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成，山东栖霞县人，72人。
1949年从青岛港随国民党军舰撤退台湾时，时年32岁。
1989年在回祖国内地探亲前夕去世。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6日。
采访地点：山东省青岛市观象山宾馆。
听说施存成先生的故事，来源于我在邻居家的一次闲聊。
正在到处寻找台湾老兵线索的我，三句话不离本行，邻居大妈听了，有些唏嘘地说，他们这些人是该写，他们这些人是该写写啊！
大妈的女儿想起了她的二姑，这位随在国民党军舰上服役的丈夫1949年5月到台湾去的女人，正巧8月份要回青岛探亲。
于是，我问他在青岛还有什么亲人？
大妈的女儿犹豫起来，最后吞吞吐吐地说，她是我父亲的二妹，可我父亲跟大姐都早已去世了，也就是我们这还算亲人吧。
这时大妈突然说：“她还有个亲生儿子呢，只不过早已经不认识她了，为了这啊，她回来看一次，就哭一次，发誓再也不回来了。这不，才回去两年又着急回来，我懂她那当娘的心啊。”
“那她先生呢？”我忍不住地问。
别提那老先生了。天天盼着回家，天天想着儿子，可是，好歹跑着把手续办好了，机票也拿到手了，可是，他在走的头一天晚上脑血管破裂，40年，他就这么把自己扔在外面了。
我想象着那个攥着机票走上不归路的老人，对于他来说回家是个多么昂贵而奢侈的梦啊！
他以生命为代价，最终只能望乡而不得归。
那她太太回来了吗？
回来了，回来了，她是抱着先生的骨灰回来的，飞机的座位上放着老人生前最喜欢的一双皮鞋，他们夫妻俩就是这样回家来了。
邻居的大妈说完摇摇头不再说话，我却与她女儿约好，等她二姑一回青岛马上通知我，我真的很想见见她。
8月16日，我正在青岛黄岛区采访，接到了邻居大妈女儿的电话，她说二姑回来了，住在观象山宾馆，她说二姑同意同我谈谈，但白天不行，因为她要去看儿子。
我说晚上可以吗？因为我也是晚上才能赶回青岛市里。
好吧，晚上8点我陪你一起过去。
邻居大妈的女儿是典型的山东人，一副热心肠。以前，她就常说我二姑的事儿编成电视剧也有人看的。
晚上8点我见到了邻居大妈女儿的二姑，按照台湾的习惯，她被称为施张玉凤女士。
这位已经71岁的老太太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如果不是薄施脂粉，并且，穿着色彩、图案都很夸张的长裙，她与青岛街头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
可是，话题一展开，身心疲惫的她完全没有当地她这个年纪的老太太，那种悠闲和自在。
一种牵肠挂肚和惭愧、内疚的情绪让她的诉说充满了淡淡的忧伤。
我跟她客气：“二姑，今天去看儿子了？”
她却皱皱眉头，叹了口气说：“那能叫看吗？隔老远看几眼也就算了。唉，我平时总想着这个儿子在，总想要回家看看他，可回来一次就伤心一次。”
“怎么，儿子不知道您回来了吗？”
他不是不知道，他是根本就不认我，从1989年到今年，整整10年了。我帮他盖了房子，可他不认我是他娘，他只知道他现在的娘是他的亲娘，他们相依为命几十年，我这个亲娘倒成了外人。
老太太说着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做母亲的与亲生儿子只能持手相看却不能相认，这的确是一件残忍的事。
“可你们走的时候他多大？”我想我只能开门见山，让老太太从头说起了。
儿子是1949年2月生的，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他爸刚从美国去接新船回来，知道我为他生了个儿子，高兴得在船上请客喝酒。第一天下船回家就喝醉了，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像一只猫一样。
我当时还特别不高兴，我说才刚生下来不到10天的孩子，你要他像牛一样大吗？
我先生比我大11岁，是个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里长大的。所以，直到30岁才娶上媳妇，因此，他对我很好，是个脾气好的不得了的男人。
我们夫妻虽然年龄相差挺大，但感情很好，那时他在国民党的船上做大副，有时候很长时间才下一次船，这孩子基本上我一个人带。
后来，他看我太累，便帮我请了一个奶妈，这时孩子已经一个多月了。
从美国回来不久，他便经常跟我说，什么形势紧张了，什么弄不好他们全部要撤到台湾了。
