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顺
一、灵州和马莲河谷北端的军事通道
灵州在古代长时期里，都是个知名度很高的地方，稍有地理、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它。这是因为自秦汉以降，灵州都处于中原通往西北的咽喉要路上。北方游牧民族由西北方向进攻中原，经常由萧关道和马莲河谷南入。走萧关道直攻陇县，走马莲河谷直攻彬县。灵州正是控制着由贺兰山渡过黄河进入这两条道路的枢纽。灵州就是关中的一道屏障。秦都咸阳，汉、唐都长安。灵州是京师西北方向的大门，一定要派重兵把守。萧关道与马莲道大体都是西北东南走向，而马莲道在东，更靠近关中，所以从灵州到汉唐的首都长安，更为便捷。
秦汉都在西北边设北地郡，秦于郡地置富平县，治所地望约当今吴忠市西南，辖今银川平原大部。西汉于郡地置灵州，在黄河洲中，治所约在今吴忠市北。古灵州城址屡迁，唐、宋时的旧城址究在何处，今尚不能确指，此概因黄河改道，被河水多次淹圮之故。但不论古灵州城址如何变动，马莲道北端之终点在此，此道的走向始终未有大的改变。这条古道的走向是由咸阳西北行，经云阳（今淳化县北）、泥阳县（今甘肃宁县东南），入马莲河谷，抵今庆阳。继续北行，抵义渠（秦时郡治）、马岭（汉时郡治），经今环县，北至萌城入宁夏境，沿灵州川（今苦水河）达灵州。
灵州在古代交通上的枢纽作用还远不至此，上述马莲道的北端还从灵州往前延伸。这条古道经灵州界绕过贺兰山尾，横穿腾格里沙漠，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东北面的白亭海，白亭海的周围原是一片绿洲，甘肃省民勤县就在这里，因之称为民勤绿洲，从白亭海沿着白亭水（又称石羊河）上溯至凉州，再穿河西走廊西去。这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的一条重要的干线，因为经过灵州这个西北重镇和交通枢纽，此道世称“灵州道”。
前面说过，北方游牧民族由灵州进攻关中，走马莲河谷是最便捷的。灵州以南的山水河（即今苦水河）谷与陕西子午岭西麓的马莲河谷，附近都是土山丘陵地形，没有多少险阻，但是环县、灵武之间隔着所谓“七百里旱海”，地多沙卤，缺乏水草，行军宿营较为困难。这对中原王朝的军队来说，构成严重的障碍；但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说，由于他们运动迅速，就比较容易克服。“旱海”周围，人烟稀少，地无险阻，骑兵纵横出没，便于偷袭和包抄敌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公元996年和1000年，西夏李继迁两次成功地在这一带劫取了宋朝输灵州的粮饷。西夏建国前，曾5次大举攻灵州，宋朝也曾数次出动几路大军进剿，几乎每次都不能取胜。不是行动迟缓，各路军不能紧密配合，就是粮运不济，军队被困，甚至宋军开到前线，却找不到夏军主力进行决战。夏军利用地利，搞运动战，长途奔袭，使宋军防不胜防，丧师败军，习以为常。西夏占据灵州后，升为西平府，一度把国都由夏州迁到了这里。接着向西发展，攻取了河西走廊。这样，通过灵州把其国疆域的东、西两部分连成一气。从此，夏军由灵州向东攻延、麟府；向南出马莲道攻环、庆；出萧关道掠泾、原、渭、秦，甚至由灵州出兵，下金城（今兰州），与宋争河湟，都更方便了。用李继迁的话说，“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不知所备”。终北宋之世，都没有解除西夏对它的这一威胁。
二、灵州历史遗迹的特色
灵州的得失，对于北方少数民族向内地的发展和中原王朝边防的安全保障都是至关重要的。灵州的边防军事地位在唐朝最为显赫。唐于关内道设1个大都督府，即在灵州，4个中都督府，在夏州、延州、庆州、原州，2个下都督府，在盐州、麟州，大都督府节制以下6个都督府。开元九年（721年），唐于边地设9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统兵64700人，控制突厥由贺兰山南进之路，也为了防备吐蕃东进。兵力仅次于河西。安史之乱中，唐肃宗凭借朔方军收复了两京，恢复了唐朝的统治，这是尽人皆知的。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衰弱，吐蕃逼临陇山北端和贺兰山东攻，灵州首当其冲。吐蕃屡扰关中，破灵、盐、麟、银等州。每当灵州被围，唐京师就要戒严。吐蕃一度陷长安，宝应二年（763年）唐代宗出逃。