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挟制天子，操纵君权
宦官在君主面前也并非一味地柔弱与迎合，“奴大欺主”的现象也有之，尤其是在宦官势力相对强盛、君权较为虚弱的情况下，宦官也有可能通过挟制天子、迫其就范的方式来达到专权的目的。
宦官要达到专权的目的，最重要的一点是隔绝君臣之间的联系。宦官无论是靠迷惑的手段，还是靠胁迫的方式，其目的概莫能外。因为宦官的权力来自于君主，而宦官受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制约，活动范围又一般限于宫廷之内，这就意味着诏令的具体实施要靠普通官员来完成。由此，宦官的专权就有了一个基本的限定，即每当君主与朝臣之间的联系渠道相对通畅，宦官的权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反之，每当君臣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地阻隔，便会为宦官造成上下其手、左右逢源的有利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对上，宦官是君主了解朝野信息及时势舆论的唯一来源：对下，宦官又是朝臣领取诏令圣旨的唯一渠道。这一态势显然对宦官专权是极其有利的。清初统治者在分析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时曾指出：君主与士大夫及朝中文武大臣失去了正常的联系渠道，乃是宦官专权的主要原因。朝臣中竟有人数十年见不到皇帝，这种中外阻绝的状况，遂使阉宦的鬼蜮之计得行，“是非由其爱憎，刑威姿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纵，利权归其掌握。”
相对而言，用游乐献媚以迷惑君主的方式来达到专权的目的，风险是比较小的。因为“迷惑”是以投其所好为前提的，要逗君主高兴，要让其忘乎所以，然后揣情摩意，伺机得到君主的授权或委权，即使是被君主察觉或驳回，也可能一笑了之。然而这种方式是完全被动的，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是时机很难把握，即总要找皇帝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时候进奏，这显然并非易事：二是要不断地花样翻新，即总要能找到一些新鲜而有刺激的娱乐方式来使君主持续不断地游玩嬉戏，这显然也不容易。但是，做不到这两点，所谓的“迷惑”就无从谈起，而且一旦君主迷途知返，宦官迷惑君主的一切努力就随之化为泡影，甚至惹来杀身之祸，成为君主自警自励的牺牲品。由完全的被动迎合转而主动要求授权的第一种方式是引诱。与以迷惑方式迎合君主不同的是，这种引诱是通过某种适当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要求授权，而不是总须等君主在忘乎所以的时候，让宠信的宦官去处理某件事。秦朝权宦赵高拥立胡亥为帝后，虽甚得重用却仍感不足，因而在大肆诛杀大臣和王室公子后，想进一步架空秦二世，独专大权。为此，他引诱秦二世说：“天子之所以高贵，在于只准臣下听到他的声音，而不准臣下看到他的颜面，所以才称朕。陛下年少，又刚刚即位，在宫廷与大臣议事，难免有误，这样便会把陛下的短处暴露在臣下面前，臣下就有可能因此而轻视陛下。如果陛下深居内宫，对臣下的奏章和亲近的人研究之后再做处理，就会减少失误，使天下之人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如此一来，群臣也不敢再欺骗陛下了。”昏庸的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从此便深居内宫，大臣们很难见到皇帝，国家大事皆由赵高代行处理。
李辅国是唐朝第一个以宦官身份被任命为宰相的人。他自恃拥立唐代宗有功，在朝中专权跋扈，独断专行。他为了进一步控制朝政，竟然公开地对唐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唐代宫廷之中多以“大家”称皇帝，李辅国此言意思是让代宗在宫中玩乐，做傀儡，军国大事都由他自己处理，其独揽大权之意昭然若揭。代宗听了这话，心里当然不高兴，但又不敢显露出来。因为此刻政局不稳，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不得不对李辅国以礼相加，尊其为“尚父”。李辅国大权独揽，朝中事无巨细，都由其裁决，朝臣出入也须先拜见李辅国，然后再朝见代宗。
李辅国所言，其实在引诱中已隐含了些许胁迫的味道，但毕竟与赤裸裸的胁迫还有所不同。在他稍后的许多唐代权宦拥禁军自重，挟威势以制君，“劫胁天子如制婴儿”，这比引诱显然更进了一层。前面曾提及的唐代权阉仇世良，权势最盛之时是唐文宗时期。唐文宗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处处受制于宦官。他与朝中宰相议定的事，仇世良根本不当回事，甚至还当面“历数帝之过失”。对此，文宗悲愤交集，却无可奈何，唯俯首听责而已。有一次，他问朝中学士周墀道：“朕可与前代哪位皇帝相提并论？”周墀迟疑了一下说：“可比尧、舜。”文宗苦笑道：“何谈尧舜，连赧、献尤有不如。周赧王与周献王受制于列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说罢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唐昭宗在位期间也是因大权旁落而一筹莫展，平常也不断受到宦官的凌辱。宦官杨复恭自认为拥立唐昭宗有功，居然自称是“定策国老”，有时竟当面责骂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继杨复恭而起的权阉刘季述较杨复恭更甚，曾以银杖划地，当面列举唐昭宗的过失：“某日某事，汝不从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数落了十几条还没有数完。唐昭宗被吓得浑身发抖，似筛糠一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还是皇后出来打了个圆场，朝刘季述施礼道：“护宅家，勿使怖。若有罪，唯军容议。”倒让人搞不清究竟谁是皇上？谁是奴才？