我当时只顾着儿子，对他说的话也没当真，但是，我跟他说，我可不管你们去哪儿，去天边你也不能丢下我们母子不管，你走了，剩下我们只有等死。
刚开始我们只把这话当笑话来说，可到了5月份突然就吃紧起来，他一连十几天没有下船，我那刚刚60天的儿子正好在家出疹子，不敢见风，我想去码头找他，可又走不开。
正在着急，有一天，他风风火火地回来，要我收拾点东西，立即抱着儿子跟他上船。
奶妈说：“这孩子正出疹子呢，这会儿出去让风吹了还不要孩子的命啊。”
可是我不能扔下儿子啊，他才两个月大，没有娘他可怎么办。
他爸一边催我赶快拿主意，一边闷着头抽烟。
我说，我们这一走还回来吗？
他说，回来，怎么能不回来，这是咱老家啊，这次大概是临时性调防，不出十天半个月我们又会再调回来。
那你自己走吧，我带着儿子等你回来。实在没办法，我这样对他说。
这……孩子他爸犹豫了半天。
我们长官下命令，要我们带着家眷，我也吃不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说，有不少人已经把老婆、孩子接上船了。
商量来商量去，那一夜，除了儿子因为出疹子发烧而昏睡着，我们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离开船的时间只剩下了三个多小时，可我们还没有拿好主意。
孩子他爸舍不得我和儿子，可儿子不可能带出去，那样只会让孩子病得更重。他30岁上才娶上媳妇，这一走又不知道何年何月，他从心里舍不得我。
最后，还是奶妈帮我们拿了个主意。她说太太，我看你还是跟施先生走吧，这个孩子还小，他不记得什么，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就把他交给我。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有的吃，就有他吃的，你们就放心走吧。
我当时特别舍不得孩子，可又舍不得孩子他爸，只顾抱着儿子哭。
这时离开船只有两个多小时了，孩子他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来回踱着步催我快决定。
我哭着问他，能不能不走？能不能留下来？
可他说，我是军人啊，不是老百姓，想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是不走就是临阵脱逃，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那会儿正好是春天，窗外樱花开得正是好看的时候，深一层浅一层的在风中轻轻晃动着，我本来想孩子他爸一下船，便让他带我和儿子去看看樱花，可没想到，他一回来我们就面临生离死别。
这时候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我们家门口，一个小兵匆匆跑过来，催我们一家快上船，他说长官都发火了，就剩我们一家了。
慌乱中我抓紧了孩子他爸，我说，要走你带我一块走，我不想让你离开这个家。
这时候，孩子他爸掏出了几块钱放在奶妈抱着的儿子的胸前。他说：“刘妈，这孩子就先交给你了，我和他娘先走一步，等局势一稳定，我们就回来，我想也不过就几个月的时间，这几块钱是我刚发的薪水，你拿着和孩子一起用吧。”
说完，孩子他爸拽着我就往外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亲亲儿子都还在发烧的小脸，看着他满脸的小红疹子，我给奶妈一下子跪下了，我说：“刘妈，以后您就是孩子的亲娘，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儿子，是死是活让他跟着你往前奔吧。”
上了船，我挤在那些拖儿带女的军官太太中间，看到她们手上有的抱着儿子，有的搂着女儿，我这才明白过来，自己是什么也没有了，孩子他爸一上船就被长官给叫走了，我一个人趴在船舷上，望着越离越远的老家，哭了个昏天暗地。
那时候我还满脑子幻想，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不过是暂时躲避一下。可我当时就没有想到，如果是暂时的，他们为什么非叫带上家眷，分明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白这一去没有归期，可是，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女人并不知道。
