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山东费县人。
1948年从青岛港去台。
1989年5月第一次回祖国内地寻亲，时年70岁。
1998年5月在女儿赴台探亲前夕突然在台北寓所去世，享年80岁。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2日。
采访地点：青岛刘先生的女儿家。
朋友们都说属龙的我是顶着云彩走，所以，到哪儿那儿就会阴雨连绵。
经过几次印证，我发现的确有点道理，包括有阳光之城之称的洛杉矶，都在我到达的头两个星期，破天荒地下了两个星期的小雨。
这次到青岛没想到又是这样。
我是顶着倾盆大雨前往刘先生的女儿刘女士家的。
那是一套并不宽敞的两居室楼房，家具很简单，却显出女主人的干净与整洁。
尽管在父亲过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刘女士非常不情愿提起往事，可是我对她说，她父亲的经历对社会来说非常地有价值。
今年58岁的刘女士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
可当她对我诉说父亲的故事的时候，我知道那场打击给她的摧残特别严重，因为她在一瞬间变得很苍老。
窗外的雨继续下着，刘女士起身关上了窗子，像要把一种凄凉的东西关在窗外。
的确，今天的天气是有些凉。
我本来是真的不想再提起这些事了，正好一周年，我父亲刚过了忌日，我这心里刚刚有点平静。
刘女士说着叹了口气。
我理解地冲她点头，还握了握她的手，但是，眼睛里并不是得过且过，为了我的读者，我不得不硬起心肠。
重新揭开伤口是会痛的，可正是这种“痛”带来的震撼力，才会达到我想要的目的。
我父亲曾是国民党部队里负责核税的军官。1948年，很突然地便从青岛港到台湾去了。
那时我才6岁，刚刚记事的样子。
我记得那段时间父亲很久没有回家，我母亲背着我到青岛的营地去找他。问了半天也没有人理我们。
后来，父亲的一个战友跑来跟我们说，父亲随船去了台湾，但很快就会回来，让我们不要着急。
那人还给我母亲留下两块大洋，说是买米用的，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
那时候，我们还在费县的乡下生活，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没念过什么书，只得靠给人洗衣服养活我。
后来兵荒马乱的，乡下的地都荒了，我们再也没什么吃的，母亲便带着我来到青岛谋生。
好在很快就解放了，母亲有了正式工作，我们娘俩才相依为命地活下来。
我母亲是“文革”时去世的，那时她还不到50岁。由于我父亲的突然离去给她的打击太大，她的身体一直是病病恹恹的。
特别是“文革”期间，像我们这样的台属也受到了冲击，母亲不断地被叫到居委会写反省材料，写父亲去台的来龙去脉。可父亲当时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走的她根本一点也不清楚，我们娘俩实际上是处在被抛弃的处境中，可那时的人们并不理解。
可怜我母亲解放的时候拼命到识字班认字，她一直以为是自己没有文化才使父亲这样轻易地离开她，她一心想做个有文化的女人。
没想到最后她认的那些字都用来写反省材料了，母亲的身体根本经不起这样折腾，1967年她就去世了。
母亲去世时，我的女儿已经2岁了。
也许受母亲的影响，我的个性也很要强，在工厂里我一直积极要求入党，可是，我跟爱人的入党申请都批不下来，原因就是我那个去台湾的父亲。
对父亲我根本没有什么印象，一个是因为他当时在青岛很少回老家费县，一个是他走的时候我还很小，可毕竟他是我的父亲，偶尔我也挺想念他的，尤其是我很想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母亲临闭眼前一直喘着一口气不肯走，我拿了很多东西放在她手里，她都不认，可最后，我想到了父亲留下的照片，忙翻出一张放在她手上，母亲是握着那张我们一家唯一的一张合影走的。
那上面的我才刚刚满月。
父亲潇洒，母亲漂亮，他们曾经是那么相配的一对。那是我母亲最喜欢的东西了。
母亲去世后，剩下我一个人在青岛孤零零地生活，好在我那时已成家，丈夫人很好，把我们这个家给撑了起来。
我那时拼命要求上进，一心想通过好好地工作和学习摆脱父亲带给我的阴影，可是，我这个台属的帽子一直带着，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后来，我又生了个儿子，家庭经济也紧张起来，也就顾不得再想别的，只想把日子好好过下去。
那时候我父亲也一点音信都没有，他在我的记忆里只剩下了几张照片，还是他年轻时的模样。
经过几次运动，我真给整怕了，这些照片我全部把它压在箱底，从来不敢拿出来给孩子看，我怕自己的遭遇再落到孩子身上，因此，在孩子面前我从来没有提起过我父亲的事。