(3)策立新君，固宠擅权
中国尽管较早地形成了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但君主废立常中有变，宫廷之中也由此而动乱迭起。在选立新君的过程中，宦官由于常居深宫，口含天宪，担负着出入宫禁、承宣诏命的职责，因而通常会成为各派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从宦官本身而言，他们或贪图策立之功，或有意择立幼君以便于操纵，通常也表现得相当积极活跃。事实上，历史上诸多的权阉也正是通过积极参预君主废置而得以专权擅政的。秦朝权阉赵高借沙丘之谋策立秦二世，进而专擅朝权的事例已为人们所熟知。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活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对君主的策立。东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汉安帝死于巡游途中。安帝皇后阎氏久专国政，废弃太子，立年幼的北乡侯刘懿为帝。殊料，刘懿福薄命短，被立为皇帝不到二百天就身患重病。眼见幼帝已病重难治，追随阎后的宦官江京等人急忙准备策立新君，而另一派遭到阎后冷落的宦官孙程则积极联络宦官王康等人也准备策立废太子刘保。不久，刘懿死去，但阎后所准备策立的王子刘简还没有来到京城。无奈之下，阎后与宦官江京等人只好秘不发丧，关闭宫门，屯兵自守。孙程、王康等十八人得此良机，在宫中德阳殿西钟下秘密集会，每人割下一片衣服起誓，同心协力，共举大事。随即他们在崇德殿再次集会，决定立即行动，遂一齐冲入章台门。阎后的心腹宦官江京等人猝不及防，被孙程、王康等人杀死。孙程又率人到西钟下迎立废太子刘保即皇帝位，是为汉顺帝。刘保随即以皇帝的名义，下令捕杀握有军权的阎后之弟阎景，阎后也被囚离宫，一场宫廷政变遂以汉顺帝的即位而宣告结束。汉顺帝为了褒奖孙程等人，下诏册封孙程等十九人为列侯，孙程因立有首功，封浮阳侯，食邑万户；王康封华容侯，食邑九千户。不久，孙程又官拜车骑都尉，并与“十九侯”一起把持了朝政。
阳嘉元年，汉顺帝册立屯骑校尉梁商之女梁蚋为皇后，外戚梁氏集团随之而起。此后经冲帝、质帝直至桓帝凡四十年，梁氏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皇后的兄长梁冀官拜大将军，把持朝政“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亲豫。”外戚势力的专权，必然激化与专制君权之间的矛盾。汉质帝年少聪敏，不满于外戚专权，仅因在一次朝会中称梁冀为“跋扈将军”，便被毒死。桓帝即位后虽心存怨恨却因内有梁氏二后，外有梁冀而徒唤奈何。延熹二年，梁氏二后先后死去，桓帝认为铲除梁氏集团的时机已到，遂趁如厕之机，单独与宦官唐衡密谋大计。随后，桓帝与单超、徐璜、唐衡等五人歃血为盟，立誓诛除梁氏集团。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宦官率左右羽林军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梁府。梁冀见大势已去，被迫自杀。梁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其他受牵连而死的公卿列校刺史之类二千石以上官员达数十人。宦官集团乘势而起，填补权力真空。单超、徐璜、唐衡等加盟的五宦官同日封侯，世称“五侯”。他们与其他宦官一起秉势擅权，骄横日盛，史称：“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
宦官为达到专权的目的而采取的最极端的手段是弑君、废君。每当在位君主与得势宦官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而君权又相对虚弱的情况下，此类事件就难免发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的宦官宗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时常受到太子责备，因而与监国太子拓跋晃结怨。他见太子日渐受到太武帝的宠信，担心日后太子即位会对已不利，便蓄谋构陷太子及其僚属，终使辅佐太子监国的大臣崔浩及东官僚属数十人遭斩杀。太子忧惧之下，竟然一病不起，未几而终，年仅二十四岁。事后太武帝颇为追悔，宗爱唯恐他追究责任，遂决定弑帝另立，以求自保。正平二年春日，太武帝因酒醉独卧永安宫，宗爱乘隙进去。不知他如何动手，竟令英武果毅的太武帝暴毙宫中。
众人得知太武帝死讯后，审择嗣君。贵族兰延、薛提等人谋议在皇孙拓跋浚和东平王拓跋翰二人之间选立新君。宗爱既然谋害了太子拓跋晃，自然不愿其子继位，而拓跋翰也与他素有芥蒂。他思虑再三，索性抢先下手，假传皇后诏令，将兰延、薛提等人骗人宫中杀害，并将拓跋翰一并杀掉，然后迎立吴王拓跋佘即位。拓跋余随即大赦天下，授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军事。宗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总揽朝政，权恣日甚，时人将其比作秦朝的赵高，连拓跋余也怀疑他要发动政变，因而时加裁抑。宗爱怀恨在心，重起弑帝之念。正巧有一天拓跋余夜祭东庙，宗爱密令小黄门贾周将其刺死。
