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休会期间，我参加“外委会”活动。有次到一个乡镇企业办得出名、经济效益显著的县城视察。看过与外国合资的服装厂、皮革厂、玩具厂，接下来与当地干部座谈。这地方是作为先进典型公开介绍过的，在发展经济、脱贫解困方面确实有明显成绩，当地干部也听惯了捧场话。有几位开头发言的人在提出意见同时，也免不了附加几句赞扬。我身旁坐着位大鼻子黄头发的“华籍洋人”政协委员。别人发言时，他作了个不以为然的表情，就低下头喝水，一声不吭。过了一会，会议主持人忽然叫着他的名字，客气伸出手说：“请您说几句吧！大家欢迎厂说着带头鼓掌。等掌声停歇，那位委员用带洋腔的中国话说道：“我说话不好听，怕你们不欢迎！”当地同志马上说：“欢迎批评，什么话我们都爱听。”那委员便站起身来：“既然这样，我就说两句。请问门口那辆奔驰轿车是谁坐的？”人们一下都被问愣了。会场里嘁嘁喳喳，却没人正式回答。那位委员便提高嗓门又问了一句：“那辆高级轿车到底是谁坐的？”一位企业负责人举手，小声应道：“是我坐的。”那委员马上冲着他说道：“你知道在西方这是什么人坐的吗？”不等对方回答他便气哼哼地说道：“那是大资本家，高级官员坐的！连发达国家也只有富豪才坐得起，咱们不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你们这里不是刚脱贫吗？一个厂长就坐这种豪华车？你坐得安心吗？”
会场一下子静下来了，鸦雀无声。那位委员又指出我们参观的合资工厂，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动条件等方面有严重的不合格状况。有位企业负责人想辩解，说曾经有关部门检查过，领有合格证。他摇头：“这一套我懂！可我也懂什么叫危害工人的健康！我就是大夫！”他愤慨地责问：“这种情况在他们欧洲和美国允许吗？他们不允许干的事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干？中国人不是奴隶……” “说得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比他发言开始时热烈多了。
我对他肃然起敬。方才记起有本材料上介绍过，他是和白求恩一样，当年为支持我国人民抗日，漂洋过海从西方世界来到这个东方国度的。经过几十年战斗，他跟这块土地和它的人民结下深厚感情，他离不开它了，决心加人中国国籍，由贵宾变成了它的主人。
我曾想：他那么直率发言，是否跟西方人一向直来直往的习性有关？也许他还没学会中国式的含蓄和谦逊？
去年视察、参观陕北，我又和他结伴。在西安革命博物馆，人们看到有张历史照片，拍的是毛泽东接见外国专家，照片上那位外国专家正是我们身边的这位委员，顿时欢呼起来。他却连连摆手，躲到一边独自看展览去了！有人还喊他，同来工作人员小声说：“别叫了，他原来跟前边那队人走的。知道有这张照片，进门后故意落在后边，没想到又赶上了我们这一拨……”这时他一面急忙离开人群，一面举起手中的说明书挡住了半边脸。我才明白：原来他很懂得什么叫含蓄和谦逊，也习惯于中国人的习性！上次发言完全是出于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感！胸怀坦荡，尽职尽责！也许他的话欠全面，也许当事人还有理由解释，但谁也不能否认它表达的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感和崇高品格。
世纪末还乡游
读过(徐霞客游记》、《老残游记》、《赤壁赋》、《桃花源记》等文章，谁还敢再写记游文章？偏在2000年接近尾声，赶上一场特殊的旅行。要写怕出丑，不写憋得慌。造成我世纪末最后一次苦恼。
一是地点特殊——云南文山。云南名地甚多：傣族有版纳；纳西在丽江，大理三月好风光，泸沽湖边女儿国，我都有幸到过。对文山这个“苗族壮族自治区”却从未想去过。画家黄苗子就用广东腔说过：“我这个苗子是假的啦！真苗族在湖南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韦麒麟是壮族，家则在广西。我想文山未必有典型性。这次一看，才知道这里竟是壮、苗、瑶、彝、侗、佤等好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头一天参加广南县对河村联欢，在村外小桥边手捧酒杯边舞边歌来迎接我们的村民就不少于五六个民族。服饰多彩，语言多样，礼仪有别。有的先唱歌后敬酒，有的先敬酒后唱歌。这边是小伙自己先饮一口后再敬给你。那边是敬你喝完姑娘才举杯沾一沾唇；有的几位老人来敬酒，你举杯沾唇老人就躬身后退了；有的一群姑娘来敬酒，酒不喝干姑娘们就不停唱歌……只一个敬酒就有这么多学问！
