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常有疫病流行，但由于当时“天人感应论”泛滥，认为这是疫鬼所致，故形成了一种“岁终逐疫”的风俗。对此，王充（27—97）进行了严词驳斥。王充认为，所谓疫鬼，实是一种“中人多死”的毒烈之气。由于“气困为热”，“热极为毒”（《论衡·言毒篇》），“毒象人之兵，则其中人，人辄死也”（《订鬼篇》）。这是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病原并批驳谶讳迷信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对后世影响极大。王充认为气有和与不和之分，不和之气统称为邪，邪气除了毒气能流行，还有疫疠之气和腐臭之气等等之分（这可以说是对传染病病原分类之萌芽），其中疫疠之气是一种很易传染，危害性很大的邪气，而其流行，则往往发生在饥馑之岁，如《命义篇》说：“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这些认识，比笼统地称病原为毒气，可以说是前进了一步。王充还以“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凑满，颇多杀人。”“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等作比喻，认为“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幸偶篇》）。从而对避免接触病原的重要性，起了强调作用。此外，王充还认识到传染病可以通过“气相污），而传播，他认为“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辨祟篇》），这是很愚蠢的。总之，从《论衡》来看，王充对传染病的认识很为深刻，其医学思想，对后世影响不小，但由于他不是医家，《论衡》又非医学著作，故尚为人们所忽视，实则此书很值得引起研究中医学者的重视。汉代刘熙之《释名》中：“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其说与王充的“气相污”说相一致。这都说明，我国早在3—4世纪时，就已知道某些传染病是通过空气而传播的。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而“大兵之后必有大疫，”，从《伤寒论·序》：“余宗属素多，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段文字来看，显然也是有传染病流行，但仲景（150—219）以六气归纳病原，故称之为伤寒。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16卷，创立了六经辨证之法，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从此对传染病的治疗，始有矩矱可寻。《伤寒论》从现在出眼光来看，虽然其中治疫之法很不全面，但它毕竟是我国治疗传染病的最早方书。
稍后，曹植（192—219）亦认疫原为疠气，《曹集诠评》中“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段文字，亦可佐证仲景所说之广义伤寒，是包括了传染病在内。
迄晋，葛洪（281一341）著《肘后方》，书中记载了多种急性传染病，其对症状的描述，亦较为详细。对病因的认识，基本上是继承了“毒疠之气”为病原的说法，但明确提出了“毒有差别，致病各异”，这可以说是吴又可提出鸡瘟病鸡，猪瘟病猪，—病自有一病之毒说的先声。此书不但有传染病大流行情况的记载（“永微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以死后复传至旁人乃至灭门”），而且有详细研究，观察沙虱毒传染媒介恙螨的形态，生活习性、传播疾病方式的记载（“已深者，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而其中《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一篇，堪推我国最早的防疫专篇。在治疗上，则不独重视清热解毒法，而且大量运用了表里双解法，这对后人处理疫病，也很有影响。由于此书在汜述疫病的防治方面内容较为丰富，故近代医史学家陈邦贤认为；“葛洪在医学上的贡献，一种是对于传染病的认识；一种是炼丹，为制药化学的先驱。”
