢？”
“唉，我正发愁呢！是不是这些大使馆的官员们考虑到《中立法案》呢？这真是鸵鸟政策！”
张先林看到了胡恒德的态度，心中暗喜，他依旧不动声色说：“既然院长阁下不能确保协和教师学生的安全与权益，那我就要离开，而且，请允许和我一样的中国人离开，并且，要保证我们这些教师的本月薪水！”
胡恒德蔫了，他说：“你说得有道理，我全都答应，我这就安排财务室，给你们发薪水，还有一笔补助费。”
张先林向胡恒德鞠了一躬，说：“谢谢胡恒德先生！”
胡恒德握住张先林的手，说：“张先生，看来协和在日本人管理下的北平真是没法存在了，我也准备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交辞呈了！”
张先林找到钱东弈，告诉他胡恒德同意辞职并且补偿薪水，发给一笔补助费。钱东弈奇怪地问：“我还正在担心呢，你是怎么战胜美国佬的呢？”
张先林笑了：“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了解美国人，他们和日本人不一样，美国人讲规则，愿赌服输，日本人是什么也不讲。所以你把问题摆在那里，是他们做得不对，美国人就会认账。”
钱东弈赞同地点点头：“那我们就分头联系教师和学生吧，你说，薛庆煜、汪凯熙那些学生，咱们还带他们走吗？”
张先林想了想说：“他们还有一两年就毕业了，还是应该让他们毕业才好，这一次就不带他们了。”
钱东弈也点点头：“好吧，我们就分头行动。”
两天之后，张先林、钱东弈、王媛媛等十几位中国专家和护士都穿着白色隔离服，推着三辆医院里的运尸车来到了校门口。
张先林先去找执勤的日本士兵，对他们说：“快，医院里发现了鼠疫病人，十分严重，为了隔离，要将病人尸体运到城外去火化，否则大家都会传染，请求你们检查！”
日本士兵一听是鼠疫，哪里敢来检查，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接近，一个军曹远远地摆摆手，厌恶地喊道：“快走，快走，病夫支那猪！”
护士们拉起车子，医生们在后面跟着，走出了大门。他们转过一条街，来到大新诊所，把运尸车上的行礼取下来，换上西装和便服就要一起去火车站。这时，麻秆儿说：“各位专家，你们不能走！”
张先林一愣，问：“为什么？”
大家立刻紧张起来，他要干什么？莫非麻秆儿是坏人，要向日本人告密？
麻秆儿看到大家紧张，兀自先笑了：“各位专家，我看出来了，原来你们要离开协和啊？可是，你们不能这么走！”
王媛媛抢过话来，生气地说：“你什么意思？要把我们交给日本人吗？”
麻秆儿捶胸顿足，号叫道：“天地良心，我怎么能做那种忘恩负义的事呢？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你们这些专家给我这种小诊所撑门面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情急之下，眼泪差点掉下来。
王媛媛步步紧逼：“那你什么意思？”
麻秆儿说：“我的意思是，你们刚出了协和医学院，还没有出北平城呢！城门口还有鬼子呢，你们应该穿着这套衣服，一直到城外，再脱下来不迟啊！另外，还有——”
王媛媛急了：“还有什么问题？！”
张先林拦住王媛媛，说：“媛媛，别那么凶，让麻老板把话说完嘛。
麻秆儿哭丧着脸：“你们就这么走了，以后我的小店谁来照顾？干脆啊，我跟你们一起走算了！”
钱东弈害怕麻秆儿跟着吃苦，便说道：“你这个诊所挺好的，靠近协和，许多人都认为你这里是协和开的诊所，就在这里就诊，收入肯定不错，你舍得丢下这个诊所？”
麻秆儿低下了头，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是有点儿舍不得，可是，你们这些协和的大专家要去的地方，要干的事情，那还能有错？跟着你们走，肯定错不了！你们剩下的，就够我吃喝的了！”
张先林严肃地说：“麻先生，您说错了，这次和以往不一样，我们这次可不是去挣钱，也不是去享福的，我们是去抗日，是去受罪的，您可要想好了！”
麻秆儿拍着胸脯说：“你们都是大专家，大文化人，能去干傻事儿？跟着你们走，肯定错不了！我啊，就跟定你们了！”
王媛媛快人快语：“那行，说话算话，可不许后悔啊！”
麻秆儿发誓道：“谁后悔，谁就是王八蛋！”
钱东弈无奈，只得催促道：“那行，我们再把衣服换过来，穿上隔离衣，你也赶紧收拾收拾，咱们一起走。”
这些人推着运尸车，经过永定门的时候，日军也是远远地捂着鼻子，催促他们快走。
永定门外，是一条通往保定的官道，向南方去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张先林就领着大家，跟着逃难的人群，向着南方，一路迤逦而行。