第二特殊，是我们这批游子真正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台湾的黄春明、吴梦樵；有来自美国的少君、周琼；香港的海辛，澳门的梁淑琪；加拿大的冯湘湘；日本的华纯……而且大都不是一个人来。吴梦樵由妈妈带领，余国英有先生跟随，黄春明请太太监护……我也是由太太领导着来的。平时连外省都没去过的少数民族同胞碰到这批来自世界各地惟独没接触过本国少数民族的来访者。双方都有点惊奇兴奋之状。而听当地干部介绍情之后，目光中都充满新鲜和好奇。待到两边人手拉手围坐到篝火下，开始喝酒谈心，却发现陌生归陌生，亲切却照样亲切，究竟是同胞骨肉，说起话来推心置腹，跟访问外国或迎接外宾的心境绝不相同！这就引出了第三个特殊性，100年前的中国人是在烽火血泪中走出19世纪的，今天他们的子孙竟能聚在一起欢声笑语迎接21世纪、是巧合也是幸运。中国人这一百年没白过。下容易，也够英雄！没理由不相信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创出更大奇迹。
写到这就要说两句感谢话了。这次旅行办成首先要归功于《世界华文文学》杂志。这杂志因为改版，今年最后一期就收摊儿了。多年主持其工作的白舒荣女士力倡要用颁奖会来向多年合作过的作家们表示谢意。出版社领导谬力女士极为支持。于是从该刊近年发表的小说中评出十五位获奖作者。奖好评可没钱办不好事，她同时就与“鹏程文化基金会”会长陈志鹏先生联系，在陈的协助下又与热心以文化建设回报社会的“云南昆明盘龙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张彦生先生搭上线。条件是奖项定名为“盘龙杯奖”，活动经费由“盘龙公司”负担，再与正在文山区广南县召开的笔会合作，一拍即成，三厢情愿。不声不响的为一批作家圆了回故乡采风心愿。
谁也没想到“风景这边独好！”像桂林山水那样奇特秀丽，却又有它自己的特色。这里的溶洞怪、多、深、阔；在像滩江那样亮丽的水上乘船到山前划进洞内，绕过九曲十八弯竟能从山后另一侧重返江湖！这里一切都还保持着自然本色，因为尚未开发，因而也还没太多人为破坏。
这里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像其山水一样保留着太多善良本色。在他们亲切纯朴，赤诚热情接待下，我们一下也变得天真无邪了。记不清游了多少天，走了几处地，只记得有时走到村边就碰到上百人边歌边舞欢迎；有时直进到深谷才见乡亲们坐在篝火旁等候。有一个被称作“公主坟”的山沟。那里原来埋的明朝流亡皇帝永历的妹妹。去的路上人们还为这位金枝玉叶亡国之后，贫病而死在逃难路上感到凄苦。那知还没到那坟地，却路边山坡站着十多位彝族乡亲向我们载歌载舞，一问才知道这片山上有一个彝族村寨。村民听说作家要来看公主坟，自动赶下山来敬酒恭候。因为当年公主病死山下荒坡，就是这里的彝民先人发现后，感念明朝天子对彝家的团结宽厚政策，冒着被清兵惩治的危险把她收殓起来的……听到这话，我对公主的同情被对少数民族德行善举的感佩所代替了，甚至觉得这位公主比他哥哥幸运。因为她去世后没多久，哥哥就被他的汉族宠臣吴三桂杀死在昆明。并以此向清王朝请功。
我们还做了事先不作任何准备，即兴式采风。路过一个村庄，想进去看看就闯进村去。这里的气氛和平安静，家家门户洞开，你从门口一经过，主人就请你进屋里喝茶。见到有女作家，村里姑娘们就迎上来问候，并主动当向导作解说。领我们看村中公共活动室，看各家主房大厅。也看彝族女孩特有的，离开父母自己独居的“花房”。有人小声问：“你会在花房约会男友吗？”她们大方的说：“不，我们跟男朋友相会有专门的地方。叫‘情人房’。离父母更远。”同来的人有一位要看“情人房”，那姑娘却摇头说：“我们的习惯，情人房不能叫别人看。”这本来就很够友善了。不料竟有位当地写文章的年轻人大模大样的坚持说：“习惯是可以改的嘛！叫我们看看好了！”那姑娘立刻脸红成片，含着泪把头低了下来再不说话。我为同来者感到羞愧，忍不住大声说：“小老弟，老乡们这样尊重我们，我们也学着点尊重别人行不行？”那朋友讪讪地走开了。姑娘竟带着泪痕向我们致谢。坚持请我们到她家喝一杯茶，到他家后她用彝语跟妈妈说了几句话。老妈妈立刻端出茶壶来沏新茶。悄悄用汉语说“谢谢你帮我姑娘拦住，没看情人房，我们这里习惯，领外人看了情人房，情人就要跟她绝交的……”