如果说北魏时期的宗爱弑帝另立只是基于鲜卑族统治者典章未备的特殊情形，那么唐朝后期宦官的弑君立帝则是基于对禁军的操纵。据历史记载，自唐穆宗至唐昭宗凡八帝，除敬宗一人系由太子身份继位外，其余七个皇帝均为宦官所立。在这一过程中，非但朝廷大臣乃至宰相皆不得预闻，就连先帝的遗愿也不起作用。唐文宗健在时曾立李成美为太子，宣宗临终时也有托孤之举，但在宦官的干预之下，文宗与宣宗的愿望均不能实现。司马光曾就东汉宦官专权与唐代宦官专权的不同之处作了一番比较：
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
司马光所言，大致强调东汉宦官专权尚需假人主之权，而唐末宦官专权则已发展到了“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已”的地步。
总之，宦官干预朝政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既可以是怂恿君主耽于享乐，从而使之脱离实际政务，也可以通过欺骗蒙蔽君主，使之成为傀儡玩偶：既可以挟持架空君主，从而迫使其就范，也可以直接插手君主的废立，以尽可能拥立符合自己心愿的君主。事实上，除了以上所举实例外，历史出现的任何一次君主的废立或君位的转移，无论是正常或是不正常，几乎都可以看到宦官活跃的身影。其用意无非是借此择立幼主，以便于自己操纵；或是借此积极拥戴投靠新主，并希望通过策立之功而确立自己的宠信地位。然而，仔细分析宦官干政的种种手段就会发现，其实所有这一切都与专制君主及宦官身份特点密不可分，或者可以进一步说，正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存在，才为宦官干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正是由于宦官在专制政权结构和权力运行中的特殊地位，才使得他们有可能利用上述方式和渠道来达到干政擅权的目的。
历朝宦官
东汉宦官与“党锢之祸”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而且其特点相当明显，即宦官在皇帝与外戚斗争的夹缝中逐步增强自身的势力进而把持朝政。东汉宦官专权开始于十岁即位的汉和帝时期。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殇帝即位时刚满百日，桓帝即位时年龄较大，但也不过十五岁。每当小皇帝上台，因其年幼无知，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当皇帝长大成人后，自然想亲政收权，而这必然形成与外戚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皇帝因幼长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东汉宦官势力较为猖獗的时期是汉桓帝消灭外戚梁冀集团之后。由此而直至东汉灭亡，宦官专权擅政，排除异己，并制造一次次党锢事件，不仅败坏了朝政，而且加深了政治的黑暗。
梁冀是东汉后期着名的外戚。他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冲帝、质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为帝。梁冀把持朝政，一手遮天，其跋扈之气焰无以言表，皇帝反而成了无权的傀儡。汉桓帝即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极力想摆脱其尴尬的境地，并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决心除掉梁冀。唐衡、单超等，在皇帝的支持下，经过周密策划，调动羽林军千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与其妻畏罪自杀，其家族成员及党羽宾客大多被杀。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二万户到一万三干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在以后的几年中，“五侯”任人唯亲，其亲属族人不仅多数升官，而且依仗其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如徐璜之侄看上了李氏女子，遭拒后竟然率官吏闯入李家，抢走此女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依法处理，反而受到了桓帝的刑责。“五侯”权势日大，骄横日甚，进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汉桓帝趁具瑗之兄犯罪之机，痛加裁抑，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单超、唐衡等人也因此受到牵连，纷纷遭贬，五侯专权告一段落。
“五侯”失势后，侯览、苏康、管霸等又成为新的一轮炙手可热的宦官。他们与五侯一样把持朝政、盘剥百姓、任人唯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而大多数太学生及地方儒生的仕进之路由此被堵塞，朝政日趋黑暗，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