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宦官数量在明代达到最高点。据历史记载，明朝建立之初，“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足百人”，但随后人数急剧增加，渐呈无以扼制之势。至成化年间，监局内臣已数以万计，而明朝灭亡之际，宫中宦官七万余人哗然而走。清圣祖康熙皇帝在训诫臣下时，更不无夸张地称明末宦官计有十万人之巨。无论是较为保守的“七万”，还是相对夸张的“十万”，明代宦官人数之众都是空前绝后的。
论及宦官数量，还不能不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政权。它的宦官绝对数量也许不及明朝，但若将阉宦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这一因素估计在内的话，南汉政权恐怕才是真正的历史之最。南汉是地处岭南一隅的小国，灭国时辖有“州六十，县二百十四，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人口总数至多在百万左右。然而它却拥有“宦者近二万人”，实在让人瞠目结舌。究其原因，则在于南汉君主对臣下强烈的猜忌心理，认为“群臣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唯宦者亲近可任。”，因此，“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元，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于是，朝廷成了宦官的天下，凡求幸进者必先阉割。这在历史上也算是奇闻了。
清代的太监员额是比较少的。乾隆初年，皇帝曾谕令宫中苑囿所用宦官“综计不越三千”之数。并规定以后不得增额从清官档案记载来看，清朝统治二百六十多年间，宦官实际数量确实从未曾达到这一定额。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宫中及外围等处共有总管、首领和太监2605名；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共有2675名；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共有2216名；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共有1596名；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共有1693名。在这些宦官中，总管太监和首领太监所占的比重很小，光绪年间宫廷太监最多时曾达到一千九百多人，其中总管太监和首领太监全部加起来，也占不到百分之十。所以，宦官的绝大多数还是纯粹的宫廷仆役，加官晋爵者少之又少。
宦官势力兴盛与顿挫的历史变奏
中国历史的宦官制度始终是与君主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其赖以形成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专制君主的多妻制。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享有一夫多妻的合法权利，其正妻一般称“后”，次妻有妃、嫔、美人等各种称呼。史载：“《周礼》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其实，历代宫廷中除了有名号的后妃之外，还有大量的宫女。她们既要负担内廷各项杂役事务，同时也是君主随时泄欲的对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主妻妾众多，“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以所得诸侯美人充实后宫，“列女万余人”。唐代玄宗时，“大率宫女四万人”，成为历代后宫之最。如此众多的女子为君主一人所独占，势必造成“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内多怨女，外多旷夫”的情形。然而，专制君主为了保持世系血统的纯正，为了满足独占的欲望，视宫中女性为禁脔，绝不容许他人染指，这就必须制定严格的宫禁制度，宦官的出现势所必然。
以阉人给使内廷杂役，无疑基本禁绝了正常男性在内廷的存在。据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回忆，清代紫禁城内，每天到日落时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低贱差役，均须全部离去，除了皇帝之外，再没有一个真正的男性。从专制君主的角度看，这一局面的优长是多方面的：首先，宦官作为阉人，已经不是真正的男人，已经不可能与内廷女性发生性爱关系，这可以满足君主对宫中女性的独占欲望；其次，内廷中既需要粗重使役，也需要警卫，宫中女性对此显然不适宜。宦官尽管失去了性能力，但其作为男性的气力还在，使用他们就可以断绝内宫女性与外廷一切可能出现的联系；再次，君主对内需要隔绝与监视宫廷女性，对外需要监督群臣，但君主确实又需要沟通宫禁内外，以保证权力的畅通。在上下臣工基本都是男性的前提下，使用女子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使用宦官则可有效地避免其与朝臣发生过分亲密的关系。
正是基于这些现实的原因，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宦官制度。由此而至清末，宦官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兴盛与顿挫相互更替的三个阶段：
(1)自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以东汉时期为高潮。
这一时期，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已基本确立，有关宦官的机构设置及选用、赐爵、秩俸、升迁、管束、赏罚等各项制度也渐次成熟。与之相联系，宦官人数迅速增加，宦官阶层内部的分化日趋明显，部分宦官地位上升，跻身于官僚行列，进而使之同时具有了君主家奴与朝廷官员的双重身份。作为一支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宦官集团越来越多地干预政务，并因此与外廷官员产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秦有赵高，汉有十常侍，宦官干预朝政乃至操纵国柄的现象愈演愈烈，宦官专权对于国家政治所造成的危害逐渐显现。其结果则出现了东汉末年朝廷官员与内廷宦官的长期争斗，宦官势力伴随着东汉的灭亡而遭到毁灭性打击。(2)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以唐朝时期为高潮。自东汉末年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宦官势力在分裂割据与王朝更迭频繁的情况下虽几经浮沉却绵延未绝，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新的发展。在这期间，北魏王朝的宦官势力曾一度兴盛。不仅任职范围大大突破了传统的限制，由奉侍帝王的内廷官职扩展至外廷朝职与军职，而且常常能够把持乃至专擅朝政，恰如《魏书·宦官传序》所言：“魏氏则宗爱弑帝害王，刘腾废后戮相，其间窃官爵，盗财赂，乘势使气为朝野之患者，何可胜举？”其原因则大致与北魏政权的迅速“汉化”密不可分，一方面北魏政权在汉化的过程中广泛接受了汉族政治体制，并连同与封建专制密不可分的宦官制度接受过来：另一方面，北魏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曾遭到来自鲜卑贵族的抵制，而在推行汉化政策迫切需要大批人才的前提下，君主极易把选用人才的目光投向既了解汉族政治体制，又比较信任的“家奴”。另外，北魏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及母后临朝局面的出现，也为宦官参政敞开了方便之门。至北魏末年，贵族尔朱荣发动兵变，将临朝称制的灵太后连同被其宠信的宦官及公卿百官二干余人一起诛杀。这是继东汉以来，宦官势力遭到的第二次毁灭性打击。隋唐大一统的强盛帝国建立后，宦官制度的发展又走上了如同东汉王朝相类似的老路，但其体制更趋系统完备，势力更为猖獗。尤其是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局面愈演愈烈。内廷宦官与外廷朝官的“南衙北司”之争长达数十年之久，大大加深了唐代后期的政治危机。最终唐末权阉与唐王朝一起相伴走上了覆亡之途。
(3)自宋元而至明清，以明朝时期为高潮。
自五代十国而至宋元时期，宦官虽然也较多地参预政务，但就其发展情形与干政的严重程度看，远逊于汉唐。进入明代，宦官势力的发展又急剧膨胀，就机构之庞大、人数之众多、权力范围之广泛、地位势力之显赫等几方面言之，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从明初的“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直至晚明的“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宦官以及依附于宦官的“阉党”都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这大致也显示出宦官势力在明代已经全面地介入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明代宦官专擅朝政局面的出现，严重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明王朝衰亡的进程，以至于清初统治者认为“明亡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宦官。”
清初统治者从明朝的宦官之祸中汲取了教训，连续不断地发布一系列有关严厉管束宦官的敕谕，进而对传统的宦官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形成了严禁宦官干政的“祖制”、“家法”，并大力裁减宦官人数，尽量压缩宦官机构，明确管理宦官的法规条例。这些措施在清朝统治前期曾起到明显效果，但随着后期“母后垂帘”局面的出现，宦官又获得了干预朝政的有利契机。安德海、李莲英等上层宦官借当政母后之势，颐指气使、权势熏天。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此时已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渐趋深入人心，宦官当政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基础。随着“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宦官制度终于被埋进了历史的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