他们也都不知道在台湾还有一个姥爷。
我有时想想也从心里埋怨父亲，觉着他根本没有把我们母女当回事，说走就走了，这么多年是死是活，连个信儿也不往家捎。我可不知道当时台湾那边也控制得这样严，根本不可能与大陆这边取得联系。
一直到我过了40岁的生日，我的心彻底凉了下来，我想父亲即使活着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说不定在台湾也早已娶妻生子，跟在大陆的我早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这样想着我默默地流了好几次泪，年轻时候倒没觉着怎么想，可年龄越大对过去的那种回忆就越多，对亲人的想念就越重，每当这时，丈夫就劝我：“别再折磨自己了，说不定老人在那边过得也挺好，只是他没办法跟你联系上罢了。”
丈夫说的也许有道理，我们做儿女的当然希望老人能过上不错的日子，依食无忧，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就没什么牵挂了。
刘女士说到这里，突然停下了。一直低着头用力看着自己的手心叙述的她，把目光投向了隔壁那个房间。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发现靠墙的一张单人床上像小山似的堆满了布娃娃。
从最陈旧的到最鲜艳的，一个挨着一个，乍一看倒像是玩具车间的一角，这使刘女士本来拥挤的家显得更为狭窄，可即使布娃娃是小孩子最喜欢的玩具，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啊。
看到我眼里的惊诧，刘女士有些羞涩地笑了一下：“这都是我的。”
“你”？
“是的，是我的。”
从我进门就一直显得成熟而刚强的刘女士终于在这一刹那显得温柔起来，甚至有几分天真。一个58岁的老人，竟珍藏着那么多的布娃娃，这种童心来的是那么难得。
窗外的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可空气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沉闷了，刘女士起身把刚才关紧的窗户打开一条缝，一丝清凉的空气沁进来，使我们彼此都觉得神清气爽。
是1983年吧，那天我正上着班，有个人给我带来一封已经打开的信。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外地无亲无故的谁会给我写信呢？
找了个角落，我仔细地一看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那是我父亲写来的信。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又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没错，是我父亲，因为信的开头写的是我母亲的名字，里面提到我的地方全是我的乳名，除了父亲和我，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的乳称。
尽管很激动，可我必须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再回去工作，因为我实在吃不准这是福还是祸。
晚上回到家里，我没敢跟孩子们说，和丈夫躲在屋里又把父亲的信琢磨了半天，这才肯定父亲是真的来信找我来了。
那时父亲根本不知道我和母亲早已迁到青岛定居，他托一个朋友从美国回大陆捎的信，并且，把信直接捎回了老家费县。
因为当时台湾那边也不太清楚大陆这边的情况，因此，信封也写得含含糊糊，直到老家的人把信打开看了，才知道是寻找我们母女的。
村里有知情的人便托人把信儿捎到了青岛——我的手里。这期间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而且，父亲的信上也没有落地址，我们只知道他还健在，在台北定居，别的就不清楚了。
接到父亲还活着的信儿，我心里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们这时才知道还有一个姥爷在台湾，女儿说我：“妈，你可真够坚强的，这么多年就没听你提起过台湾还有一个父亲，我们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个姥爷吗？”
对女儿的话我只能用苦笑来应付，这么多年我为父亲受的苦我自己知道，我不愿让我的儿女再受牵连。
从那次接到父亲的信儿，我们一直在等，期盼与父亲尽快联系上。
大概是一年以后吧，父亲又托一个香港办事处的朋友给我们捎来了照片和信，这次我们才算真正地跟父亲联系上。
照片上的父亲已是一个老人，跟我记忆里的那个完全不同。