围绕灵州的争夺，在灵州到环州的道路两旁，即马莲道北段方圆百里地区，历代都曾多次发生战争，这一带人文历史的遗迹很多，大部分是和战争有关的。从历史上看，战争发生的次数，8世纪中叶以后，愈来愈频繁，存留的军事遗迹以明代的最多。这除了明代距今年月不太久远的缘故外，与此时期战争频发有直接关系。而最显著、最有力的历史见证就是明代所筑河东边墙以及连带修建的堡邑、烽墩等防御工事了。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建筑遗迹数量多而相对密集，是这一带历史人文景观的特色之一。当然，这一带还有其他方面的人类文明遗迹，有原始聚落、汉、匈奴、唐等时期的墓葬，西夏窑址、塔、寺等。它们和众多的军事工程遗迹共同见证了人类在这里的各种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变迁。
三、古灵州所在地自然环境的演变
古代灵州所在地，位处于宁夏中部风沙区。汪一鸣等先生著文认为“宁夏中部风沙区包括中宁、中卫、青铜峡、利通、灵武等县（市区）的山区部分和同心、盐池两县的大部分以及海原县的北部”。其实，如不局限于宁夏一地，这个风沙区向西向北可以扩展到今甘肃永靖、民勤等县，与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毗连；向东向北延伸，毛乌素沙漠与之毗连，延及陕北沿长城的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府谷等县市。再往东，过黄河入山西境，沿长城的河曲、偏关、右玉等县也在风沙线上。这是横亘于我国北部的一道干旱风沙气候带，也是农牧业交替分布，农业区向牧业区过渡的地带。农牧业区界大体沿这个气候带南北摆动，摆动幅度最大的区域正是宁夏中部风沙区的灵武市及其以东沿明代长城一线的上述陕北各县市。这个区域的干旱风沙气候早在距今1万年前的全新世中、晚期就开始形成，以后随着气候冷暖干湿的波动，在气候最适宜期（5000～3000年）之后，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干预日益加剧，自然环境变化频率愈来愈高，降水量少，变率大，风蚀强烈，植被多样性差，自然灾害多，再加上人类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引起环境退化严重，环境退化以荒漠化为主，自公元8世纪中叶至今，1000多年来，荒漠化持续发展，并未出现明显逆转的趋势，而是逐渐演变成沙进人退的局面。自然，这个生态环境演变的总趋势不局限于本文所要讨论的狭小区域，而是我国大西北，特别是北部干旱风沙气候带环境演变的总趋势。
对古代灵州所在地的人文历史的考察，离不开自然环境演变的考察。因为人类在这里的一切活动始终受到该地区自然环境不断变化的严重制约。在原始时期，初民们的生产、生活完全是在大自然规定的条件下，即完全在大自然的支配下进行的。之后，随着人类智慧的成长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大自然对人类活动的绝对支配权随时光流逝而削弱。人类的能动力量在逐步增强，以至于可以利用自然力，改变自然面貌而求得自存和发展。在自然环境变化频率高，生存条件差的干旱风沙区，人类一方面需要不断调整、改变自己的活动方式以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一方面要和大自然进行斗争以求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这样，人类就和大自然构成一对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范畴。这一矛盾运动无处不在，永无终止。凡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人类就存身于这一矛盾之中。干旱风沙气候带，也是生态脆弱带，天然水资源缺乏，降水少，土壤风蚀强烈，植被覆盖率低，多样性差，自然灾害多，自然环境适应人类活动的弹性小，人为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引起环境退化严重。古代灵州所在的地区，地质时代，就多有沙源分布，人类活动稍有不慎，表层土壤受到破坏，就会就地起沙。世称“河东沙”就是这样形成的。有的环境考古专家研究认为，“河东沙”在东汉时就出现了。据古代文献上的确切记载，北魏时，“河东沙区”就存在。《魏书·刁雍传》记载薄骨律镇（北魏在灵州设薄骨律镇，为著名的六大兵镇之一）将刁雍从镇所向沃野镇（六镇之一，地望在今内蒙古磴口县河拐子古城）运粮，粮车在黄河东岸800里长的粮道上，车轮往往陷于沙中。