美国，纽约曼哈顿洛克菲勒大学校园里，绿草如茵，这沁人的绿色与红色尖顶的教学楼，还有澄碧深邃的蓝天，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屏。范·斯莱克教授打开教学楼下自己的邮箱，从一沓报纸中掉下了一封信，他弯腰捡起来一看，这是一封来自中国武汉的信，那漂亮而又熟悉的字迹，一看就是自己在中国的好朋友——林可胜博士寄来的，还没有打开信，范·斯莱克教授就开心地笑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老朋友，你终于来信了，肯定是你的救护队有了眉目，否则，不会轻易给我来信的，看看需要我做什么！”
范·斯莱克撕开信封，打开信笺，果然不出所料：林可胜已经辗转到了中国中部的一座城市武汉，并在那里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认可，要组建一支为中国抗日军民服务的战地救护总队，希望能得到范·斯莱克在资金和医疗器材、药品方面的支持。
范·斯莱克点点头，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起草了一封给小洛克菲勒先生的信，告诉他中国北平协和医学院原执行院院长林可胜博士离开协和之后，要在武汉组建一支战地救护队的事情，希望基金会给予支持，并附上了林可胜的信件。
很快，范·斯莱克就收到了小洛克菲勒先生的亲笔回信，信上说希望范·斯莱克先生注册成立一个机构接受捐款，并进行多方的募捐确保将捐款送到林可胜先生的手中。
范·斯莱克分别找了几位教授，商讨如何能够更好地帮助林可胜和他的战场救护队，最后决定在美国成立一个医药援华会，帮助林可胜博士进行筹款和募集药品。
一天傍晚，在洛克菲勒大学校门口，范·斯莱克和他的学生们一起站在一个募捐箱旁边，为林可胜教授和他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募捐，募捐箱上写着：
Please donate to rescue the injured Chinese soldiers！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请为救助受伤的中国战士捐款吧！
美国医药援华会
一位叫詹姆斯的高大帅气的美国男生向行人发传单，大声说：“请停下你们的脚步，为中国红十字会抗日救护队捐款吧！”
一旦有人停留，范·斯莱克教授就开始讲述林可胜的故事，许多洛克菲勒大学的师生为之感动。
一位美国老人经过，他停下来问道：“范·斯莱克教授，您怎么能在路边募捐呢，这样不好！您是洛克菲勒大学的著名教授，会影响您的形象的！”
范·斯莱克脸上有些难堪，不过他马上振作起来，笑着说：“约翰先生，组建中日战争前线救护队的是一位中国著名大学的院长，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要为朋友募捐！”
老人从兜里掏出二十美元，塞到捐款箱里，一边塞钱，一边说“那好吧，范·斯莱克先生，我就为了你的朋友来捐款吧，这是二十美元，请转交你的中国朋友。”
范·斯莱克握住老人的手说：“谢谢约翰先生，上帝会保佑您！”
一群中国留学生围住范·斯莱克教授，要求参加募捐活动并且加入医药援华会，范·斯莱克高兴地接纳了他们。
夜里，范·斯莱克和詹姆斯以及留学生们收起捐助箱，来到范·斯莱克的办公室，大家一起清点捐款，詹姆斯声音嘶哑地喊道：“啊，范·斯莱克教授，真是太棒了，今天我们竟然募捐了八千三百多美元！”
出人意料，范·斯莱克教授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高兴：“可是，我看啊，这些钱确实是太少了呢。你想啊，中国发生战争，许多的士兵在流血，这些钱能救助多少人呢，我们要继续募捐！”
詹姆斯立即答应：“那好啊，我们星期天到纽约大街上去募捐吧，我在街上看到有不少募捐的呢！”
范·斯莱克伸出大拇指，说：“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可是只有我们这些人，影响还不够。我要给现任的罗斯福总统和前总统胡佛写信，让他们一起上街，为中国抗战受伤的士兵捐款！”
詹姆斯高兴地拍着手说：“范·斯莱克教授，您真是了不起！”
平津的陷落，淞沪的硝烟，南京的屠戮，深深地折磨着那些远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一些正直而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回归祖国，参加抗战。