到了台湾，我跟孩子他爸驻守在基隆港，那时，他到了舰艇学校当了教员，可也是十天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我和许多同时一起去台湾的太太们住在潮湿的板房里，没有青菜吃，我们就找块荒地自己种。
台湾的台风多，常常是这边的菜苗刚刚长起来，那边台风暴雨来了，把地冲个乱七八糟。没有办法，我们只得重新再开荒，要播下种子。
就这样我在台湾又陆续生下三个女儿，那个时候，生活过得也很艰难，我们一家五口住棚屋一直住了十几年，直到有一年，孩子他爸在舰艇上带学生实习操作时出了意外，让炮弹片给崩瞎一只眼睛，我们才用他的赔偿金买了楼房。
那是1962年，孩子他爸45岁。
从那以后，孩子他爸便退役了，我那时一直在家照顾孩子，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孩子他爸一退下来，虽然，我们当时拿了一大笔钱，可买了房子就所剩无几，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没有着落了。
好在孩子他爸人很聪明，他在舰艇上又是学无线电出身的，这时候，他背个工具箱，戴个墨镜挨家挨户帮人修理收音机、半导体什么的。
那时我们全家都迁往高雄，我的三个女儿陆续也在高雄读书了。一家人为活着忙忙碌碌，而我那时竟没有时间去想在大陆的儿子怎么样了。
到了70年代台湾的经济发展不错，我和孩子他爸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专卖钓鱼工具的小店，慢慢地生活就宽裕起来。
我的三个女儿都读完了大学，大女儿还随读博士的丈夫到美国陪读去了，二女儿在加拿大一家公司做事，只有小女儿跟我们一起住在高雄，可她也结婚有了自己的家，不大常回娘家，这时，我和老伴才发现我们真的老了。
半辈子都在为好好活下去挣扎，我们顾不得想家，可老了都几乎走不动了，我们这才想，眨眼我们离开老家已经快40年了。
听施张玉凤女士说到这里，我有些与众不同的感受。
在我所采访的老兵当中，像他们这样夫妻双双去台湾并不特别的多，因而，我觉得像他们这样前半生为生存打拼，人到暮年才恍然回首，发现已离家那么久的感觉，可能也只有他们这样的经历中才会有的。
毕竟无论艰难困苦，无论风风雨雨，他们还能够彼此相扶走过，比起那些抛妻别子，孤身一人飘零的老兵来，他们真可算是不幸中的幸运啊！
我第一次知道家里的信儿，还是美国的女儿打过电话来问，说妈妈是不是有个大哥在大陆的青岛，她问我他叫什么。
那些年台湾的气氛并不宽松，我们都很忌讳谈起这些事，我说你问这个做什么？
女儿说她先生的课题组里有一个来自大陆青岛的博士生，他不久要回祖国内地，听说我们家里有亲人在青岛，他主动提出帮我们联系联系看。
当时，我有些心潮起伏，女儿的话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儿子，走时才60天大的儿子要是活着也是中年人了。
可是，女儿并不知道她前面还有一个哥哥，过去的事我从来没有对她们三姐妹提过。
这时我也想我大哥和大姐，虽说我当时是被收养的，但他们对我不错，只是，我结婚以后就来往的少了。
而且，我离开青岛时那样匆匆忙忙，都没有同他们告别一下，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们可能都已经忘记我了。
可我偶尔提起的大哥竟让女儿记住了，要说家乡的大哥、大姐虽与我没有血缘关系，可毕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们彼此也亲密过。
与大女婿共过事的那个青岛的博士，从美国回国后真的很认真地去替我们打听了，并且，很快给美国我的大女儿发来了回信。
因为他们都搬家了，所以费了很多周折，才通过我大哥的女婿找到我大哥。
那时，大哥已经78岁了，可他还记得我这个小妹，给我寄来了全家的照片，但是，我大姐已经不在了，她在1960年便去世，两个女儿也都嫁到了外地，基本上失去了音信。
这是1987年。
接到家里的信儿，我像做梦似的，看着照片上老态龙钟的大哥，和那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陌生面孔，我跟老伴说，你说咱儿子还能活着吗？
我那走的时候又威风又神气的老伴也已经70岁了。
由于右眼在几十年前的事故中瞎掉了，左眼的视力在他老了以后也急剧下降，他看报纸要戴上眼镜，把三个放大镜绑在一起才能看清楚。
