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会中生活，个人的活动都要直接间接地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由于趋利避害本能的驱使，人的活动必然会对他人对社会的利害造成益损。人的行为有益于个人是小善，有益于群体是大善，有益于人类及社会是至善；有害于个人是小恶，有害于群体是大恶，有害于人类及社会是极恶。由于善恶是受者对施者活动的一种价值判断，判断的主体不同，判断的结果也会不一样。善恶是相克相生的矛盾统一，行善必然作恶，作恶的同时就是行善，因此，判断善恶要有一个公正科学的标准。我们对善恶的判断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以社会及人类为价值主体，有益于个人及群体的同时也有害于社会及人类者皆为恶；有害于个人及群体的同时又有益于社会及人类者皆为善。二是以人类先避害后趋利，避害重于趋利的本能为价值准绳，有害有益者皆为恶，无害有益者方为善。
艺术的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艺术作为人的社会活动，有善恶之分，有益无害于社会及人类的艺术都是善艺术。有害无益于社会及人类的艺术是恶艺术。二是作为艺术中表现对象的人的行为有善恶之分，凡有益社会及人类的是艺术中的善，凡有害于社会及人类的是艺术中的恶。
我们这里分析的善型艺术，主要指艺术中表现的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人的行为，即艺术中的善。
1.善—真式艺术
这是2007年教师节前网络上流传很广的一张摄影作品。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由于洪水冲断了学生每天过往的小桥，一位中年老师趴着撑在河中当桥，让学生踩着他的光脊背过河回家。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将孩子一个个抱过河去背过河去，而这个教师却以身体架桥让学生走过河去。抱学生过河只能抱三个五个，而以此方法却可以让一队学生走过去。以身当桥只是现实中的一种应急方式，但进入摄影之后，从艺术造型的角度看，这种以身板当桥让人踩踏过河的方式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身板做桥板的人与物互换技巧的运用，使此作成为极端罕有对象吸引了读者的无意注意。
画面中的四个学生年龄都在十来岁左右，山洪虽然不深却是流急水冷，老师不仅将学生送到河边，还希望他们过河时不打湿衣服着凉，就当桥板让学生来踩，表现出师德的崇高。老师对学生的呵护，对家长、对学校、对社会都是至善。正要上“桥”的小女孩的胆怯，后面男孩探头观望的关注，以及老师四肢支撑的姿态，都非常真实。即便是为了再现以往教师以身当桥旧事，让有关教师和学生到现场进行模拟补拍，那它也是一种真实。彝族女生的服饰非常漂亮得体，小男孩乖巧可爱，显露出山区生活丰裕地区孩子们性情的憨厚淳朴，是优美。作品的构成元素崇高、善、真实、优美带来的快感，引发了读者的浓厚兴趣。
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也是这种善—真式新异艺术。画中这位农民虽然像爷爷一样苍老，但年龄最多也就五十多岁。
这个作品于1983年问世后，立刻成了艺术界的轰动事件。在这幅画之前，中国油画中描绘的农民，大都是“高大全”式的有觉悟有地位的幸福农民，表现艰难辛酸的闰土式“向阳花”老农这还是第一次。同时，超级写实主义画法在中国很少见到，特别是用来刻画现实中苦难的农民更是绝无仅有。再加上人物的皮肤肌肉第一次带上了金属光泽，活体人物皮肤表面水肿鼓胀与皮下肌肉脱离的风干质感，这之前在中国的油画中也很难见到。油画史上描绘贫苦艰辛农民的著名作品，如法国米勒画的刨地翻土的农人，凡·高画的吃土豆的人，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皮肤。
由于《父亲》在精神面貌、创作方法、皮肤色泽质感等方面的大胆突破，都是新中国成立数十年以来力度最大的，因此，就成为极端罕有陌生的新异变化。
老爸衣装破旧，面容与手相衰老，不仅证明了他缩食与操劳的苦辛，也刻画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农民，对国家对城市无私奉献的勤劳刻苦忠诚，是本画的善与崇高。他目光中充满了虽不足却不知不足的无欲无求的淡泊与麻木，是画中悲剧。画家工笔写实刻画出父亲被晒黑风干的脸与手，因营养缺失而水肿的皮肤，粗重深刻重叠的皱纹，面对阳光茫然空荡的眼神，是丑。对这些细节的再现精细准确得如同高清晰的照相，是画中的真。画作的这些构成元素带来的丰富的快感体验。