至隋·巢元方等著《诸病源候论》（610），称疫病病原为“乖戾之气”，说“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并认为“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不节。”这种认识，与《札记》，《论衡》中有关疫病的记载，是一脉相承的。以后吴又可的戾气说，就是在前人这些说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南宋时，战争连年，民不能耕，饥馑荏至，《儒门事亲·倜有所遇》篇说：“会兴定岁大饥，遂采百草而食”，当时饿孚遍野，常有传染病流行，张子和（约1156一1228）说当时的疫原是瘴疠，如《疟》篇说：“盖扰攘之时，政令颊乱，徭役纷冗，朝戈暮戟，略无少暇，内火与外火俱动，在侯百官吏尤甚，岂可与夷静之人，同法而治者。余亲见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师旅大举，至明年军回，是岁瘴疠杀人，莫知其数。”这似是指恶性疟的大流行。
迄李东垣（1180—1251），又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当时，患病者之多，死亡者之众，可谓前所未有，这是有大疫流行厂可以肯定，《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篇》说；“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乱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乃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东垣对仲景以来，用六气归纳病原，认为病原是伤寒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他忽视了王充以来的疫气相污说，他为了强调脾胃虚弱容易罹患疫疾，主张太过，竟把明明属于外感范畴的传染病，说成是内伤病，这在病原问题的认识上，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东汉末年及南宋时，战乱纷繁，民不聊生的历史条件和疫病流行情况，大体上差不多。如要说仲景、子和前后的疫病流行都是寒邪、疠气这一类外邪所致，唯东垣时的几百万人同时生病，都是内伤脾胃引起，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何妨东垣自己也说“感而伤人”，既是“感而伤人”，病原当然仍是乖戾之气。饮食不节，胃气亏乏，劳役惊扰，起居不时，引起健康水平下降，免疫机制减弱，这不过是致病条件而已，所以，东垣对传染病病原的认识，实在不能与葛洪、王充等前人相比。但由于传染病病原繁多，针对病原寻找特效药，即使在现在，也不是易事。东垣在当时患者机体抗力普遍衰弱的情况下，采用补脾益气之法，以增强正气抗病能力，其治疗手段，却是十分可取的。这种治术，较之杀灭病原无专药而又轻施攻伐，反伤正气的治疗，合理得多，故就治法论，东垣的治疫病法，较之《伤寒论》的治法和刘河间，张子和等人的治法，显是又有了长足的进展。
明末天下大乱，又屡有传染病大流行，《温疫论》自序说：“崇祯辛巳（1641），疫气流行，山东、浙江、南北二直患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吴又可否定疫病与六气及四时不正之气有关，他认为疫病病原既不是伤寒，也不同于一般之温热，而是一种杂气，又称戾气或异气，他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问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氏唯真理是尚，敢于非《内经》，疑仲景，斥叔和，在病原问题上，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讨论，他不但确认疫原是杂气，而且指出：“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疫气亦杂气之一种，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曰疠气。”（《杂气论》）他在区别戾气致病各有不同的基础上，还对疫病分为常疫与疠疫二种，所谓疠疫，就是诸如“瓜瓤瘟、疙瘩瘟”这一类来势凶猛，“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不可以与常疫并论也。”这是将一般传染病与烈性传染病进行区分的最早文献记载，这种分类方法，与我们现在将传染病分成甲类、乙类，大体相同。但杂气之所以造成流行，与五运六气和气候的异常变化关系极大，吴氏忽视了这一点，也是片面的。吴氏说：“草木有野葛巴豆”，“昆虫有毒蛇猛兽”，气变之中，“万物各有善恶不等，是知杂气之毒亦然。”“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称大头瘟是也。”这些议论，如与《论衡》中“天地之间，毒气流行，人当其冲，则面肿疾”等某些文字相比观，简直如出一辙。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吴氏作论，显然是受了王充等前人论疫思想之影响。
