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物致知做起，直到治国平天下，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是内圣的学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的学问。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外王通过内圣而不断充实自己，内圣则通过外王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达到“王天下”的目标。
三、德行兼备的王者风范
“内圣外王”主要是讲人的“修为”，即“内圣”；“修为”只要达到了圣人所要求的水平，那就一定能达到“外王”的境界，到那时，处理外界的各种事情就会无往而不胜，就能显示出一种王者风范。
1从容行事，无往不胜
李白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诗，叫“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这句看似平淡的诗却揭示了一种“内圣”的处世方法。它指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中，人要有猛虎伏林、蛟龙沉潭那样的伸屈变化之胸怀，让人难以预测，而自己则可在此其间从容行事。
明太祖朱元璋在攻占了南京后，因为群雄并峙，为了避免因崭露头角而成为众矢之的，他采取了耆老朱升的建议，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赢得了各个击破的时间与力量，最后横扫群雄，当上了大明皇帝。
或许有人没有做皇帝的欲望，对此不以为然，其实，一般的普通人，古人也认为应该有“内圣”的包藏、凝重胸怀与气度。因为即使做一个平凡的人，生活中也要面对各种纷纭复杂的事情，而一旦具备了“内圣”的特质，在处理各种事情时，就会进展自如，张驰有度，优裕有加。“处世不必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作事不必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憎”，即是一个“内圣”达到一定程度的修身之道。
老子曾经对向他问礼的孔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意思是说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总是隐藏其宝货，不令人轻易见之；而品德高尚的君子容貌却显得愚笨。他告诫孔子，做人应该修德，不可张扬，要大智若愚，大直若屈，大巧若掘，大辩若讷。老子说：“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王。”老子的处世智慧为天下之首，难怪孔子说，我没见过龙，老子即是龙。他将老子尊为人人崇拜的“龙”。中国古代这样的大智若愚的内圣者是很多的。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庄著称，他遵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表面上是一个人人称道的“好好先生”，实质上他却是一个有胆有识的称职官员。
担任入内都知职务的任守忠，是个奸邪之人，他反复无常，还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有一天，韩琦出了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了字，但参政赵概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欧阳修便说：“只要写出来，韩公一定有自己的说法。”随后，韩琦坐在政事堂，用未经中书省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安置。”说着韩琦拿出空头敕书填写上，便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韩琦贬谪奸臣，没有通过专职衙门中书省，也没有惊动皇上，等于是越权办理，但一向奸邪的任守忠却没有怀疑韩琦的做法是私人行为，因为他也相信一贯诚实的韩琦不会乱来。这样，韩倚轻易除去了奸臣，而仍然不失忠厚。这就是“内圣”的真正魅力。
“内圣”除了强调自身道德的修养外，还要求人们注重对他人的理解。善于知人之心是“内圣”的基本功。“见形为容”、“闻声和音”讲的是要注意情境、语境，善于察色知人，听言知人。一般情况下，总是可以从一个人的形容、情貌、姿态等外部表现中，去知道其心理内涵；也可以从其语言外表中去知道其内在心思。要学会理解人，还要学会尊重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思想隐蔽得很深，可以暂作回避，这是对其隐情、隐私的尊重。与人言谈，也要避免“散”、“伤”、“丑”、“害”，如果言谈漫无边际，不了解人家心思，言不适度，出口伤人；或语言粗俗，吐辞不雅，以及言谈有害对方的感情、对方的利益、对方的自尊心，都是对对方的不尊重，这都是应该极力避免的。
仁义是为人的基本品德，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谨守仁义，才能真正从深层去获取人心、求得主客双方相合。只有自己以仁义相向，对方才会真心相随。
2慎独其身，拙诚守信
《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内圣的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警惕是否有什么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害怕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没有听到。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慎独”是“内圣”的重要修炼方法，人生在世，如果能独善其身，不允许有任何邪恶的念头萌生，就能防微杜渐，逐渐养成高尚的品质。
在大千世界，惟有真正“内圣”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惟倔强至诚才能收到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占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是要失败的。西汉丞相丙吉就因为“内圣外王”而成就了一生的事业。
汉武帝末年，在朝廷内发生了“巫蛊之祸”，祸及后宫卫太子。汉武帝在盛怒之下命令追查卫太子全家及其党羽。卫太子被迫自杀，全家被抄斩，丙吉在奉诏查狱时，发现了卫太子的孙子，于是他就让有奶的女囚犯暗中轮流来喂养这个婴儿。不久后，他又派人将他给取名刘病已的小皇曾孙送到他的外婆家，使刘病已顺利长大成人。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可是汉昭帝在位时间不长，二十一岁就死了。汉昭帝无子，大将军霍光让丙吉迎昌邑王贺即位。贺即位没过多久因为行为荒淫无度而被废除，丙吉便向霍光推荐立刘病已为太子，继承帝位。这个从小在狱中长大的孩子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兴之主汉宣帝。