在一艘从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开往中国香港的轮船上，有一位身材修长、面颊瘦削的中国人，他穿着黄色的风衣，每天都倚着船舷凝思。近处，群群海鸥随着轮船一边飞翔，一边长鸣。远处，朝晖夕阴，海天一色的风景像一幅随意涂抹的画板，展示着变幻莫测的瑰丽景色。但是，地中海的旖旎风光似乎与他无关，他的沉思已经飞跃千万里，回到了炮火蹂躏的故土！他就是青年骨科专家屠开元。
屠开元，一九○五年出生于上海，少年有奇才，十七岁时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一九二九年，二十四岁的他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一九三三年，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进修矫形外科，由于善用石膏来固定手术后的肢体，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渐渐有了名气，号称“中国石膏先生”。听到日寇一步步进攻中国，特别是家乡上海沦陷、亲人死于日军炮火的消息，他再也无法偷安于异域，毅然收拾起东西，乘船回国。
船到印度加尔各答港，涌上来一帮船客，在这帮英国人和印度人中，有一位西装革履打扮、面色黝黑的年轻人，他一上船，看到倚在船舷边忧郁的屠开元，就像遇到了久违的亲人，高兴地向屠开元打招呼：“你好，你是中国人吗？”
屠开元看看眼前这位热情的印度人，丝毫不感兴趣，回答道：“是的，我是。”
面色黝黑的青年人高兴地说：“嘿，我也是！”
屠开元这才开始笑了：“看不出来，我的同胞很少有您这样的。”
年轻人看看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是随着国际联盟医疗专家组来印度调查霍乱的，在这里待了两年，你看，人都晒黑了！”
屠开元看着这位同胞，突然有了说话的欲望，他问道：“你也是一位医生？”
年轻人又笑了起来：“是啊，我叫陈文贵，是一名细菌学博士。”
屠开元不得不对这位年轻人刮目相看，热情地伸出手来：“幸会啊，陈博士，鄙人屠开元，上海人，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
陈文贵惊喜地说：“这么棒！我不仅能找到一位同胞，还是医学同仁呢！国内打仗呢，你回国去做什么？”
屠开元不高兴了，他轻蔑地说：“兄弟，正因为打仗，我才要回国呢！我可不像一些人，借口一些国际组织的邀请，在海外做缩头乌龟。”
陈文贵丝毫没有察觉屠开元的情绪，惊喜地叫道：“这么棒！我也是回国抗日的！我的老师林可胜在武汉组织了一支红十字会抗日救护总队，我就是要到那里去做一名医生，为抗战的军民服务！”
陈文贵的热情，特别是他回国的愿望，一下子拉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屠开元忍不住对这位年轻的细菌学专家产生了极大的亲近感，他伸出双手，再一次握住陈文贵的手，说道：“心同此心，我这次回国，也是准备为抗战服务的！”
陈文贵好奇又关切地问道：“那你找到医院了吗？回国以后到哪里去？”
屠开元犹豫：“这个还没有具体的打算，想着找到政府的医疗机构再说。”
陈文贵热情地说：“那你也去抗战救护总队吧，林可胜博士是那里的代理总队长，他一定欢迎你，我就代他邀请你去！”
屠开元笑了，连续一个多月来的忧郁和愁苦一扫而光：“那好啊！你说的那位林可胜博士，是不是就是中华医学会会长林可胜？”
陈文贵介绍说：“没错，我就是林先生的研究生，林先生是中国医学界的一位传奇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林先生在英国应征服兵役，曾经从事四年战地医护工作，很有战地救护经验啊！”
屠开元佩服地点点头：“我曾经投稿给林博士主编的《中国生理学》杂志，没想到有幸得到林博士亲自修改，至今仍感动佩服他治学的严谨。行，我就跟着您去投奔林博士和他的救护总队！”
船到香港，一位身穿红色制服的年轻漂亮小姐在码头上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迎接国联专家陈文贵先生”。陈文贵和屠开元与小姐见了面，小姐主动介绍说：“我是孙夫人的秘书小张，孙夫人让我来码头迎接陈先生，欢迎回国抗战！”