这时我知道了父亲一直独身一人，在台湾没有成家。他从桃园退役以后，转到了台北新闻局继续工作，直到60岁退休。
因为知道信的确能到我的手中，父亲这次写的挺多，字里行间都是对我和母亲的思念之情，让我反而不知道该怎样把母亲早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这次我给父亲写了回信，并寄上了我们全家的照片，托那个香港的朋友带给父亲。
我在信中告诉父亲，母亲已于1967年去世，可我还在一直想念着他，希望他能早日回来，让我这个女儿为他尽孝。
也许父亲收到我的信后挺失望的，毕竟老伴不在了，对他来说这儿就不成其什么家了。
后来，他虽然也有信来，但从来不提回来看看的事儿，我一再地写信劝他，趁着身体还好，赶快回家来看看吧，家里的亲人也都在盼着他。
1989年，孩子们给我过了50岁的生日，我也从工厂里退休了。看着长起来的一儿一女，我从心里觉得自己已经开始老了，我母亲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人又能有几个50年？
过生日的晚上，我又爬起来给父亲写信，双鬓皆白的我真的很希望在有生之年与父亲相聚，那一夜我边写边哭，弄得信纸上到处是泪痕斑斑。
这一次父亲很快给我回了信，他说已决定5月份回青岛探亲，正在办理各种手续。
接到信后我高兴极了，那时我住的房子还没有现在的好，但我还是粉刷了一遍，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准备迎接父亲。
那天到机场是我和丈夫、儿子去的，女儿在家准备饭。
走时我们还带了父亲的几张照片，有他青年时代的，也有老年以后的，怕到时候与老人相认却不相识。
谁知父亲一下飞机还没有出关，我就看到他了。他老了，满头的白发，但模样还是我想象的那样。这时，儿子对我喊：“妈妈你真傻，来接姥爷还带什么照片，你没发现你跟姥爷长得那么像吗？”
那时的青岛机场有很多回来探亲的台胞，他们扶老携幼，相拥而泣这种场面比比皆是，可我跟父亲的相见还是非常惹人注目。
白发的老父拥着同样头发斑白的女儿，我们就这样持手相看足足有几分钟，好久，我才想起我应该先喊老人一声“爸爸！”
但这种称呼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
回到家里，父亲看看我住的地方，一直没有掉下来的泪终于流了下来，他说：“女儿，真的很对不起你，这些年你跟你妈都受苦了。”
提到母亲我也流了泪，我说：“爸爸，我倒没什么，这些年也养儿育女的过来了，只是我妈妈去世得太早了，她是受不了你离开她的这个现实才病倒的，没想到这一病就是十几年，直到死她还念叨你，说你当时走就走吧，为什么连个信儿也不给她。”
父亲知道母亲是在对他的误会中离开人世的，他说：“当时命令我们到台湾的时候特别急，而且，不允许我们给家里人去信儿，说这是军事秘密，我也没想到会一去就再也回不来，当时我以为只是普通的调防，谁知一到那个孤岛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这一耽搁就是40多年，40多年啊！”
父亲说着老泪纵横，我知道已经70多岁的他几十年来又何尝不想大陆的妻子与女儿，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
看到父亲从口袋里掏出药片吃，我知道他老人家太激动，心脏有些承受不了。
我忙擦干了眼泪，扶父亲在饭桌旁坐下，这时我丈夫举起了酒杯：“来，爸爸，过去的事儿我们就不再提了，现在你老人家平安回来了，这是我们的福气，以后这儿就是您的家。让我们这些小辈为你回家干杯！”
那天，父亲喝了很多酒，老头儿高兴得像个小孩子，又分红包又送礼物，直惹得两个孩子姥爷长姥爷短叫个不停。
可轮到送我礼物了，父亲却在包里掏了半天没有拿出来。
女儿在我身边悄悄说：“妈，姥爷肯定是给你带金项链回来了，要不放得这么严实。”
我瞪了女儿一眼，上去扶弯着腰一直在包里找什么的父亲：“爸，你刚回来也够累的，就别忙着找什么礼物了，对我来说，你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
可我话还没说完，却见父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半新不旧的布娃娃，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以为他是给我女儿买的，忙说：“爸，你都看到了，孩子们都大了，这种玩具他们……”
话说了一半，父亲就打断了我：“女儿，这是爸爸送给你的礼物，不是送给你的孩子的。”
“送给我的？”
50岁的我儿女成群再接受一个父亲送的布娃娃？
“是啊，女儿，我离开你时你才6岁，正好是玩布娃娃的年龄，可由于太忙，我一直想回家的时候给你买一个，却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到台湾以后，每次看到小姑娘抱着布娃娃在商店里与父母在一起，我就想到你。我想哪个小女孩会没有几个父亲给买的布娃娃，可是我的女儿就没有。”
