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老子·第六十七章》
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才能成为人们的尊长。
老子说，他掌握并保存着三件法宝，其中之一就是“不敢为天下先”，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
老子认为，只要精神上得到充足，即使没有多少财物，没有多少名利，也是幸福的。而精神上得到充足，就要不争，就要低调，直到最后“无物”，“无我”。
低调做人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心理能量浪费在无谓的人际斗争中。即使你认为自己满腹的才华，即使你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别人要强，也要学会藏拙，这是一种能量的内敛，也是保护自己的有效手段。不卷进是非、不招人嫌、不招人忌、沉默地不动声色地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做出彩，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当攻破太平军天京城以后，曾国藩兄弟的位望达到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而且还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外，还节制浙江、河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
曾国藩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当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是曾国藩所举荐的人，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清政府为控制曾国藩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受大赞扬，不料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
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余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营里，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然而，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几天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军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就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思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在此情形下曾国藩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忠心；把九弟曾国荃挂冠归里，功成身退；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
曾国藩的主动请求，则正合统治者心意，于是顺水推舟同意遣散大部分湘军。又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仍然委任他为握有实权的两江总督。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让权减职之举，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朝廷对他的猜忌，而曾国藩最终也可保位极人臣的官位。曾国藩与清廷之间在政治上的这种交易与默契，当时朝野上下，包括曾国荃，能够深刻地领会这种计谋的没有几个人。
低调做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退在后面，自己的利益被别人剥夺强占也不发任何声音，自己的人格被别人侮辱也不反抗，这不是低调，这是懦弱。低调做人，是不要太招摇，不要有点小本事就拿出来显摆，不要有事没事就往领导跟前凑，然后做出一副领导面前红人的模样，什么事情自己心中都要有数，要清楚，自己有本事慢慢拿出来用，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乐于帮助别人，为别人服务。
低调不是安贫乐道，也不是在物质短缺的时期所谓的“朴素”，更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有你的财富得到足够的积累，你才有可能在物质享受上保持低调。只有你在精神境界上有了足够的沉淀，你才有可能在精神生活上保持低调。
并不是所有的成功者都会低调。当然，在他人面前享受成功的喜悦，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项羽说，如果富贵不回家乡，就是“锦衣夜行”，即使穿上好衣服也没有人看见，这种心态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毕竟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一般不太可能甘心情愿保持低调。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高调可以创造名气，名气就是价值，谁能轻易放弃出名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套用一句话，“成功难，成功的人保持低调更难。”因为低调不仅仅意味着成功，还需要对成功有更深层的领悟。做人既要有做老大的志向，更要有当老二的心态，具有这种心态能让人吉祥多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