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蔡京与所有的奸臣一样，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影响最大的是把司马光、文彦博等一大批名声远播，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正直官吏列为奸党，并御书刻石于端礼门，称“党人碑”。生者贬斥，已死者剥夺谥号官位，其子弟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对宋朝统治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童贯与蔡京任人唯亲，凡是反对他们的都冠以“党人”的旗号，或贬或杀。童贯与蔡京公开地卖官鬻爵，人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权倾朝野的童贯之流，把北宋的统治搞得乌烟瘴气。其灭亡也是指日可待了。
童贯与蔡京所把持的宋徽宗的黑暗统治，终于酿成了声势浩大的方腊大起义。方腊起义得到了人民的响应，短时间内控制了浙江六州五十二县。大惊失色的宋徽宗急派童贯为宣抚使，领兵十五万镇压农民军。卑鄙的童贯软硬兼施，一方面代皇帝下令停止花石纲等民愤极大的工程，发布文书招抚起义军。同时又派重兵镇压起义军。由于力量过于悬殊，加之童贯运用了收买、偷袭等狡猾的招数，起义军很快被童贯所率的大军所击溃。方腊等农民军将领英勇就义。童贯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纵兵杀掠，杀害军民近百万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然而童贯因镇压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太师。
童贯还有好大喜功的特点。他掌握兵权二十余年，多次对西夏用兵，劳民伤财。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打了败仗，童贯不仅隐瞒事实真相，还向朝廷报捷。西州名将刘法多次打败西夏，但在童贯的淫威下不得已冒险出战，战败被杀。童贯因“功”被进封为“太傅”、“经国公”。童贯还挑起了对辽的用兵。投靠童贯的卑劣之徒李良嗣在童贯的支持下，挑唆徽宗不顾宋朝的虚弱状态与建臣的反对，结金攻辽。公元1120年，童贯率军十五万北上燕云，与金人联合攻辽。怀着必胜的信念童贯不是精心布置战事，而是招摇过市，作威作福。旋即大败后，童贯把失败的罪责推到下属身上，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班师回朝。后因辽国内乱，金兵占领燕京，宋朝收回了一座被金劫掠一空的空城，大喜过望的宋徽宗又把童贯封为广阳郡王。
但好景不长，金兵于公元1125年向南宋发起了进攻。镇守西北的童贯不思抵抗，急忙回逃。金人不战而攻下燕山，长驱南下，惊恐不已的宋徽宗强迫其子赵桓就任皇帝位，是为宋钦宗。做了太上皇的徽宗南下逃命。被徽宗任命为东京留守的童贯惜命第一，率领临时招募的几万人的“胜捷军”南下追赶太上皇。童贯的亡国行径，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义愤。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谏官、御史、国人，纷纷上书弹劾童贯等人的罪恶行径。面对公愤，也为了自己的利益，钦宗下诏公布了童贯祸国殃民的十大罪状。最后，恶贯满盈的童贯终被处死。不久，金兵攻下开封，徽、钦二帝被俘，宋灭亡。
号称“隐相”的梁师成也是北宋徽宗时期的着名权阉。他由于稍懂一点书法而得到了徽宗的宠信。荒唐的徽宗让其代写诏书，梁师成召集一批人专门模仿徽宗的笔迹，真假难辨。疏于朝政、沉迷于书画古玩的徽宗正中下怀，梁师成的地位越来越高。许多人为了得到升迁都讨好梁师成，甚至权倾一时的宰相蔡京父子也时常有求于他。
梁师成自命清高，以师自居，不少小人或希冀升迁之人都投入其门下。攻辽时的宣抚使谭稹即是出于梁师成的举荐。正是由于举荐有功，当灭辽成功后，梁师成进升少保。地位特殊的梁师成狐假虎威，广收贿赂。如宋时礼部录取的进士，必须到皇宫复试。殿试时，梁师成每每立于帝侧，信口开河。进士们为了能被录取，不得不重贿于梁师成。每次殿试，都是梁师成发财的良机。
梁师成为了讨好宋徽宗，多次制造“祥瑞”，还与权臣相互勾结为自己谋利。徽宗让位后，梁师成又投靠钦宗，当大多宦官随徽宗南下时，梁师成认为自己对钦宗有“援立之功”，留在钦宗身边，宠信日盛。
宋朝的统治已危在旦夕了。大臣李纲等人组成了主战派，率先对童贯等人发难的太学生陈东等人也伏阙上书，历数梁师成等宦官的罪行，力主钦宗擒杀梁师成等人，以激发宋人励精图治、抵抗外侮的决心。钦宗为了取得朝臣的支持，为了宋室的江山，才同意贬杀梁师成。梁师成旋即被缢死，家产也全部充公。