“我不是没有钱是因为没有机会。这使我一直觉得愧疚。”
“也记不得从哪年开始，每到圣诞节，我就会去买一个漂亮的布娃娃，放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你手里，但是，我觉得那样做心里就会好受些。”
“这次回来，我知道别的老兵回家探亲都是买各种金首饰，我也买了一点，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布娃娃，因为这是我40多年前的一个心愿。”
“还有在我的记忆里，你一直还是那个6岁的小女孩，我根本无法想象你也已经是年过半百的母亲了。”
“现在我才尽一点父亲的责任，也许晚了些，可我总算做到了。女儿，你不会笑父亲吧？女儿，我希望你收下这个礼物，因为你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个小女孩，瘦瘦的，白白的，因为太像我而没有你母亲好看。”
父亲说着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接过布娃娃，竟顾不得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下子给父亲跪下了。
“爸爸，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一定会想着我，只是作为女儿我不能在您面前尽孝，妈妈知道了她会怪我的。您年龄也大了，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在台湾您一个人生活，我们也不放心，你还是回来定居吧！”
尽管我们热切地希望父亲能回来常住或者不再走了，可他40多年来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人生活，乍回到我这个有儿有女的大家庭有些不适应。
更何况那时我家里的条件的确不算好。房子小，连洗澡的地方也没有。
在台湾一直因为收入比较丰厚，自己又买了挺大的房子，父亲的生活过得还不错。
尽管感情上他是孤独的，可毕竟生活质量上他那时要比我们要求的高得多。
而且，老人的观念非常传统，总认为女儿与儿子不同，女儿家就是别人的家，而不能当作自己的家，这一点我怎么跟他解释他也想不通，自然，他住得也不踏实，第一次回来探亲他只待了一个月便回台湾了。
屋里很静，只有墙上的石英钟在一步一步地赶着永远走不完的路程。
这段午后的清凉，悠长，在刘女士对父亲的追述中显得格外地耐人寻味。
我的思绪在她娓娓的诉说中默默奔跑着，想象努力把握那个从来没见过面的台湾老兵的心情。我知道在许多老人的脑海里，出嫁的女儿即使再回家都是客人，更何况在女儿家里。即使女儿女婿再好，他也会觉得在那儿他是客人，那很难使他有家的感觉，相信刘女士的父亲当时不想留下并不是因为生活条件的问题。
关键还在于哪儿是他的家？长时间的孤独会使很多人在精神上失却了归属感，亲情是时空的距离所隔不断的，而真正的沟通有时候却很难，特别是当伤害过于巨大的时候。
父亲回台湾以后，再次回来便是1992年了。每次他回来都是待一个月，时间到了马上回去。
这样他几乎每隔两年回来看我们一次，直到1996年他最后一次回来，我很认真地跟他谈。
那时，我女儿已经结婚成家了。
家里只剩了小儿子，而且，我已经搬了家，就是现在住的这套两居室楼房，家里安了淋浴器，生活条件比原来好多了。
我劝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了。这样跑来跑去不但他累，我们也不放心。我希望他考虑回来定居的事儿，大半辈子都一个人在外面生活，我真的很想让父亲在我身边安度晚年，过一种正常的家庭生活，让他享享老来福。
我跟父亲说，我们夫妻虽说都是工人出身，没有多少钱，可大陆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得多，物资方面很丰富，社会治安也很稳定，在大陆至少我们是一大家子人，可以给他老人家尽尽孝心，人老了不就盼个团圆吗？
这次父亲没有摇头，他叹了口气，说自己也是快80岁的人了，再这么跑也没有力气了，如果条件允许，他当然愿意回祖国内地定居，只是他想在回来之前，让我到台湾去看看，毕竟他在那儿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却了这个心愿，他就跟我一起回来，再也不回去了。
听父亲这样说，我也很高兴，他老人家终于决定回来定居了，我也了却了一桩心事。因为父亲的心脏一直不是太好，我有点担心他来回坐飞机，又要到香港转机，会累坏他。
而且，能到台湾去看看，也是我多年的心愿。想到分离40多年后我们父女能够在台湾相聚，我人也变得年轻起来。