他看着我大哥一家的照片，也总是念叨，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儿子了，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说什么也要找到儿子，给儿子一点补偿。
可那时与大陆通信都要七转八转，经过很多伪装才能寄到我们手里，找孩子这种事儿我们不回去恐怕根本无处查找。
再接到大女儿的电话，我就忍不住把她在大陆还有个哥哥的事儿告诉了她。
女儿听了半天才说，妈妈，你可真够可以的，当年为了爸爸能把那么小的孩子扔下就走。
女儿那时在美国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做了母亲的她当然知道与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是种什么样的残忍。
可是，我没有办法，女儿，我当时要不舍下孩子，就要失去你父亲，再说，他们告诉我几个月以后就会回来，要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面对大洋彼岸女儿的不理解，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是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解释，女儿她们这一代人也很难理解，毕竟，那是过去了的历史。
女儿沉默地放下了电话，但是她答应再托那个青岛的朋友帮我查查看，而我能够提供的只有那个奶妈的名字，“刘翠梅”和我儿子的乳名“金金”。
整整一年，一直到1988年女儿回台湾过春节时，大陆这边才了确切消息，那个奶妈早已不在人世，她倒是有四个儿子都活着，其中有一个当初送给了别人收养。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
过春节的时候接到这个信儿，让我悲喜交加，那时候台湾已经允许可以回大陆探亲，我和老伴商量说什么也要回一趟大陆，亲自去寻访儿子的下落。
几个女儿听说还有个哥哥在大陆下落不明，也支持我们老两口亲自回来看看，是死是活有个结果，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牵肠挂肚了。
就这样，春节一过我们就开始着手办手续，跑来跑去忙了三个多月，才算办好了，机票也订好了，我和老伴每天出去买东西，大包小包的什么都想往大陆的家里带。
可是，那几天老伴的眼底老有出血的迹象，我只顾得忙回家的事儿，却以为他是老毛病又犯了，催他吃药赶快上床去休息，因为，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启程了。
老伴上床躺下时还跟我唠叨，说咱儿子要是找到的话，就让他到台湾来看看，然后，咱老两口就回大陆定居，跟着儿子过比跟着谁都踏实，要是儿子有了儿子，那咱们就是儿孙满堂，想想这个这么多年受的苦也值了。
我看他把事情净往好里想，也忍不住要泼点冷水，我说，你别高兴得太早，儿子还没下落呢，当初是咱们把他扔下了，要是真活下来，他认不认我们还是个事呢，我现在只想着能够找到他，知道他活得好好的就行了。至于别的那得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气。
正说着，老伴突然在床上嘟哝了一句，“我怎么这么难受呢？”
我忙过去看他哪里难受，可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他头从枕头上滑了下来，眼睛闭得紧紧的，脸上很难受的表情。
我吓坏了，忙喊他，老伴，老伴，你这是怎么啦？
可是他没有理我，我赶快打电话叫来了救生车，送到医院人已经没气了，医生说是脑血管破裂，跟他左眼的病变有关。
我这老伴乐观了一辈子，最终还是为那场几十年前的事故送了命。
从当年把刚刚出生60天的儿子托给别人，毅然跟随丈夫奔向那未知的命运的选择来看，施张玉凤女士跟丈夫的确是相濡以沫。
这么多年来，他们能够在台湾相互支撑着走到暮年，也算是一段劫后余生，所以，相互依赖的一方一旦倒下，那种打击将是难以承受的。
进门时看上去还比较爽朗的施张玉凤女士提到老伴突然离她而去，而且，还是在要启程回家寻找儿子的前夕，不由泪流满面。
这使她看上去是那么柔弱无助，像一个在战乱中被侵犯了的母亲。
事实上她所有的苦痛又岂不是因为那场生离死别。40年前她与儿子生生别离，40年后她又与丈夫阴阳相隔，人间的悲欢她还要承受多少呢？