皇帝的“先生”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因此，明初对宦官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朱元璋去世后，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继而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皇位，宦官在其中曾起到不小的作用，因而他对宦官多所任用，宦官的地位也逐渐有所提高。到明宣德年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能够通古晓今，拟旨援笔立就。每当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皇帝便会让侍候左右的司礼监太监替他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司礼监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伴随着宦官权势的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王振是山西蔚州人，入宫前就曾读过书并当了几年的教官。据称其任职数年，毫无建树，为逃避罪责而自行阉割入宫，后来被派到东宫，陪太子朱祁镇读书。这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子，对王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而不名。王振也深知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因此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欢。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此时的司礼监太监已是位高权重，并时常代皇帝批朱。但时任掌印太监的刘宁偏偏不识字，明宣宗因见王振娴于文墨，便常让他代笔。后来宣宗考虑到刘宁不识字是个大问题，便另任其别职，由王振取代他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公元1435年，明宣宗因病去世，年仅九岁的明英宗上台。因皇帝年幼，张太后与号称“三杨”的三位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共同辅政。见时机不到，王振只有曲意逢迎，一方面对张太后、三杨等大臣们毕恭毕敬，极力争取他们的好感，另一方面继续讨好小皇帝。小皇帝对王振愈加依赖，依然称其为“先生”。
情势的转机出现在制约王振的势力逐步削弱之后。正统七年，王振最为惧怕的张太后病故，而在此之前，“三杨”中有两位因官场倾轧而早已退出了中枢地位，只剩下年老势孤的杨溥。王振的野心开始膨胀，他首先令人摘掉了朱元璋所立的限制太监干政的那块铁牌。此后见英宗未加责备，便肆无忌惮地公开树党，扩大权势，顺者昌，逆者亡。他的宗亲故旧首先得到提升。一些投机之徒也蝇聚在其周围，为虎作伥。工部郎中王佑天生不长胡须，有一次王振当面问他是何缘故，王佑竟厚颜无耻地说：“您老无须，儿子岂敢有须？”就此一言，王佑不久即升为工部侍郎。事情传出后，许多趋炎附势之人纷纷把胡须剃去，以献媚王振。王振还贪于财货、公开纳贿。当时有两位无才无学的布衣，用金银从王振处分别谋得中书舍人、中书主事之职，被人戏称为“金中书”、“银主事”，成为京城笑柄。
拉帮结伙与打击异己是并存的。对于违逆者王振采取了坚决打击的策略。工部尚书王卺不趋附王振，被勒令致仕。侍讲刘球上书因反对王振提出的对丽川用兵的策略，王振便罗织罪名将其处死。
在王振专权的同时，北方蒙古族的瓦刺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也先窥视明朝的疆域，但因时机未到，向明进贡，麻痹明朝。不少人提出要加强边防，王振与英宗都不以为然。公元1449年也先率军侵略，王振为了邀功取宠，不顾于谦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力主皇帝亲征。
由于准备不充分，皇帝的军队尚未到前线，就开始缺粮，两军一交战，明军即大败。这时有人提出皇帝立即班师，王振坚决反对。后来前线接连传来失败的消息，王振与英宗感到害怕了，才决定班师。本来英宗有充足的时间避开也先军的追赶，但王振想炫耀乡里，主张皇帝转道其家乡，后来又怕大军踏坏其庄稼，改道而行。如此反复再三，给也先以追赶的时间。土木堡之役，也先轻易地捉住了明英宗及各部尚书等五十余位重要官员，明五十万大军全军覆灭。当英宗被捉时，护卫将军樊忠看到乱军中的王振，气愤地喊：“我为天下诛此贼！”用铁锤砸死了王振，王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的纵容下纵情淫乐，连例行的上朝之事也行同儿戏。刘瑾被升为内官监，总督团营，控制了兵权，为其后的专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武宗时忠心耿耿的大臣们对朝政的现状忧心如焚。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多次进谏，皇帝置之不理。他们与尚书张升、韩文、许进等人还是继续上书，恳请皇帝惩治刘瑾等奸佞之徒，武宗一度被他们说动，同意把刘瑾等“八虎”处死。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刘瑾的耳中，刘瑾慌忙进宫，鼓动如簧之舌，终使明武宗改变初衷。刘瑾等人不仅大难不死，反而更受重用。刘健、谢迁等一大批忠臣愤而辞职，朝政由此更加黑暗。
刘健、谢迁等前朝重臣因反对刘瑾而被迫辞职后，朝廷中的许多忠贞之士不断为其伸冤，并冒死犯颜直谏。他们历数刘瑾等人的罪行，引经据典，向皇帝指出历朝历代宦官专权的危害。大权在握的刘瑾大怒，把五十三位反对者都列入奸党，制造了明朝一大冤案。他们中多半被逮捕入狱，施以酷刑。刘瑾为惩治反对他的官员，还独出心裁地违制使用新的刑具。明律规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枷”，最重不得超过13公斤，而刘瑾发明的枷竟然重达75公斤，不少官员当场就被枷死。
