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其中指出，一个人是如何能够从被认为是神圣的文学转入行动的，尽管这依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行动。
——萨特
从1962年起，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和外交斗争形势以及西欧各国所面临的社会危机，萨特在一系列事件中都表现出同共产党一致立场，于是，他开始恢复了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1962年6月1日至24日，萨特与波伏娃再度去波兰和苏联，并与翻译列娜·佐尼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访问期间，见到了许多著名的苏联作家，如西蒙诺夫、费定、沃兹涅先斯基、爱伦堡等。并且受到了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接见。
7月9日至14日，萨特再次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和平和普遍裁军大会，在会上以《文化的非军事化》为题发言。在发言中，萨特批判地考察了“冷战”时期的西方文化，并以奥地利伟大作家卡夫卡的文学作品的遭遇为例，论证文化已蜕化为政治和军事冲突的附庸。萨特最后说：“我是属于现实主义作家的范围之内的，因为我不能想象会有一个毫无现实意义的文学存在。”
多年来，萨特咀嚼着卡夫卡的这句话：“我肩负着一项使命，然而并没有人赋予我这一使命。”
但萨特又产生了更大的疑惑：“我为什么会写作？究竟是什么支配我写了那么多作品呢？”
为了彻底弄清自己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早在1953年，萨特就有了写一部自传的打算。1954年是萨特与共产党最接近的时期，他被抛入到行动的环境中，成为另一个新世界的皈依者，这种巨变使萨特突然领悟了他以前一直没有发现的、支配着他的写作生活的某种神经症。于是，他当即开始了自传的写作，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一次严酷无情的精神分析。
由于不想以不成熟的面目示人，萨特将这一年写成的初稿束之高阁，直至1962年又一次对此书进行修改推敲，加工润色。
1963年年底，萨特在刚刚度过圣诞节后，又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在会上，他发表了论小说的发言。
1964年1月，以随笔形式写成的童年自传《字句》出版了。
《字句》只写了萨特从1905年出生至1917年共12年间的经历，他要在这短短12年中挖掘出他与文学的姻缘，也就是他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萨特并没有去写一些逸事趣闻，而是用日益娴熟的存在主义批评方法对自己进行深刻、精细的剖析。
在自传中，萨特把自己放到童年生活的特定环境之中，入情入理地指出他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而他的童年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成年。
萨特顽固地认为，自己之所以选择了写作作为终身职业，主要是因为童年时过于迷信文学的力量。这种“神经官能症”来源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使他养成的强烈表演欲、自命不凡感；而由于寄人篱下的处境，他又急于寻找一个存在的理由——他终于把文学变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相信自己是为写作而生。
而今，萨特终于发现这种文学神话不过是一种虚幻，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一样，字句在他眼中渐渐丧失了原有的魅力。对一个饥寒交迫的人来说，它不如一块面包和一件衣服，它也无回天之力去救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
旧的神话破灭了，写作不再是普度众生的英雄行为，剩下的余生又如何安排呢？正是为了不使这部自传的调子过于低沉，萨特没有更早地发表这部作品。他必须有勇气带着童年，背负着社会存在加于他的重荷去面对未来，而不能在悲观颓丧中消沉下去。
《字句》一出版，这本篇幅不长、印制粗糙的书立刻被抢购一空，评论界尽管在具体问题的理解上有所争议，但达成了一点共识：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在半年之内，这本小小的书一直居所有畅销书的首位。有专家指出《字句》堪与古往今来最经典的自传作品相媲美。而萨特那已经81岁高龄的母亲安娜对这本书作了最有意思的评论，她说：“保罗对他的童年时代其实什么也不懂。”
1964年10月22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是：“《字句》这部辉煌的著作表现出萨特那种精练、尖锐的创作风格已经到达了巅峰状态，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萨特可能成为本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的第一次暗示，出现在10月15日《费加罗报》的一条消息上，说萨特已经成为诺奖提名候选人。萨特当即写了一个简短声明刊登在10月22日的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表示他将不会接受这个奖：“由于个人的原因，我不愿意出现在万能的荣誉者的名单上。”
而当萨特真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他正和波伏娃在巴黎14区的“东方酒店”吃饭。这时，记者们出现了，告诉他已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奖。
萨特皱着眉头对波伏娃说：“我实在是弄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皇家学院不理会我的婉言谢绝？”
萨特当即起草了一个声明，表示他拒绝领受此奖，它将被译成瑞典语在斯德哥尔摩宣读，而法新社抢先公布了法文原件。
在声明中，萨特陈述了自己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
我的拒绝并不是什么仓促的突然行动，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读者产生一种压力。
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目前文化战线上存在的唯一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和平共处而斗争。
我知道诺贝尔奖金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奖金，但现在人为地成了这样一种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的荣誉。
如果我接受了诺贝尔奖金，或许就等于被收买了。
拒领这样一个世界最重要的奖项，使萨特再次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记者们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他只好躲到波伏娃那里，然而母亲打电话来，抱怨说她一刻也不得安宁，门外等候着一大群记者。
不久，记者们已经猜到了萨特的行踪，于是，波伏娃公寓的门铃开始没完没了地响。
萨特只好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寓所，成群的摄影记者跟在后面，还有一辆电视摄像车，尽管萨特一言不发，他们还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到寓所。
他不得不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希望我的书能由那些想读我的书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来读，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但记者们毫无去意。当萨特跨进门的时候，他回头对仍然不肯罢休的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一个常年在他公寓旁开着一家肉铺的妇女同情地说：“萨特先生真可怜！前年是秘密军队组织，如今是诺贝尔奖，他们总不让他清静！”
新闻界不满意萨特在声明中所做的解释，人们企图自己猜测出他拒绝的真正原因，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指责萨特是因为好出风头才特意安排了这一切；有的暗示说他拒绝领奖是因为卡缪先于他在1957年得奖；有的说他不去领奖是因为害怕波伏娃妒忌；还有人说心比天高的萨特是出于骄傲而拒绝所有的荣誉；更有甚者，说萨特早已腰缠万贯，所以根本不把这点奖金放在眼里……
而许多素有名望的人也对萨特此举持否定态度。作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认为萨特根本没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评委捧上天的是一位西方掘墓人”；安德烈·布勒东则声称萨特此举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拒绝使东方集团的宣传得了一分。”
萨特在苏联的作家朋友们也对他这种姿态表示出不理解：“当萨特为帕斯捷尔纳克在肖洛霍夫之前拿到诺贝尔奖而感到遗憾时，他就站到了斯大林主义一边，这是为这些自由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
最让萨特啼笑皆非的是一些穷人给他的来信，他们众口一词地写道：“把你拒绝的钱给我吧！”
一般人倾向于把拒领诺贝尔奖理解成由萨特的某些个人原因造成，右翼分子们更对此借题发挥。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赞赏这一气度不凡的举动的。
青年学生尤其对萨特拒领诺贝尔奖表示支持，他们说如果萨特去领了这个奖，无疑会让他们大失所望。如今，萨特是他们心目中最值得尊敬和崇拜的大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散发着魅力与魄力。
直至数年后，“拒领诺贝尔事件”又出现余波，有谣言说萨特授意其他人去补领这份奖金。萨特当即出面否定了这一说法。
拒领世界上级别最高的一种荣誉的确是一件颇招争议、令人费解的事，它也成为萨特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
继《字句》之后，萨特于1964年发表了《境况种种》第四、五、六集。这三本文集分别收集了自1948年至1964年短文共33篇。其中包括纪念彭迪、卡缪、纪德和尼让等人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