邻居大妈的女儿，也就是她的侄女一边陪她掉泪一边把雪白的纸巾递给她，轻轻拭去脸上的薄粉，施张玉凤女士显得慈祥起来。
为了打破这种凝重，我端起茶杯去泡茶，施张玉凤女士忙阻拦我：“别去，我不是跟你客气，我晚上从来不喝茶，睡不着觉。”
我微微一笑放下了茶杯。
有了这么多的伤心往事的人是多么惧怕那睡不着觉的夜晚啊！
本来我们是打算几天后就启程回大陆的，可老伴突然去世，我只得把机票的时间往后调了调，先给老伴把后事操办了。
几个女儿都回来了，她们知道我们夫妻一直感情很好，所以，都安慰我让我别太难过，事情由她们去做。
就这样那几天，我像个木偶一样被她们扶着拖着总算坚持了下来。可丧事一办完我就病倒了。
在国外生活的女儿们都回去了。只有小女儿在身边守着我，我迷迷糊糊地昏睡了十几天，总梦见老伴对我说，他在那边太孤单了，他想让我去陪他。
我哭着对他说，我倒是想去陪他，可是回家的事儿呢，儿子呢，难道我们就这样老死在台湾算了，我们就不再往家走了。
老伴不吭气了，我看见他嘴里眼里全是血，我吓坏了，拼命挣扎终于醒了过来。跟女儿一说这个梦，女儿说我得去爸爸灵前说几句，让他安心地上路，别还要来扯上你。
我说，你爸爸是不甘心啊，他死得太突然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真的就再也回不了大陆，这一天他连想也没想过啊，这也不怨他不肯走啊！
女儿见我在台湾整天想着她的父亲，眼看人也憔悴下去，也希望我赶快换个环境过一段时间。本来，并不特别放心我一个人回大陆的她，只得帮我把机票又订好了。
两张机票，她问我是不是要退掉一张，我说不用了，就让那个机位空着吧，你爸爸要是地下有知，他会跟我一起回家的。
那天上了飞机，我把老伴最喜欢的一双皮鞋放在了身边空起来的座位上。那是老伴原先打算穿着回大陆的，可现在物在人亡，我只有帮他了结这个心愿了。
空中小姐几次走过来想问问什么事几次都欲言又止，最后，她也许看到了我手里抱着的骨灰盒，她明白了一切，并善解人意地在送水的时候，给了我两杯矿泉水。
大哥的儿子、女儿、女婿到机场迎接的我，见到这些年轻人我不觉得怎么伤心，可回到家里见到已中风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哥，我扑在他怀里哭了起来。
大哥抚摸我花白的头发，边说边老泪纵横。他说，走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转眼也成老太婆了，你这丫头主意太大，当年把儿子放下就走了，连个信儿也不给我们，让爹娘直牵挂到死啊！
听他提起养父母，我更是悲从中来，因为从小我并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直到十六七岁以后，我才听邻居们说，我是他们从路边捡来的，后来，没有人来认，我就成了他们的小女儿。
我那时也特别倔，非要闹着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结果，亲生父母连个影儿也没找到，收养我的父母却挺伤心，认为他们养了我这么多年，我却并没有真的当他们是亲人。
又加上我嫁了个当兵的，又比我大那么多，养父母从心里是不高兴的，可是，因为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他们也怕管多了，让邻居说闲话，所以，也就由我去了。
可无论如何是他们把我养大的，而且，养父是个码头上的装卸工，他卖苦力养活三个孩子也不容易，想起自己年轻时的不懂事，我就更加难过，如今，我想尽孝却已无从寻找他们。
说起儿子的事，大哥一家都说在帮我打听，可由于当年那个奶妈死得早，她的几个孩子又送人的送人，离开的离开，现在问起来就比较难一些。
他们劝我耐心等待，既然回来了，就安心住一段时间，只要那孩子还活着，总有办法找到的。
就在等待儿子的消息这段时间，我在青岛到处看了看，最后在风景秀丽的老虎山上给老伴选了一处公共墓地。
那里距青岛市四五十公里，在半山腰上，山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周围全是大大小小的山包，所谓依山傍水就是这样子的吧。
当时那是香港人在那儿开发的公共墓地，许多人正在把死去的老人的骨灰迁往那里，站在山顶上往下眺望，的确感到心旷神怡，而且，所有的墓碑都在山腰上面向大海，那景象壮观极了。
一辈子都梦想跨越那道海峡的老伴，应该喜欢这个永远可以眺望大海的地方，而且，这是在故乡的土地。