春明听到这件事，愤愤地说：“我要提个建议，云南朋友热心招待我们我感谢。但是不能什么要求都答应，不能把外边来的人惯坏了！”
除去这件小事，其余时间都在欢笑声中度过。篝火联欢，我们不仅欣赏而且参与。各自表演自己的拿手戏。虽然都是不折下扣的中国人，可是竟能唱出来这么多种语言，跳出这么多不同舞态。黄春明太太用福建方言唱台湾歌，春明就站在一边用国语翻译，不仅翻译得一字不错，连表情都力争与太太同样动人。我这次才知道黄春明除去会写小说，会作演讲，还会表演杂技！有一天联欢会开场是苗族踩高跷。木跷比汉族的高、表演也难。大家用掌声把高跷表演者送下台后，便欣赏壮族，瑶族，彝族等一个个民族节目，谁也没注意黄春明失踪。四五个节目演完，正在等待新节目上场时，突然发生一阵骚动，目光都朝上场口看去。我也跟着往那边瞧、不瞧还好，一瞧大惊失色。因为看见从树林之后黑暗之处众人拥戴出一个怪物般高人来。此人足有3米多高，下粗上细，很像个软而活动着大肉垛。等到灯光之下，才发现上边只有一个人头，下边却有四个人头，原来是下边左右两侧各有两人抬着上边那人一条绑了高跷的腿。也就是说下边八条腿抬着上边两条腿在一点点往前挪。上边那人用手扶着下边人的脑袋，却还左摇右晃。还不断发出又像笑又像哭的惊叫声。直到这时人们才认出那位被抬在半空中的不是别个，乃大写家黄春明是也。于是满场响起春雷般掌声，就在这掌声中，下边四人撒手后退一步，与此同时黄春明先生就扬起两手作要飞之状，只是不向上飞而往地下扑来，似鞠躬又叩头般、连叫带笑趴到了地下，由抬他的少数民族兄弟当众解下了高跷他才站起身来，正正式式作了个谢幕的动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分手时大家都恋恋不舍。黄春明感叹地说：“多少年没这样疯过了，过得真痛快！”
真的，我们疯得很痛快，终身难忘。我最不能忘的是这次行动竟是几位房地产和文化界的热心朋友在毫不声张，默默奉献，幕后努力的情况下实现的。事前没宣传，事后也没吹嘘。以至人们甚至记不得主办人出资者的姓名头衔。最多只记得“盘龙区房地产公司”和文山区、广南县等几个政府文化机构的名称。从这里似乎感到了中国人正在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我认为这是21世纪华夏儿女生活上的好征兆。
巴黎城内的山东大嫂
我和香港影星岳华去巴黎，是为拍摄电影《烟壶》打前站的。到巴黎之前，我没想到会碰到山东老乡。所以在巴黎繁华的街头，我看见这女人穿着大襟小褂，千层底绣花布鞋，梳着沂蒙山区农村发式，开着漂亮的轿车飞驰而过，我真不相信这是事实，怀疑眼花了产生错觉。当我正疑心自己的神经是否有病，漂亮轿车拐进岔路停下了。驾车女士朝我们走了过来，笑着对我说：“你就是才从北京来的邓大哥吧……”身边华侨朋友肥仔为我介绍说：“这就是兰英，徐教授的夫人。”我这才明白这就是我们正等候的人。
我问为什么太太开车来，徐先生不来，是不是他不在家？肥仔说老徐来也没用，他不会开车只占个座位。不如叫他在家为我们准备茶水晚饭。“看来老徐离开太太什么也玩不转。”肥仔笑着说：“徐太太确实能干，在巴黎华人社会中，她法语说得最好，绣花绣得最美，治家治得最精。人们说她是贤妻良母的标本，中国女性的骄傲……” 听他们这样说，我认为徐太太是位欧化了的华裔女性。想不到穿装打扮，神情口音还保持着沂蒙山区土风土味。怎么看都还是个中国农村妇女。这使我产生了好奇心。这天下车在他们家，我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解她的出身、经历上。
我从他们的婚姻打听起，答案竟令我大吃一惊。我问老徐：“太太从什么时候定居巴黎，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老徐说：“文化大革命后期中法建交第二年，我回国探亲订的婚。那以前她连济南都还没到过。”我问：“那太太是先受中文教育了？”徐太太说：“在家里时就上过10天扫盲班，发现我是地主子女，就被清除出来了。文化学习是到巴黎后开始的。一人手就学的是法文。”老徐拿起本法文小说：“你看，她现在也还是只能读法文书。看香港电影也只能看带法文字幕的，中文字幕的看不懂。给家里写信她先写法文，我再替她译成中文才能寄回去。”
于是，我就请他们从头介绍他们结合的经过。
定亲