1996年父亲回台湾以后，就开始给我申请探亲的名额。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台湾那边一直到1997年底才批准。接到父亲的信儿我就开始办理赴台探亲手续。由于委托给了一家旅行社办理，这其中又经历了很多周折，而且，让旅行社给耽搁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直到1998年5月份，手续才算办齐了。
那几个月我为了跑那些手续，人累得又黑又瘦，手续办好了，又准备行装，直忙得昏天地暗。
这时父亲来电话，说房间都给我布置好了，就等我去台湾了。我问父亲身体怎么样？父亲说没问题，他身体很好，那是离我启程的时间大约还有一个星期，我和父亲相约台北机场见，在走之前就不再通电话了。
为了让我漂漂亮亮地去台湾与父亲团聚，女儿特意请了一星期的假，陪我上街买衣服，做头发，给父亲的邻居和朋友挑选礼物。
临行前父亲在电话里一再叮嘱我，不用带太多钱，只要带好机票和零用钱就行了。
我是在家人和同事们的簇拥下上的飞机，他们都为我高兴，毕竟，父亲也是80岁的人了，在这个时候还能与女儿团聚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虽然需要中途在香港过一夜，然后第二天转机，一路上很兴奋的我并没有觉得累，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出这么远的门儿，我是真的有点紧张。
第二天中午大约12点左右我到达了台北机场，可等我身边的人全部都走光了，我也没看到父亲的影子。
我急坏了。以为父亲忘记了我到达的时间或者路上塞车赶不过来，我想了很多种情况，就是没想到父亲会出事。
也许回忆起那一刻真的很残忍，刘女士有些哽咽，她停了下来，把手里的一块手绢叠了又叠，不时用它来擦擦眼睛。
我耐心地等待着。
这时外面起风了，密密的雨丝织成一张网，斜着扑下来，打在玻璃窗上形成一道道水帘，好像在冲刷着某些记忆。
刘女士叹了口气起身把窗子重新关好，我发现她在做这些时，动作特别地慢，我知道她是在努力地使自己能够平静地对待那次最为痛苦的经历。
我在机场等了三个多小时，直等得机场的工作人员上前来问我，我把父亲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他们，可电话接通后没有人接。
我高兴极了。以为父亲就在来机场的路上，可能他有什么事耽误了时间吧。
我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继续等。直到下午4点多，父亲还没有出现，机场的人帮我喊了一辆计程车，我把父亲在台北的住址给他，他一看马上就带我去了。
父亲的房子是一座独立的两层小楼，外面还有个花园，我记得那时花开的特别多，很漂亮。
计程车司机把我送到父亲家收了钱就走了。我提着东西去敲父亲家的门，可敲了半天也没有人来开门，我轻轻一推，门反而开了。
我走了进去，嘴里喊着“爸爸，爸爸，是我，女儿。”
里面没有人回答，我以为父亲睡着了。
这时一股怪味从屋里冲出来，我以为厨房里什么东西坏了，往厨房里一探头，果然发现锅碗瓢盆乱糟糟地扔了一厨房，我更奇怪了，看样子父亲很久没有收拾厨房了。
怎么会呢，一个星期前我跟父亲还通过电话，他在电话里笑呵呵地对我说，买了一冰箱好吃的东西。
朋友们见他疯狂大采购，都问他有什么喜事登门，他说，“我女儿要从大陆来看我了，女儿要来台湾了。”
可父亲到底上哪儿了？
我又往客厅走去，这时我发现怪味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一推门，眼前的景象把我吓呆了。
见父亲仰躺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死去了，尸体都有了怪味。我几乎是惊慌失措地跑出了父亲的家，站在街口不知该怎么办。
这是谁也想不到的结果。
也就是一个星期前我还接到过父亲的电话，他老人家怎么就会突然离世，而且，还这么孤单地一个人倒在家中。
这让第一次到台湾，又举目无亲的我真的感觉天都塌了下来。
我站在父亲的家门口，忍不住痛哭起来，我无法想象一心等女儿来台湾接他回家的父亲，在离世的那一刻是一种怎样的痛苦。
我觉得老天对我们父女真的是太残忍了，好容易有了相聚的机会，它又让我们天地相隔，让团聚变成永别。
这时一个邻居走过来，上前关切地问我找谁？
我把她带到了父亲的客厅，她也大吃一惊，说怎么会出这种事？
这位邻居告诉我，因为彼此住得比较分散，这些退役的老兵在台湾无亲无故的，一般很少跟外界来往。
台湾的生活压力也很大，大家平常都忙忙碌碌的，邻居们相互之间只是碰上了打个招呼的交情，很少有密切的来往，因此，像我父亲这种情况在台湾也算不上是少见。
在邻居的帮助下，叫来了警察和救护车，在医生的初步检查后，我知道父亲是死于突发性的心脏病，时间是大约一个星期前，也就是父亲跟我通完电话后不久。