我订一个双穴的墓地，在把老伴的骨灰盒放下去的同时，我也给自己准备好了百年以后长眠的地方，哪怕我死在台湾，回故乡安眠也是我唯一的愿望。
给老伴办好这件事，我心里轻松了很多，好像完成了一场重托，一直兴致勃勃准备跟我在大陆含饴弄孙享受天伦的老伴，根本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快，所以，关于他自己的后事安排他从来没跟我商量过。
可是，我懂得他的心，知道他的所想，我觉得我做的他肯定会喜欢，并且会感激我，我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转眼在大陆两个月过去了，可儿子还是一点音信没有，这时我台湾的女儿也来电话催我赶快回去，我对是否能够找到儿子失去了信心。
我们走时他正出着疹子，还发着烧，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奶妈带着他能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我开始让侄女给我订到香港的机票，准备返回台湾。
正在这时，大哥的孙子带回一个重要消息，他说他们工地上有一群从乡下来的建筑工，有一次他吃饭的时候同他们闲聊起来，有一个人说，在他们村里有一个人，年龄跟我们要找的那个差不多，听说也是那家收养的，而且爹娘当年是去了台湾。
我当时正在吃饭，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就吃不下去了，拉着大哥这个在工地上开铲车的孙子，就要他带我去找那个人。
可那时已经下班了。好在那帮建筑工都是住在工地，我们连夜去找了他，第二天我又请他陪我们到了那个村子，可一进村口我就犯难了，我该怎么对收养他的那家人家讲呢？
这时那个陪我们来的人建议我们先到村委去，由他把那个收养孩子的家里人叫一个来先问问情况再说，我当时觉得这个人蛮有头脑就同意了。
可是，很遗憾的是，那家人的老人来了以后，很爽快地就说那个男孩是个姑娘留下的，当初那个姑娘跟一个国民党的连长在同居，结果，连长在跟的时候，把姑娘给扔下了。
姑娘生下了孩子以后，留给了她的这家房东，说是到台湾去找那个连长去了，可谁知道到底去没去成台湾，反正孩子是留在这儿，被我们养大了，还娶了媳妇，有了孩子。
那个老太太说着同情地问我，你也是当年去台湾把孩子丢下了？我忙说，我走的时候孩子都两个月大了，我只是留给奶妈了，可后来奶妈死了孩子便没了下落，这不听人一说这有个线索便跑来了。
跑了这么远的路，却不是那回事儿，我挺伤心的，也完全绝望了。我想也许这就是天意，对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老天没有那么宽容。
令人遗憾的是我连儿子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就是他真的站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得他，我所有的记忆就是他发烧烧得通红的一张小脸和耳朵后面一颗很小的黑痣。
回到家里我失望地开始收拾行李，再这样待下去，我觉得自己人都要垮掉了，状态比从台湾回来时还要不好，我知道自己对能够找到儿子抱太大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反而承受不了。
侄女见我太难过忙过来安慰我，让我再坚持几天也许还会有消息来。她说，她已托了人到我们去的那个村周围的一些村子打听，既然这种事儿乡下比较多，也许会找出线索来。
果然，没几天又传过一个消息来，说是在距青岛60多公里的一个村里，有这样一个收养了一个男孩子的人家，而且，这个男孩的年龄正好是40岁。
这次我没有接到信人就赶了去，总是承受那种失望让我心有余悸。我让侄子跟他儿子去了一趟，打听回来的结果是，那是个孤老太太收养的孩子，目前已结婚成家，在村里种地，他的父母听说的确是当年去了台湾，不过经问他们都已经死了，那个被收养的儿子也这样认为。
从种种迹象分析来看，这个孩子是我儿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可对方是孤寡老人，让我如何开口把儿子认回来，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我想我还是去看看吧，是与不是，认与不认到时候自有天意告诉我。
我正听得津津有味，施张玉凤女士说到这儿却打住了，她起身到旅行箱里拿出一张照片，是远远地拍的，一个壮年汉子在地头站着与人聊天。