陈文贵向张小姐介绍与屠开元认识，张小姐也表示欢迎，说孙夫人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二人跟着张小姐上了车，张小姐带着他们来到中环一处古色古香的酒店，端庄美丽的宋庆龄女士已经在酒店的房间里等着了。孙夫人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代表中国抗战同盟欢迎他们回国参加抗战。
席间，孙夫人对他们二人能够放弃海外优越条件和工作生活环境，回到中国参加抗战表示十分感谢，并留下了自己的通讯地址，一再强调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给自己写信。二人都希望到林可胜的救护总队去工作，孙夫人也很高兴，嘱咐他们在路上要小心，到武汉之后写信报平安。
晚饭后，张小姐领着他们到中国抗战同盟在香港的酒店里住宿两个人在酒店里又谈到很晚，对未来的工作和抗战生活充满了热烈的期待。
第二天，二人一起坐船去广州，又从广州乘坐火车去武汉。
武汉成忠路红十字会首都医院里，林可胜为救护总队的筹备工作正忙得不可开交，工作人员说，有一位上海的老朋友来见，林可胜出门迎接：竟然是上海东南医院的老院长汤蠡舟。
林可胜想起当初在上海时，二人在松江中学共同救护伤员的日日夜夜，感到十分亲切，伸出双手，与汤蠡舟来了一个紧紧的拥抱！
林可胜将汤蠡舟请进房间，倒上茶水，二人聊起当初在上海参加淞沪抗战的情景，都感觉宛如昨天，唏嘘不已。原来，当时在淞沪抗战中，东南医学院被炸毁后，二人一起在松江中学继续工作，后来林可胜被庞清派到南京组建中国红十字会首都医院，就离开了上海上海沦陷后，汤蠡舟到中国红十字会苏州第七伤兵医院工作，后来苏州也沦陷了。汤蠡舟就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来到武汉。他认识到了大医院在战争中的弊端，亲自去军医署找刘瑞恒，诉说林可胜关于战场救护理论的重要性，也要求组建一支战场上的救护队。刘瑞恒告诉他，林可胜和红十字会首都医院已经来到了武汉，救护总队正在筹备组建中，让他来找林可胜，协助林可胜工作，这才有了二人的别后重逢。
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林可胜和汤蠡舟关于抗战救护的思路已经趋于一致，他们坐在一起，共同谋划救护总队未来的工作。
在拥挤的新加坡码头上，壮实的汽车司机胡会林也收到了林可胜的信，他高兴地奔走相告，见人就说：“我大外甥林可胜来信了，他组建了一个红十字会抗战救护队，要我回唐山打日本呢，你也去吧！胡会林本来在司机当中就很有人缘，他疏财仗义，敢打抱不平，大家都很信任他，称他为“大胡”。码头上的司机们听说大胡要回唐山打倭寇，救祖国，也相约一起回去。他们雇了五艘大船，把几十辆汽车装在船上，准备一起回国。
临走，胡会林去牛车水的老街林宅找表姐胡阿兰和姐夫林文庆告别。胡阿兰气得不得了，说他不懂事，放着码头上的好生意不做，要到唐山去吃枪子儿，脑袋进水了！胡会林不做解释，只是憨憨地傻笑。
林文庆嘱咐他要好好地帮衬着林可胜，也给林可胜带着一封信，嘱咐林可胜一定要珍惜难得的抗战机会，多做工作，新加坡家里的事情不要管。
胡会林离开林宅，大步流星地向码头走去，喊着司机们一起将汽车装上大船。他一转身，竟然发现林可胜的儿子吉米也跟着跑来了，他认为吉米是来送行的，还夸奖吉米懂事儿。
装完汽车，货船就要起航了，可是吉米扯着胡会林的衣服，也要跟着上船。胡会林让吉米下船回家，吉米坚决不下船：“舅爷爷，你带我去吧，我要去唐山找爸爸，我想爸爸，我要跟着他去救国！”
胡会林拉着他下去，“那可不行，孩子，你还小，不能去！你的爷爷、妈妈都不会同意的。”
吉米使劲儿抓住船舷，就是不下船：“不，我要去找爸爸！我好久都没有见到爸爸了，见了爸爸，我就回来！”
一任胡会林怎么劝，吉米就是不下船，胡会林和司机们也都着急了。
这时候，玛格丽特跌跌撞撞地找来了，一路喊道：“吉米，你在哪里啊？有人看见吉米了吗？”
吉米下来船，抱住妈妈，哭着说：“妈妈，我想爸爸了，我要跟着舅爷爷去找爸爸，找到他，我就回来。”
玛格丽特也哭了，说：“孩子，你可不能走，波比爸爸不在，你再走了，我该怎么活啊？！”
呜——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开船了，胡会林和司机们看着码头上的这一幕，都留下了心酸的热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