经过警察的现场勘察，他们说父亲当时正在厨房做饭，可能突然感觉不好，便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躺下了。谁知道这一躺就再也没有起来。
由于正值初夏，台湾的天气炎热，父亲的遗体在屋里不通风的情况下，已有些轻微的腐烂。
为了让父亲尽快地入土为安，我强忍着伤心，求我父亲一个旅行社的朋友帮忙，给父亲办了后事。
由于台湾的政策规定，无论台湾的民众留下多少遗产，大陆的子女只能够继承200万新台币，而且，要通过很多的公证程序，并且，在一年半以后才能兑现。
当时因为父亲一再让我不要带什么钱，在台湾的花销都由他来承担，我真的只带了一百多美金的零用钱。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可关于父亲的遗产和房子的继承问题都不允许我马上离开台湾。
那时我几乎是走投无路，因为父亲是在家里去世的，那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实在不敢住在里边，又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我几乎要流落在大街上。
与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台胞受到的热情接待相比，我这个大陆来的女儿在台湾几乎找不到可以帮我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心态，对大陆人似乎都有些偏见，甚至有些不友好。
包括我去给父亲注销户口，那个警察听我说半天，才一挥手让我找个邻居来跟他说才算事儿。父亲退役以后几经搬迁，也没有什么朋友平时有联系，我这时才知道父亲在台湾的日子过得有多孤独。
最后，还是父亲在美国的一个朋友，托了他在台湾的父亲帮了我的忙，借了我一点钱，帮我租了一个地下室栖身，并到处为我继承遗产的事奔走。
那时候我住在闷热的地下室里，每天吃着方便面，一天天熬着办理各种手续，后来，眼看有很多事情台湾方面做得都很过分，我想请个律师帮我打官司，可找了几家他们都拒绝受理，原因就是因为我是大陆来的子女。
在台湾待了40天，我体重减了30多斤，头发也白了很多，家里不断打电话过来，可我不愿让他们过多地担心，更何况他们也帮不了什么忙。
那一个月我大陆的家光电话费就花了2000多元，更别说他们为我牵肠挂肚了那么多天。
许多时候，我一个人待在地下室默默地流泪。
在处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了父亲为我布置的房间。
那是一个非常漂亮和温馨的房间，跟父亲的卧室相对，那使他一起床就能看到我。
已经80岁的父亲有着难得的细心和周到，他甚至把睡衣和拖鞋都给我买好了，放在床前。浴室里还增加了很多女孩子用的东西，看得出父亲为我的到来已经准备了很久，也许正是因为我的赴台，让父亲过于忙碌和紧张，才引发了他的心脏病，有时候，想到这里我就恨自己过于粗心。
这么多年的孤独生活，父亲已经习惯自己照顾自己，而我也忘了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对有心脏病的老人来说，不幸随时可能发生，可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尤其是当我在烈日下，一遍遍跑着挤公车去办那些手续时，我才真正有些清楚，父亲为我办那些探亲手续，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烈日下奔波，毕竟他已经是古稀之年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那一屋子的布娃娃，父亲说他每年圣诞节都要给我买一个新的布娃娃，果然父亲的家里到处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布娃娃，直摆到我卧室的床上。
如果说父亲当年离开我时我还不懂事，对那种生生分离感觉并不太深，可这次在台湾与父亲意外地永别给我的打击太大，让我终生难以解脱。
想想父亲这一生真是代价够大的，与家里一别就是40年，好容易找到女儿，准备叶落归根，却终于失去了这个机会。
我能够从父亲给我办理探亲手续的迫切中感到他的期待。
因为父亲一直认为他是属于那种在台湾过得不错的退役老兵，晚年收入有保障，身体也没有大毛病，所以，他特别想让我看看他的生活，他的一切。
这是他晚年对我唯一的期待。
而且，在我这次赴台探亲以后，跟我回祖国内地定居也是他这么多年以后对我唯一的承诺。
可是我无法要求他兑现这一切，父亲一辈子已承受的太多，最后，连女儿即将到来接他回家，这样小小的快乐他也承受不起了，注定他的生命要以遗憾告终，可我并不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