我猜想这就是她儿子，可话还没出口，施张玉凤女士的眼圈又红了，她说，你看，这就是我儿子，跟他父亲一样是个高个子，就是风吹日晒的，人老了些。
可怎么样，他到底认你这个妈了吗？
我着急着揭开谜底。
一提这个，施张玉凤女士满脸黯然。
没认，他不认我这个妈。
他说他这一辈子有两个妈，一个是奶妈刘翠梅，一个是他现在的妈，他说自己的妈已经够多的了，他不想再认什么台湾来的妈。
儿子是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跟我在台湾的三个女儿简直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可是，他们可是同父同母生的啊！
我们是在那老太太家里见面的，虽说是跟老太太说好的，要与他相认，可一见面，老太太流泪，我也流泪，就是儿子一脸地没有表情，我怎么说对不起、道歉的话他就是不吭气。
这跟我想象的母子相认的场面完全不同，40年的隔绝真的使我们母子也成了陌生人，我很想把儿子搂到怀里抚摸他的头，轻轻地亲亲他。可是，他坐在门槛上，离我远远的，连眼神也是远的，我伤心极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竟相对无言，他抓起草帽，说：“您坐着，我下地去了。”
望着那酷似他父亲的背影，我忍不住哭出声来，我说，老姐姐，这么多年多亏您了，还能让我见到这个孩子。
那老太太也70多岁了，她说，她原先跟刘翠梅一起都在青岛做奶妈，后来她生了一个孩子，可不久孩子就夭折了，她心痛地几乎要去死。
那时，刘翠梅就是刘妈已经病得不轻了，想来想去让她把“金金”也就是我儿子带在身边收养着，刘妈说她死了以后，丈夫肯定还要再娶，不能让人家这个孩子跟着受后妈的气。
就这样这老太太的丈夫不久也在战乱中死了，她就带着收养来的儿子在青岛给人洗衣服，缝缝补补过日子。
后来，没有粮食吃，她便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在乡下住了下来，直到孩子长大成人，替孩子娶了媳妇，成了家。
听老太太讲这些，我明白了儿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这么多年他吃的苦太多了，我无法感受他的苦痛，也就无法真的跟他心灵相通，他除了血缘上还跟我有割不断的关系，他的整个生命都是刘妈和这个老太太给他的，因此，我虽然找到了他，可我找不回他。
40年前，在我走的那一瞬间，我就注定要失去他了，我刚刚才明白。
那天，直到天黑他也没回来，我知道他是在躲着我，只好给老太太留下了一点钱和礼物离开了。
从那里回来我真的收拾好了行李，定好启程的日子。我觉得不是我抛弃了儿子，是儿子抛弃了我，他不肯叫我一声“妈妈”，让我伤透了心，我决心回台湾，再也不回来。
临走以前我忍不住又去了一趟，但是，没有见到儿子，老太太说他出门帮人家盖房子去了。
老太太说，我劝过他，让他认你这个妈，说你万里迢迢地回来找他，年纪一大把了，父亲也过世了，怪不容易的，可这孩子倔得出名，他就是不吭气，弄得我这几天想起这事就掉泪。
我谢了老太太的心意，对她说，这事就不要再提了，孩子大了主意该让他自己拿，强扭的瓜也甜不了，他不想认我，说明还在怨恨我，这事本身是我的错，我不该那么小就把他一个人扔下，可当时的事儿谁说的准呢？
为了感谢老太太这么多年拉址儿子，我给她留下了500美金，我希望她能够让儿子把房子好好修一下，过得好一些，我也就放心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儿子家，回到青岛便返回台湾了，本来想反正儿子已经找到，虽然他不认我，可总算我知道他平安地活着，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可谁知回到台湾，我的心不但没有安下来，反而更加牵肠挂肚，就好像什么东西留在大陆没有带回来。
而且，我回台湾不久，我的大哥便去世了，这让我很伤心，情绪一直很不稳定，女儿见我这样，又把我接到加拿大去散心，可加拿大的渥太华也是到处都是中国人，看到人家的儿女无忧无虑地团聚在一起，我就悲从中来。
女儿见我怎么样也不开心，就试探我是不是因为她父亲去世扔下我一个人，很孤单寂寞啊，她说可以给我介绍男朋友，让我再找个伴，女儿说这是她们几个商量好的，所以，让我不必想说又不好意思。
女儿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只有我知道我犯的是思乡病，是想回到祖国内地安度晚年。毕竟那里是我的故乡，有我的亲人和我熟悉的乡音。