按常理来说，丙吉对汉宣帝应该算是有再造之恩，这时候正是邀功行赏的最好机会。但丙吉为人仁厚，对皇曾孙的遭遇绝口不提，所以朝廷中没什么人知道他的功劳。汉宣帝即位后，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理，起用贤臣，却并没有怎么重用丙吉，只给他封了一个“关内侯”的爵位。尽管如此，丙吉依然毫无怨言地为国事尽心尽力。
直到公元前66年，一位当年在狱中照顾过宣帝的宫女邀功，问及丙吉，丙吉才将当年汉宣帝在狱中的经历和真相说了出来，汉宣帝这才知道丙吉在自己危难之时的救命之恩。于是，下令封丙吉为博阳侯，邑三千户，升任丞相。
厚德可载物，拙诚可信人。丙吉的这种忠诚朴素的真情感动了宣帝，也感动了大众，从而成就了他自己的人生。
3正身严己，不令而行
《论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
这句话是孔子对为政者的鞭策和警示，实际上也是对“内圣外王”的另一种诠释。修身立德者，不怒而威，胡作非为者，既使暴跳如雷，别人也不怕你。唐太宗在治理国家时，就十分注意德性的修养。
他说过：“身为国君，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其实就像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样，虽然吃饱了，但是身体也糟蹋了。作为一个国君，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迄今为止，尚未听说直立的身体会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听说过内圣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会胡作非为。”
他还说：“国家灭亡的原因大都是执政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造成的。整日吃山珍海味，沉溺于歌舞笙萧与美女之中，则欲望会越发膨胀，所需的费用也将随之增加，如此一来，不但无暇顾及政治，甚至会使人民陷于困苦的地狱之中。结果国君只要说出一点不合理的话，人民的心就马上起伏不定，谋反的人趁机出现。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极力压抑自己的欲望。”
有一年夏天，大臣们提议给唐太宗建一座新宫殿，当时唐朝国富民强，建一座宫殿可谓区区小事，但是唐太宗却婉言拒绝了大臣们的好意，他说，自己现在住的宫殿虽然有些潮湿，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一笔数目庞大的费用，从前汉文帝打算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要相当于十户普通人家的资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我的德行远远不及，但所需的费用却要多得多，这不正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职的地方吗？”大臣们百般请求，但唐太宗终究没有采纳他们的好意。
唐太宗这种勤政为民的精神，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若想成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就必须要用坚强的意志力来贯彻自我节制的内圣决心。以民为本，励精图治，凝聚人脉，自强不息。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这样说道：“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胸。”有这样宽广的心胸，再加上仁德高尚的品德，就自然能做出“王天下”的事业。
4以仁治世，宽以待人
在中国历史上，文韬武略、雄才盖世的英武皇帝很多，但真正能称为“内圣外王”的圣明天子，却难找出几个。宋太祖赵匡胤应该算一个达到此殊荣的开国皇帝。
赵匡胤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后，没有像以前的皇帝那样，立即大开杀戒，将前朝文武大臣及皇族人员诛灭九族。相反，他不仅将前朝大臣悉数留用，还立下誓碑让子孙皇帝发下最恶毒的誓言来保障前朝皇族柴氏后代的绝对安全，赵匡胤还告诫他的子孙，即使柴氏后代谋反也只能在监狱里赐死，而不能斩杀于刑场。试问中国历史上能找得出第二个这样的皇帝吗？没有真正的慈悲心怀和仁义之心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另外，中国历史上的开国帝王将开国功臣谋害的事例举不胜举，然而，宋太祖却没有这样做。
宋太祖建宋不久，就设立儒馆，请有学问的人办教育培养人才。赵匡胤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规定不论出身贫富都可以应举，他设立复试、殿试制度，杜绝舞弊和走后门行为。
赵匡胤在选拔人才时，不看资历重看水平，只要有能力，则破格提拔。如中牟县令李鹤一步升为国子监丞；莱芜县令刘琪直接升任朝中拾遗；郑州防御判官升迁为中央监察御史等等。赵匡胤对过去有旧怨的武臣，也不打击报复。例如以前他曾去投靠王彦超、董遵海，他俩将赵匡胤拒之门外。赵匡胤做了皇帝，不计前嫌，仍将王彦超任命为中书令，对董遵海也进行了封赏。
赵匡胤性格质朴而不事矫饰，他的日常生活十分俭朴，宫中所用苇帘，以青布镶边，身上穿的衣服，都洗过很多次。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他的美好品德。
赵匡胤的治国之策，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政策，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政策，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大宋王朝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太祖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及宽待周朝皇族人员的誓碑，充分显示了他的博大胸怀和仁爱品德，他的这一政策，使宋朝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文明程序最高、言论最开放，各种学说、理论最成熟的时代。宋朝300年为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与赵匡胤的内圣外王精神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