徐先生叫徐广存，山东临沂人。60年代初从台湾到了法国，是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教授。当时老徐青春年少，交了不少金发碧眼的女友，在华人中博得“风流才子”的雅号。有朋友劝他早日成家，他却迟迟难下决心。一直到老徐回大陆观光了半个月，回来后就正式宣布他已订婚，找的是中国山东沂蒙山里的农村姑娘。大家还以为他说笑话，不久一位去中国办事的法国华人，真的给他带了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来。大家才知道老徐找媳妇的过程。
老徐回大陆虽是自费旅行，但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所到之处都热烈欢迎。老徐最后回老家，一到山东，他就跟招待他的侨联负责人交了心，说此次回来除去看望分别多年亲属外，还想办件大事。要找个媳妇。希望家乡的父母官和华侨团体多给帮助。
这位干部虽说话时也是满嘴政治口号，但人确实相当好。见老徐来求助，便坦率地对他说：“现在就问你一句话，别的都好，可就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你要不要？”老徐问：“啥叫出身成分不好？” “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子女，剥削家庭的后代。” “我是要找媳妇，又不是组织政党，什么家庭出身碍我啥事了？只要姑娘好，啥人家我不在乎。” “有这话就好办一半了，她没文化，你对这方面挑剔不挑剔？” “没在中国上学，就去法国上学。没有别的文化基础，一上来就学法文，更容易。”那干部两手一拍说：“若是这样，还真有点眉目了。有个姑娘他爷爷那辈是地主，她可是连地主什么样都没见过。就因为家庭出身，一直被监督劳动，尽管她身材面相都够得上美人水平，热情善良，天生一对巧手，能吃苦耐劳，可是在这里就没有一个青年敢要她。如果你有意，你们自己面对面谈谈可好？”老徐连连称谢，却不知道在那年头，帮这种忙是要担政治风险的。
那位干部先装作对姑娘进行思想教育，把她叫到自己家中，悄悄对她介绍了一下后，就约好了时间面谈。那天老徐先到干部家。他本没抱过高的奢望，谁知姑娘挎着篮子一进门，他头一眼就看呆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寻到个这么水灵秀气、体型健美的女孩！看得那姑娘脸一红低下了头。
屋里只剩下两个人时，那姑娘就大大方方看着他问道：“既约我来见面，有啥话就说吧。”“他们跟你说清楚了，为啥叫你来？” “说清楚了，叫我来相亲。” “你的意见怎么样？”“我同意。不同意就不来了。” “连面还没见，你怎么就能同意呢？我要是坏人，把你骗出去卖了呢？” “我不了解你，可我了解介绍人，他是好人，不会害我，他相信你，我就相信你。” “可是嫁给我，要去外国。” “嫁鸡随鸡(她没说下半句)。我既嫁了你，你上天我也跟着你。” “那地方啥都跟咱这儿不一样，连说话都得从头学，你不怕困难吗？……‘饿着肚子下地，顶着大雪挖河，挨斗，受管制我都受过，去外国也不会比这更难多少！” “那，咱就算谈成了？你就不提点条件？……‘条件是有，得等你表示了意见再提。你要压根儿不同意，俺废那个话干啥！”“我？当然同意。我做梦都没想到会遇到你这么好个人才，模样、脾性都比那些洋妮子对我的心思。” “那好，不要金的银的，只要你保证，跟了你以后，万一过几年你嫌弃了我，你可以把我休了，叫我离开，叫我自己去找活路。可决不能再把我送回来。” “为啥要这么个条件？” “这地方我太寒心了，只要出去我决不再回来……”老徐听了很同情，马上答应了她的条件。
老徐接着说：“巴黎到这里很远，花钱不算，就怕挤不出时间来。如果办完手续我来不了，找一个到中国出差的朋友把你带去行不行？”她痛快地说：“只要拿着你的证明信，我就跟他走。”
两人这才算全部谈定。随后就一切按计划进行了。
结婚
他们举办了个很隆重的婚礼，几乎把巴黎华人和学中文的法国朋友全请到了。婚礼上兰英反对穿租用的西式礼服，她穿了身自己做，自己绣的中国式红绸嫁衣出现在礼堂，引起轰动，有人给拍照拿到时装杂志发表，有人想托她为自己做身同样的嫁衣。然后，他们便到法国南部的海岸度蜜月去了。
他们来到一小城，找到一家熟识的旅馆住下，白天两人游玩，晚上找来位老太太教她法语。几天之后，老徐突然说有急事要回巴黎办，便乘火车走了。当晚从巴黎打来了电话。以毫没商量口气对她宣布说：“巴黎华人太多，你回来学不好法语。你就留在那边学法语吧。什么时候能用法语说话，我再去接你。”
兰英听完只说声“好！”便把电话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