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文”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译 文”
孔子说：“质朴多于文采，就像乡下人，流于粗俗；文采多于质朴，就流于虚伪、浮夸。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才是君子。”
孔子对“君子”的理解有很多，这句话说的是“君子”的气质。“君子”就要表里如一，既要朴实，不要虚伪，又要有礼貌，不要粗野。就是俗话说的“既要面子，又要里子”，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君子”。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如璞中美玉，假以时日，将成非凡大器。但是，璞玉如何成雕石，关键还在于开发。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这个开发者就是良师。对青年毛泽东，塑造的良师主要有三位：杨昌济、徐特立和袁吉六。杨昌济给青年毛泽东做人生规划时，曾引用孔子的名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说，一个人光是能力素质强，而学问修养不够，则无法约束自己，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之力；反过来，如果光注重书本学问，而缺乏实际能力的培养，知识也就成了死知识，学问也就成了伪学问，其人必死板呆滞，毫无实用。
三位老师对毛泽东的人格塑造恰恰可作为杨昌济话语的注脚：国文老师袁吉六从学问行为上扭转了毛泽东文风的轻飘之感，为他日后写理论文章、作诗词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使毛泽东张扬的个性避免了“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之力”；实习主任徐特立则从别开生面的第一堂小学教育观摩课开始，就把青年毛泽东的视野拉向社会，引入学习的另一种境界，避免“知识成了死知识、学问成为伪学问”；杨昌济则兼二者之长，全面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
杨昌济是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毛泽东嗜书如命，饥寒可以不顾，书不能不读，赢得杨昌济的赏识，成为他的入室弟子。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到杨昌济家里问学时，杨昌济以“修学储能”四字为毛泽东做了人生规划。刚刚步入一师的毛泽东，理想有余、学问不足，这从他偏执于梁启超式文风、而不知道韩（愈）柳（宗元）风骨，这也是热血青年们很容易步入的一个误区，它制约一个人发展的后劲。所以，杨昌济告诫他，不要过早地框死自己修学储能的范围而不广泛学习、多方涉猎，于今后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避免了粗鲁和虚伪，成长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在现代社会中，有两种极端现象很有意思。一种极端是：一些人将自然率真理解为自己行为和思想的不加节制，任性胡为。在此前提下，盲目自负、狭隘的自私偏见以及野蛮的暴力宣泄和肮脏的下流粗话，渐渐竟也成了时尚。许多年轻人对此甚至达到了泰然处之的境地。他们嘲笑那些懂礼貌、讲道德的同辈，说他们“虚伪”、“文绉绉”、“掉书袋，卖弄学问”，自己呢，对“三字经”、“国骂”，还有些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外国脏字，“运用自如”，一句话不带3个脏字，好像就跟没说似的。唯其如此，才能让别人感觉他们直爽、豪迈似的。
君子如竹。竹是高雅、纯洁、虚心、有节的象征从这个角度讲，这种人陷入一种盲目的自我表现的狂欲和发泄欲之中，偏偏又要自我标榜地把这曲解为所谓的真诚率直。殊不知讲真诚率直也是要有本钱的，那就是要有起码的道德是非观念。没有文化教养内涵的自我表现即便是真实而诚恳的，也很容易沦落为野蛮、肤浅和偏执，根本谈不上真诚、淳朴和率直。
另一种极端是：有些人过于讲究文化修饰，乃至虚伪做作。这实在让人万分的不舒服。比如一些所谓的歌星，其真正的歌未必唱得好，却总是要在台上扭捏作态，弄出许多额外的花样，或者自作多情般地呈现痛苦状，或者冷漠摆酷，再或者神经质般地热情似火，不弄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决不罢手。这种人，正是因为自己的本事不够，才用其“出格”的行为来吸引别人的眼球——做得好不好，无所谓，起码你把注意力投向我了，这就成了。
像报纸经常炒作的“明星走光”事件，明星们明明可以避免“走光”的，却偏要抓住机会“暴露一下”，没有机会，哪怕创造机会也要“春光乍泄”。其实，各种炒作无非是为了吸引记者和观众的注意，以便为自己新出的唱片做宣传，如此而已。
不仅仅只有文艺界如此，学术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许多假大空的官样文章和报告在各种场合和刊物上肆意泛滥。毫无疑问，他们都戕害了为人的基本诚信准则。凡此种种都显示：这多半出自于一些人对文化教养的偏执认识，只重视外在仪式的包装，却没有内在真实诚信的展露。其结果必然导致种种丑恶现象的产生，如前一段时候出现的学术界论文集体造假事件。
真诚淳朴和文化教养是做人的必备要求。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既要有文化教养的培养以避免幼稚无知、防止欲望的无限膨胀，又要坚持诚信质朴的良好品格以避免虚伪做作，由此他才能充满人性的善良和心灵的清澈。试问这个世界上谁愿意和一个无知的傻子或者自大的疯子，抑或巧妙伪装的骗子相处呢？
一个人既要有文化教养的培养以避免幼稚无知、防止欲望的无限膨胀，同时又要坚持诚信质朴的良好品格以避免虚伪做作，由此他才能充满人性的良善和心灵的清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