过去终日为生活奔波，我顾不得想这些，可现在晚景悲凉，我不由得想家乡想亲人，想我那不肯认我的儿子。
可女儿她们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这么快就再回大陆，她们说我身体这样来回折腾受不了。而且，那个哥哥的态度也让她们特别不理解。
我知道她们没有尝过那种被人遗弃的感觉，所以，有些事情根本不是她们可以想象的，我从来就没指望这几个女儿理解我，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所信仰的跟我完全不同。
所以，那几年我在美国、加拿大、台湾都待过挺长时间，可我无法摆脱自己对祖国内地的向往，我想要回家，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和稳定的家，哪怕粗茶淡饭，我在这个家里会有一种安全感我就满足了。
这不，今年我71岁了。我对女儿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到了可以自己做主的年纪了，我要回大陆，回自己的家，你们不可以再不支持我。
女儿说，妈，不是我们不支持你，只是你年纪大了，回去谁照顾你啊？
我说，我那边还有那么多亲人呢，我的侄子、侄女、侄孙一大家子人，难到我还没地方去了不成。
不瞒你说，我刚刚在海边买了房子，正在装修呢，所以，我住在宾馆里，这次回来我是不想再走了，也走不动了。你说，我老伴在这儿，儿子在这儿，我还能上哪儿呢？
儿子那儿我又去看了，那孩子还是躲着我，我知道他这倔劲儿是像我，这次我回来，见他的房子都是新盖的，我特别高兴，又一个屋给他买上一个29英寸的大电视。
老太太一个，儿子两口子一个，孩子们一个，看着他们高兴，我也高兴得不得了。
人就是这样，感情是慢慢培养的，我觉得儿子总有一天会叫我一声“妈”，我会好好活着，在这儿守着他，等他认我的那一天，我会等到那一天的，您说是吗？
有时候想起儿子的事我就说是我的错，可我女儿总劝我，她说，这在当时是谁也没有办法的选择，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与其想着谁对谁错，不如抛开那些往事，重新开始大家好好做，别让这种悲剧再发生才是真正地有所悟。
我知道女儿说的很对，我也希望台湾和大陆真的是重新开始好好做，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何必搞得这么紧张。与那么多人的痛苦相比，我们真该好好想一下，应该结束目前这种状态了。
毕竟，家乡的土地，家乡的人才是最亲最热的。
几乎从我一进门就在倾诉的施张玉凤女士看来真的累了。
她说完最后一句话有些疲倦地冲我笑了笑，“我说的这些能写下来吗？”正在飞快地往本子上记录的我，给了她一个“您非常棒”的微笑，竟使她又有些振奋，“你还要问些什么！”
我抱歉地摇摇头：“对不起，我已经打扰您太久了，你是我奶奶一样的年纪，不能让您太累了。”
你这说哪儿的话，你这也是为祖国统一在做一件大事，我能够帮你，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过两天我的房子整理好了，我请你去做客，你可一定要来，那是我的家啊。
8月30日，收到施张玉凤女士从青岛打来的电话，请我到她海边的家去做客。可我已经人在北京，并且，日夜兼程在写这本书，我告诉她，改天我定去登门拜访。
我问她儿子是不是到她的新房看过。她说，儿子没来，但小孙子今年考上了青岛大学，经常到她那儿去陪她，并且，在美国的女儿准备10月份带孩子回大陆探亲、观光。
我祝福她全家在金秋10月幸福团聚，她说，不是全家，还差两个女儿呢，等那两个女儿再回来，我们一家就真的团聚了。
说着电话挂断，只留下一串笑声。
这让我知道原来世界上不光只是婴儿的笑声最让人开心，而老人从心底发出来的笑声会让人更加地快乐。
第一次回来，他陪老伴说了一个月的话；第二次回来，得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听他说了一个月的话；第三次回来，老伴走了。40年后的相聚，他跟老伴待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过两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