于是刁雍想出了走黄河水道运粮的办法。这是黄河航运史上的一件大事。史籍所云800里输道往往有沙陷粮车，可见河东沙的分布不限于今灵武市北部一隅，而是零星分布于这条运输线上。今日已发育成我国主要沙区的库布其沙漠，已濒临河套黄河的东岸和南岸。今日从磴口县河拐子往南的沿河公路，时时有沙窝阻断。包兰铁路由临河南行，原在黄河西岸，为了躲开乌兰布和沙漠的侵逼，跨过黄河沿东岸铺轨，又为了躲开东岸的片片沙窝，铁道由内蒙古乌海市的乌达区改移西岸。魏晋北朝时期，正是北方干旱风沙气候带植被恢复期，土地沙化问题不如现在的严重，但魏书所述河东沙分布的特点当是与我们今日目睹的现状吻合的。河东沙区本是毛乌素沙漠的西缘，在地质构造上属于鄂尔多斯台地的边缘部分，又称灵、盐台地。沙漠分布的形式也相类似，在今灵武市有柳毛子沙窝、刘家窝、小蔡家沙窝、长城沙窝等9片沙带。在鄂尔多斯台地的东北边缘，也分布着类似的沙带。历史上河东沙区与毛乌素沙漠都在扩展，终于连接在一起。浩瀚的大沙漠在它的初生期，大约就是这样由零星分布的小沙地，各自扩张，终于相连。河东沙区与毛乌素沙漠的连接正是这个可怕的前景的预演。在这里，笔者还想顺带提醒人们注意我国西北环境变化的一个现象：沿明代长城东西布列的陕北6市县（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府谷）土山丘陵地带，原本宜农宜牧，由于耕牧过度（过度耕牧，自古有之，明代以来，进程加快，规模剧增），表层肥沃黄土现在已被一种没有什么肥力的土、沙混合物所覆盖。科学家称之为黄土盖沙层，分布在绵亘近千里的狭长地带。如果黄土盖沙层得不到改造，蔓延不能被遏制，这个狭长的土山丘陵地带将化为大片的沙漠。这是上述可怕前景的另一种预演。
古代灵州所在地的自然景观，以荒漠和荒漠草原为主，但并非亘古如此，而是经历了若干阶段的演变。科学研究表明，全新世以来，宁夏中部风沙区以荒漠草原和干草原为主的植被格局已经形成。而古灵州之地由于有黄河过境，又处银川平原这片很大的绿洲之上，动物群逐水草而出没于此，适宜于原始人群狩猎生活，水洞沟文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发育起来的。考古学家在这个文化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大型热带亚热带动物残骸化石表明距今38000～2000年，这里的气候较今湿润、温暖得多；发现和发掘的石器表明，距今17000年～8000年，这里存在着原始农业。与此相应的环境是稀树灌丛和草原景观。全新世以来，气候时有波动，干旱化趋向日渐明显。气象和环境科学测定，荒漠草原植被所需最低的年降雨量在250毫米。在干旱风沙区，这个雨量线在气候波动之中不断地由西向东移动，距今6500年～5000年，荒漠草原的西界，也就是250毫米年雨量线在贺兰山西侧；距今4500年～3500年，该线已移到贺兰山东侧；距今2500年～1500年，该线已到桌子山西侧。桌子山在今内蒙古乌海市黄河东岸。现今的250毫米雨量线早已东移到内蒙古后套平原的东缘，接近乌拉特前旗治所西山嘴镇，由此斜向西南，挨次靠近杭锦旗治所锡尼镇、鄂托克旗治所敖勒召旗镇，南端经过宁夏盐池县城西侧。几乎整个银川平原、今灵武市的川区和山区、盐池县西北部、同心县大部，都在该雨量线之西，也就是说古代灵州地区，至迟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平均年降雨量就低于250毫米。荒漠草原西界的东移仅是气候趋向干旱的自然表征，人类活动的过度繁剧则加重了气候干旱化对自然环境演变的影响。
时代愈往后，人为因素愈突出。汉、唐盛时，都曾在这里大力开发农业，使这里人口数急剧增加，自然草原植被被大面积人工农业植被所取代。这两次农业开发的高潮恰值历史上的气候适宜期，因而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也为以后的植被退化、土地沙化留下隐患。所幸汉、唐之间，即魏、晋、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干旱风沙之区有过一次农牧业交替，也就是在较长时间里，退耕还牧，自然植被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汉、唐时的植被景观不能得见，从已发现的数十处汉、唐墓群可推知在开发高潮中，这一带人口增加了不少。