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伯其留下了一份遗嘱，我在我前不久发表的那篇伪现代派之作《后新闻阐释》里曾朦朦胧胧云里雾里地摘录过若干。如今我这部小说是以明白晓畅为特点的，而这纸遗嘱又是小说情节往前推进的重要一环，因此我只得不吝篇幅地将老先生的这一美文全文抄写如下：
遗嘱
我在神志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立如下遗嘱：
一、此遗嘱作为我死后之追悼会的最后一项程序当众宣读。
二、此遗嘱指定方洁为执行人。
三、属于本人的财产主要如下：
1.天堂路十一号私宅一座。
2.宅内一应文物。
3.宅内一应书画。
4.宅内一应书籍。
5.宅内一应家具。
6.本人名下一应存款。
四、以上财产作如下支配：
1.私宅折价出售，所得之款，三分之一归方洁，三分之二归花树人（附私宅出售合同及有关公证各一份）。
2.一应文物——捐赠本市博物馆。
3.一应书画——凡本人所作，归方洁所有；其余悉数捐赠本市美术馆。
4.一应书籍——除方洁及花树人所必需用书之外，其余悉数捐赠本人生前任职之学校图书馆。
5.一应家具——由方洁与花树人协议分割。
6.本人名下之存款——三分之一归方洁，三分之一归花树人，三分之一归花林作日后教育费用。
花伯其
公元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份遗嘱在花伯其生前便已经过了公证，而且收藏在花伯其一名早年的学生——即那位在方洁考研究生时为方洁的录取仗义执言过的单身副教授——手里。那副教授一直对方洁情有独钟，虽从未有过表示，但那一束束脑电波却非但能为方洁所读解，而且也为头脑至死也没有老化的花伯其所感受，老先生在自己的卧房内偶有与少妻开开玩笑的时候，还曾发过很真诚的感叹：
“要说起来，你跟他倒也般配。”
方洁听到这样的话，面无表情，恰似聋了一般。她不急不恼不辩不驳，大大的黑眼睛如同一潭深水，静止而又难以测估，无一丝杂质而又不知蕴有何物。花伯其看看少妻的人定般的脸面，像顽童一样忍俊不禁，畅怀大笑了：“我知道你不喜欢他这样的男子。太甜太粘了些，是不是？不过，做一个朋友，他还是很不错的，为人也正派……”
究竟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及这花老儿究竟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谋划，把这份对花氏后人来说性命攸关的文件交给了那副教授，谁也不知道。人们只知道那很沉痛很隆重的追悼会眼看快开完了，百来号与会者绕着遗体已鱼贯而过一圈了，一脸不耐烦的火化工已经从那一大幅赛似舞台布景般的海蓝色隔离布帘后面站出来了，花氏家人也都已团团地围住了安然卧于铁板床上的先人，泪花花地准备作最后的号啕了，大会的执行主席，即那副教授，却突然手持话筒宣布道：“下面，遵从花伯其先生遗愿，宣读遗嘱，请各位保持安静！”
副教授口齿清晰，普通话绝对标准，而听读者也是个个全神贯注，场内绝对自觉安静，花伯其的公告一遍读罢，场内大多数人员也便记住了文内的主要条款，百把人统统成了见证人。
宣读结束，没人吭声。偌大一个大厅几百平方内竟肃静到好似一下子走空了所有的人。
执行主席并没让大家再次默哀大家却又主动默哀了不止三分钟。
除了那位早知此文底细的副教授主席之外，所有在场的活人都被面前这位邦硬躺着的死老头子一生中作出的最后一份业绩镇住了。百来号总体文化水准大大高于我国国民平均文化水准线的与会者在听读了花老头子的临终嘱托之后的最初时刻，第一个反应清一色地都是努力理解之，急速分析之，一颗颗心如同一台台联网的电脑，忙忙地排出了一道道横式竖式，飞快地计算着公文涉及人的所得所失，并且决定出了各自的感情投向。一切活动都以无声的思维方式进行，无需付诸形体，追悼大厅自然成了一大块静默的板块。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瞿芬。她尖利的嗓音如同一把长剑，刷地一下就划破了那凝结了的静默：
“假的！是假的！这遗嘱是假的——”
副教授主席似乎是早有所料，乘着瞿芬换气的间隙，用他那带了金属音质的男高音字正腔圆地宣布道：“遗嘱执行事宜，通过法律解决！今天的追悼会结束！散会！”
来宾们拔腿便走，好似瞿芬的嚎叫是足可致命的霰弹一般。花树人忙着拉住几乎要发疯的妻子，因为那瞿芬两眼如晚间的波斯猫一样发了红，而且左冲右撞地大有要冲向那方洁去拼命的意思。方洁两眼发着直，呆立在花伯其的遗体前，只有靠近了她站着的副教授看见，她的两颊，如上了油般，早已糊满了泪水。火化工过来了。花伯其被推走了。方洁由副教授扶着，默默地跟随在后头。但也不过是跟了三五步吧，一道铁门毫不留情地阻止了他俩。那位副教授，后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告诉我说，他最后看一眼自己的老师时，竟十分恐怖地看见，花伯其的脸上，显现出了一种极为动人的笑容，带了讥讽，带了戏谑，一如一个闹了一场恶作剧的顽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