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书堆中开始我的生活的，就像毫无疑问地也要在书堆中结束我的生命一样。
——萨特
经典故事
哲学敌不过牙痛
1945年，他的继父故世后，萨特在波拿巴路安顿下来。母亲安娜照顾他生活起居，保证他的舒适安静。他们组成一对又温柔又滑稽的母与子。对她来说，萨特不是天才，而是他的保罗。他们两人都很懂音乐，弹钢琴。
萨特住在母亲安娜家，但是在餐馆用餐，在咖啡馆写作与接待朋友，经常出门旅行，时间用在学生、讨论和工作方面。
萨特夜里写作，每到晚上，母亲安娜把一壶热茶放在他的办公桌边。还有一只取暖炉。有一天早晨，母亲安娜发现萨特非常激动，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只手放在腮帮上。于是，母亲安娜关切地问：“你怎么了？萨特。”
萨特难受地回答：“妈妈，我是个浑球，我40出头了，成了个浑球，这太可怕了。我一个夜里没有写出一行，你没有给我留茶。”
“你的茶跟平时一样在那边，你没有看到吗？”
“那是我浑球到家了，我没写东西，又看不见茶。”
萨特的手始终放在腮帮上，肿得有两个腮帮那么大。
母亲安娜大叫：“你发炎了！看着我，看着……”
萨特抽回手，照镜子，细瞧自己的肿腮帮，终于承认是痛而不是未老先衰，使他无法工作。
母亲安娜立刻给牙医打电话，牙医立即给他诊疗。牙拔掉，脓包破裂，痛也减轻了，萨特这才发现了他直至那时还不知道的新人类：牙医。
萨特有一次对索尔贝太太说：“他们非常有效，您知道。您应该让他们检查您的牙齿，索尔贝太太，这是个明智的预防，这些牙医都很有能耐。”
索尔贝太太说：“先生，我就是这样做的。一年我去做两次检查。”
萨特惊呆了：“真的吗？”
从此萨特对谁都说：“牙医是很棒的人，您应该去找他们诊断。”
错穿了大衣
《现代》杂志社星期日会议并不总是谈哲学与文学，有时也谈些较为轻松的事，如波伏娃向大家说的一件大衣的故事。她和萨特从一家餐厅出来，漫步下坡走到圣日耳曼大道，一直在对话，这时她发觉萨特不停地举手臂。
“您在干吗，萨特？您为什么不停地举手臂？”
“我不知道，我的衣袖有点儿碍事。”
她检查了他的大衣。“萨特，您的大衣拖在地上，袖子也长了许多，您的手也伸不出来了！”
原来，是萨特在衣帽间里取错了大衣，两人走回头路去把它换了过来。
当砝码用的哲学巨著
1943年萨特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在法国出版。该书思想新颖，哲理深奥，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但萨特的写作叙述十分晦涩艰深，读起来很费神。出版之初，销量不佳。
但一段时间后，销量突然猛增，供不应求。出版商感到十分惊奇，便到书店调查了解，发现了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买这本书的人不是学者文人，而是家庭妇女。进一步了解才知道，原来此书畅销的秘密不在于书的内容，而在于书的重量。
当时，巴黎在德军的占领之下，由于连年的战争，德国物资奇缺，连老百姓家中秤上的砝码也被收罗去了。后来有人发现萨特的著作的重量正好是1000克，是一个标准的砝码。消息一传开，妇女们便纷纷跑到书店买这本书作为砝码用。
弃绝来自官方的荣誉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被批评以西方文本为主。而在西方，也有人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萨特就是其中一位。
1961年，由于经济拮据的缘故，萨特执笔重写搁置多年的自传，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字句》。该书在1963年发表于《现代》一刊上，次年出版单行本。
萨特此作一经面世，引发评论界热议。同年，瑞典皇家文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授奖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丰厚奖金面前，经济拮据的萨特致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但瑞典皇家文学院并没有因为获奖者本人的意愿而改变决定，最终仍把文学奖授予萨特。
10月22日，萨特委托瑞典出版商的代表在斯德哥尔摩宣读自己的公开声明，声明中以保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由，再度拒绝领取该奖。他说：“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它增加什么，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压，它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
萨特一向弃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无论是战后法国当局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还是来自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仅仅来自他个人的学养成就，而非这些世俗名声。在面对读者时，这些荣誉会让一个作家的真正价值受到遮蔽。用他的话来说，签名落款为“萨特”，是一回事；签名落款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特”，却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