从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种类和用途来看，这里居民生活方式和中原的无殊，亦农亦牧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方式。唐代大开发之后，植被隐患不再隐蔽，而直接地表现为土地沙化，流沙肆虐，农牧业一衰而不振，荒漠化趋势日益显露。灵武河东沙区和毛乌素沙区都在扩展。天宝时诗人郎士元《送李骑曹之灵武》诗有“河来当塞曲，山远与沙平”句。按此诗描绘，流沙已逼近黄河东岸了。中唐名诗人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人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回乐即回乐县，灵州治所。稍晚于李益的名诗人张籍《送李骑曹灵州归觐》诗有“渐觉风沙处，还将弓箭行”。在唐人眼里，灵州早已是风沙之区，诗人们涉笔此地必道之。元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加剧，明代流沙活动更加猖獗，沙漠迅猛扩张。明朝为了抵御鞑靼南侵，于成化九年（1473年）从灵武黄河东岸之横城渡到陕北府谷县黄甫川口，兴筑边墙。当时筑墙选址原则是“凡茂草之地，筑之于内，使虏绝牧；沙卤之地，筑之于外，使虏不庐”。筑墙之初，倒是保护了墙内的耕牧区。嘉靖时任兵部员外郎的魏焕就说：“先年套内零贼不时进石沟、盐池及固、靖各堡抢掠，花马池一带，全无耕牧。自筑大边以后，零贼绝无，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孽牧遍野，粮价亦平。”明政府在墙内大力推行军屯，驻军“军三屯七”，以二卒养一兵。这些驻军、屯卒，就地取材，筑堡、樵采，滥垦滥伐，破坏了植被。特别是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军屯制度弊端丛生，屯田军民逃亡，耕地大量荒弃。原来被地面植被固结了的古风成沙或黄河冲积沙层活化，就地起沙。明朝的长城一时阻挡住了鞑靼骑兵的进攻，却挡不住流沙的攻击。河东沙区与毛乌素沙漠一齐扩张，都越过了长城。现在可以看到边墙内各沙带中有明代的城堡墩台相望于道。边墙筑成后（成化十年，即1473年）不足百年，到嘉靖时（1522～1566年），边臣报告说，由于流沙过多，修补缺损城墙都感困难。沿边墙内侧的许多被废弃的城堡正是当年沙进人退的历史场面的见证。
四、接受历史沉重的教训
由于人类过度的和不适当的活动而导致的植被破坏，环境恶化，人们自己长期陷于不自觉状态，人为的加剧荒漠化趋势，近代以来愈演愈烈，很少停歇。清末民国的放垦草原大大加速了草原退化，土地沙化，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次草原大开荒，规模和深度又胜于前。20世纪70年代之后，干旱频年降临，开垦出的农田又被撂荒而演化为浮沙和沙地。人口增加，又迫使人们继续开荒，牧区缩小，草原载畜量增加，对畜牧业生产构成威胁。这样，以人类过度垦牧为起点，以环境恶化、造成生态性贫困为终点，形成循环不已的恶性怪圈。
我们简略考察了古代灵州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再回过头看看该地区的人文历史。前代史册所载灵州史事，基本限于朝廷备边、番族叛服这些政治性内容，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矛盾的演化并未被史家看到。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用新的时代的眼光，科学的方法去探讨。新的视角可以发现历史遗物的新价值。在类似古代灵州这样干旱风沙之区，生态环境迭经剧烈变化，人类的活动和不断变化着的环境成为相互交织的因果链条。这样，历史上人类在这里活动而留下的遗址遗迹就有着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这些遗存在无声地向后来的人们诉说着前人的各种经历和遭遇；一方面，无声地印证着这里的生态环境迭经演变的事实，从而也向现在的人们揭示着人类的活动与不断变动着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鉴于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恶化问题相当严峻，这后一方面的价值更应该被视为前人对后人沉重的教诲，是激发人们深深的反思自己行为的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