在清·乾隆年问（1792—1793），云南发生肺鼠疫流行，洪稚存在《江边诗话》中写道：“时赵州（今云南大理附近的凤仪）有怪鼠，白日入家，即伏地而死。人染其气，亦无不殒者。”据此，鼠类在传播鼠疫中的作用，已为人们所认识，到道光年间（1820—1850），汪期莲在《瘟疫汇编》中说：“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亡者。”据此，苍蝇在传播疫病中的媒介作用，亦为人们所认识。
清·民以还，解放之前，仅上海在50年内，就发生了12次霍乱大流行；鼠疫在1910、1920、1947年三次在东北流行，死亡人数达10万人，此外，血吸虫病，天花、黑热病，伤寒、疟疾等传染病，亦均大肆泛滥。祝味菊（1885—1951）面对一国之内，六气偏胜甚大，而某些传染病，往往不旋踵即纵横南北，且病型相同之客观事实，认为用六气归纳外感病因，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乃融会新知，参西说中，提出了“病原无寒邪温邪之分，但有无机有机之别的新说法。视氏的病原论认为；传染病一般以“有形有机之邪为主因，无形无机之邪为诱因，彼二邪，每狼狈为奸，伺人于不察也”（《伤寒质难》）。祝氏不排除六气在传染病发生、流行过程中的影响，也把机体抗邪能力下降等因素考虑在内，其对疫病病因病理的解释，融贯中西，立论比较完善，它较之吴又可的杂气论和前人的各种论述，就沟通中西医来说，是更为接近了。惜发掘这份珍贵的遗产，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故甚连祝氏其人，就较为年轻的中医来说，迄今尚知之者不多。
综上所述，前人对传染病病原虽有毒气，疠气，伤寒、戾气，异气等种种称呼，但基本上都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传染特性的外邪，故张锡纯说：“疫者，感岁运之戾气，因其岁运失和，中含毒气，人触之即病。”唯其如此，故就预防来说，增强体质与注意避邪，二不可废，就治疗来说，扶益正气与攻击病原，俱应重视。故李东垣健脾益气的治法，祝味菊匡扶正气的主张，在缺乏专病专药的情况下，是很为可取的。如忽视及此，而过于强调外感当攻，也就不无其片面性。从原则上来说，如治病救人则用药要猛要重，取其专而有力，截断逆转，要寻求针对性的特效药，如发觉专药，只要不会伤人，就应当机立断，予以大剂，直接杀灭驱逐病原。如无特效专药，采用治人却病法，则用药要稳要轻，协助自然疗能，务使正气得到扶持，要促使自调自控机能的恢复和加强，只要邪气有去路，体力能支持，不妨期待，使其自衰。如果不知从上述二方面权衡出入，但知按证下药，轻描淡写，就不免疲药塞职之诮。
参考文献
①、②林乾良，医学文字源流论（一），（内部资料）2003-9-1422：24：59北海散人头衔：佛门弟子等级：管理员文章：3797积分：4270注册：2002-12-24
第3楼非湿黄疸论
时医咸谓“无湿不成疸”，而余独有燥疸非湿之论。有闻而诮之者曰：《内经》云：“湿热相交，民当病瘅。”《金匮》云：“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丹溪心法》、《金匮钩玄》俱谓黄疸“病虽有五，皆湿热也。”此系秉之经旨。子责其非，竟作燥疽非湿之论，悖经违俗，请问何据？
余曰：尝览仲景之治疸，于脉证，有八纲之辨而燥湿未尝不分；于治法，有润利之殊而八法未曾偏废。若拘泥于论湿之文，而不知有燥淤诸疽之证治，是一叶障目，有昧仲师之活法。而内经民当病瘅之瘅，原指热病，非指黄疸，引瘅证疸，系后人之误解。至丹溪所云，仅言其常，景岳尝驳之矣！黄宫绣谓“如苗值于大早，则苗必燥而黄，是苗因燥而黄者也；太涝则苗必湿而黄，是苗因湿而黄者也”（《本草求真·茵陈条》），此诫乃说明仲景学说之极好比喻，
有鉴于前人论燥淤诸黄者虽多，但迄无非湿黄疸之专文，故现以燥淤黄疸为主，专论非湿黄疸诸证，为谓“黄疸无湿不成”者之棒喝。
热燥黄疸
热病误治，热灼津伤，邪从燥化，因热燥而病黄疸者有之。如《伤寒论》114条，“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微喘、口乾、咽烂，或不大便，……。”即是叙述了这一证型。因风为阳邪，火为阳热，两阳相熏灼，伤津劫液，病从燥化，故身黄之外，小便难，身枯燥，口咽干或不大便等燥的症状颇为突出。又205条：“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发黄。”笔者认为：这一条误用火攻，火热相合，两阳熏灼，消烁津液的情况，与上条完全相同，故亦作热燥黄疸看为妥，若概认为黄疸病小便难，或小便不利均为湿乏去路之表现，从而将上述条文俱作湿热解释，实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