在刘瑾的威逼下，许多正直的大臣或辞官归隐或缄默不语，也有不少人敢于继续上疏揭发刘瑾的滔天罪行。为了彻底地威慑百官，刘瑾在特务机构东、西厂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又请示皇帝设立了内行厂，并由他亲自主持。内行厂用刑尤其惨烈，朝野之中，人人动辄得咎。刘瑾还下令驱逐在京的外地用人，强令寡妇再嫁，焚烧死人尸体，一时之间，京师几乎陷入混乱。
刘瑾排斥异己的同时，极力扶植自己的势力。奸猾之徒纷纷投靠刘瑾之流，借阉党之势，青云直上，作威作福。阁臣焦芳即是刘瑾最得力之人，他为了取谢迁而代之，卖身投靠刘瑾，以学生自居，对刘瑾直呼千岁，最终得任尚书并授文渊阁大学士，与刘瑾互为表里，作恶甚多。刘瑾为了扶植同党，大批提升投靠之人，所委派的官吏数不胜数，都指挥使以下的官员请求升迁者，只要投靠到刘瑾的门下，刘瑾草写一张纸条，上写授官人名称及所受官职，吏部即照准。用这种方式，使刘瑾所绘制的阉党网遍及天下，势力无所不及。
对非亲信的官员刘瑾总是吹毛求疵，派特务随时侦察他们的行为。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刘瑾所控制的锦衣卫经常无故拘捕、刑逼官员。手段之残酷、行径之无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有人用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发刘瑾，昏庸的武宗竟然把信交给刘瑾。气急败坏的刘瑾矫诏让百官在酷夏之时整日跪在奉天门外，逼迫写信人自首。官员们多人渴昏，三人当场渴死，余怒未息的刘瑾把五品以下的三百余官员全部关进狱中。刘瑾的为所欲为源于武宗的纵容。武宗曾经荒谬地说：“我把天下交给刘瑾也无所不可。”
刘瑾的专权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安化王以诛杀刘瑾为名，举兵造反，至此武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他重新起用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管，讨伐叛军。其中，杨一清因不依附刘瑾而多次受到刘瑾迫害，辞职后还被刘瑾诬告而入狱。张永则因刘瑾在宫中专横跋扈而与其多有嫌隙。杨一清认为，只有像张永那样可能随意接近皇帝的人才可能相机劝谏皇帝铲除刘瑾。因此，杨一清晓以大义力劝张永道：“公公也是皇上宠信的人，这次讨伐叛贼的任务不交付他人而交付公公，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今功成奏捷，请您在汇报军情时，乘机揭露刘瑾奸情，极力陈说由于刘瑾擅权使海内愁怨、人心思变的严峻形势。皇上英明，必定能听从您的意见，诛杀刘瑾。刘瑾被诛杀，公等用权，全部矫正以往的弊政，施惠天下，收买人心，历史将记载您的功德。”听了这一番话，张永慨然许诺。
张永首先需要做通武宗的工作。昏庸的武帝竟然不了解大臣们为什么要弹劾刘瑾，当他看罢张永弹劾刘瑾的奏章后，糊里糊涂地问：“刘瑾要干什么？”张永回答：“刘瑾要的是大明天下。”武帝又说：“就将天下给他好了。”张永应答：“将天下交给刘瑾，把陛下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张永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有位术士曾预言刘瑾的子孙日后会位汲人臣，对占卜星相之说深信不疑的刘瑾由此产生了非分之想。他秘密地赶制了龙袍、玉带，私刻了玉玺，并确定了发动宫廷政变的时间。有所觉醒的明武宗亲自率兵搜查了刘瑾的住宅，从中搜出了一批违禁物品，盛怒的武帝下令把气焰嚣张的刘瑾关进了监狱。
刘瑾下狱后，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要求诛杀刘瑾。刘瑾集团内部也发生分化，部分见风使舵之徒也起来揭发刘瑾。最终武宗下令把刘瑾碎尸万段，其族人和党羽也多被处死。不可一世的权宦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横行祸民的矿监税使
明朝的万历皇帝特别热中于钱财的积累，是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图的皇帝。万历年问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重建宫室。再加上皇室挥霍无度及由边境吃紧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国库人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到处搜括，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许多地区的经济都非常繁荣，万历皇帝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明火执仗地掠夺财富，由此，宦官在经济领域内横行肆虐，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派往各地的宦官通常采取如下手段控制国家经济命脉：
其一，干预税务征管。明初就曾设个别的宦官核实税务，到万历时宦官们已控制了各地的税务机关。宦官们用增税、滥税的方式大肆搜括银两，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