要说不幸，没有再比当年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到台湾这个孤岛上的老兵们更不幸的了。可是这命运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当时他们任何人都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有的只是服从命令或者是强拉硬拽。
而40年后，当这人为筑起的高墙再也阻挡不住人们回家的脚步时，那种人为的隔膜还在。
我想这绝不是民众的选择，它首先来自于台湾当局自身的选择。我觉得这样下去，对祖国的统一只会增加更大的麻烦。
在台湾待了40天，我终于再也待不下去了。
等有关的手续基本上办理完毕，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登上了回祖国内地的飞机，在我身边的旅行袋里塞满了父亲房间里的布娃娃，我尽可能地多装，也只带回十几个来，剩下的我都留在了父亲的家里。我想让它们就留在那里陪伴父亲的亡灵吧！
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轻轻地对“父亲”说：“爸爸，咱们回家了，女儿这次真的带你回家了，你再也不用担心孤单和寂寞，因为家里有那么多亲人在等着你回去团聚，爸爸，咱们真的再也不会分开了，你和妈妈终于可以团圆了。”
走进刘女士里边的卧室，我和她坐在那张堆满了布娃娃的小床上，一一地端详那些形态各异的布娃娃。
她们有的黑头发，有的金头发，个个都是大大的眼睛惹人爱怜。
偶尔有身上的衣服颜色都褪光了的，我知道那是时间太久远的缘故。
这是那个痴心的父亲对女儿、对家庭的一种痴情，40年如一日要做到并不容易。
刘女士显然把对亡父的追忆都放在了这些布娃娃身上，她逐个地抚摸她们，把歪倒的扶起来，把头发乱了的弄整齐，眼里充满了爱意。
“这些我从来不让外孙动。女儿劝我给有的娃娃换换衣服，可我不换，想到父亲当年就是那样把她们买回家的，我就不舍得动她们，这样不是也挺可爱的吗？”
“那么现在你父亲遗产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我知道我必须还得把话题拉到刘女士父亲身上去。
“咳，这事儿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父亲倒是曾经跟我说过这些年他有不少积蓄，还有房子是自己买的，可是，他去的太突然，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1996年回去就再也跟我见不上面，所以，他这方面从来没交代过。”
“现在这不正等着公证生效的时间呢，可对我来说，我真的没有把什么继承遗产看的那么重。过去那么困难，我们一家人不也过来了吗？更何况现在我两个孩子都工作了，生活是以前没法比的，所以，我对钱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与我父亲相比，钱算得了什么，要是我父亲能好好活着在我身边，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要。”
还有什么比一个能够团聚到一起的家更珍贵的呢？
与刘女士道别，我撑开雨伞，走进滂沱的大雨中。
下了一下午的雨此刻仍没有要停的迹象，已经许久没有在雨中漫步的我，给急驶而来的出租车一个歉意的微笑，我在想大雨中的海边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色。
入夏以来游人如织的海边此时寂寥极了，喧闹的沙滩平息下来，默默承受着雨水的敲击。海面上腾起阵阵雾霭，似乎与天空连在了一起，让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海水的呼吸。
这永恒的呼吸是人类永远的希望。
尽管善良的人们可以对生活中的种种打击坦然承受，可这都是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有美好的愿望，那沉重的代价并不能总以一个沉重的故事来结束。
让两岸的人民继续这种生离死别的话题显然已非历史所允许的。
统一是大业，也是大势。
雨下得更急了，海浪开始涌上来。我突然发现海边的几只小船尽管被海浪冲得左右摇摆，可它们就是离不开沙滩。
我知道那是聪明的渔人将它们的锚深深地埋在沙滩底下。
有岸的牵引，小船永远不会离去。
这是我离开海边时的所得。
17岁时，躲在树林里的他听不得只有三个月大的妹妹凄惨哭声，当兵去了台湾。50岁时，为了同80岁的老母团聚，提前6年退休，尽管损失了200万人民币，可他说见到了老娘，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