2.善—假式艺术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2005年的这一天，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共和国纪念碑上，套了一个用红布做成的大安全套。艾滋病作为不治之症自上世纪80年代由动物传给人类后，已经夺去了千万人的生命，而且还在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全人类中迅速蔓延扩散。艾滋病主要通过性与毒品注射等渠道交叉传染，而能够控制性传染的最有效措施就是使用安全套。
应当承认，这个形象在阿根廷以至全世界，都会有巨大的抢眼功能。
纪念碑由砖、石、木、土等材料造就，它最早象征的是原始初民的男性生殖器。象征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以具体事物表现抽象意义，由于两者的不对称，人类很少将象征物还原为象征义，而一旦还原，就会成为罕有陌生变化吸引无意注意。现在将安全套套到纪念碑上，会使人普遍联想到高耸挺拔的男根，实际上这是对它的象征义的还原。
同时，性隐私是人类最普遍的道德规范，也是人类与动物在性活动上最重要的区别。安全套套上纪念碑，实际上就是在还原中将人的性行为象征性地公开展示出来。对人类道德伦理的这一挑战，会使人普遍产生害羞感、惊讶感、震撼感，将对象的道德感破坏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件戴着安全套的纪念碑，通过向自己的象征义男性生殖器的还原造成的性隐私破坏，使之成为极端罕有陌生对象。
这个纪念碑只是对生殖器的象征而非再造，碑上的大型安全套，也是一种仿制而非实物，这一戴着安全套的纪念碑生殖器形象，只是虚拟的艺术之假。以有伤大雅的公开宣传方式提醒人们使用安全套，虽然有促进性活动的负面作用，却是于国于民功德无量的好事，是善。由于它是纪念碑，即使是套上了红色布封，仍然会有体量巨大的崇高感。当人们意识到它套上红套的象征意义后，想到官方竟然会用神圣的国家纪念碑来比喻男根鼓励人们使用安全套，难免感到可笑滑稽。纪念碑的这些构成元素为读者带来的快感。
马格里特的作品《徒劳的尝试》中，裸体女人断掉了一只胳膊，画家一手持调色板一手挥画笔，企图将她缺失的手臂补画出来。此画作于1928年，是对早在1908年就已经出现的前卫立体主义画法的一种讽刺。布拉克画于1914年的《静物与小提琴》，毕加索画于1917年的《亚威农的少女》等立体主义作品，都是企图在一个画面中表现物体不同视点中的各种形态。
马格里特认为绘画在物理本质上是二维的平面的，不可能创造三维的立体的物理对象，画笔既画不出立体的雕像，也画不出三维的人身，这幅画一目了然地表现了这一哲思。在现实世界中，画家的画笔只能在平面介质上画出平面的形象，雕塑家用立体的石头泥巴木头才能制作出立体的对象。本画通过这些常有熟悉素材的绝对背反，将作平面描绘的画笔与立体存在的雕塑对接，造就出一个画笔画出立体雕塑的陌生神奇形象。
画者用绘画的描绘之法，将雕塑女体断了的手臂补造出来，这是画者的善意与现实中不存在的虚构之假。画者若有其事地以画笔的描绘来制造物质实物的认真之态，显得有些滑稽。作品对男女人物的描绘比较客观写实，是画中的真。男女人物的相貌、身材合乎形式美规律，是画中优美。这些都是为绘画带来的快感的构成元素。
3.善—恶式艺术
据新闻媒体报道，2005年，我国平反了一件使司法界不无尴尬的错误案件。湖北省农民佘祥林的妻子失踪多日，人们在河中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年龄身高与佘妻差不多。由于佘与妻子经常吵吵打打，佘妻娘家人就认定佘祥林将其妻杀害，这就是她的尸体。公安局检察院也认定佘祥林杀了妻子，严逼之下佘不堪忍受只能承认。由于公诉人拿不出杀人证据，法院只得判佘15年有期徒刑而不是死刑。2005年2月，在佘祥林服刑14年之际，佘的妻子突然从天而降回到家中。原来佘妻有精神疾病，当年因为突然发病迷失道路流落山东，与当地一男人同居并生下一子。十几年后的今天，她又突然恢复记忆返回湖北老家。被杀的人死而“复生”，佘祥林杀妻罪不赦自免，法院将其无罪释放，并同意对其进行国家赔款，涉嫌逼供的民警自杀身亡。
佘妻长时间失踪就是被人杀了，因为被人杀了，所以无名女尸就是她的尸体。因为妻子被杀要有一个凶手，所以与他经常打架的丈夫就是凶手。要自己承认杀人才能是凶手，那就严刑逼供要他招认。虽然杀人犯要判死刑，但无杀人证据，那就判他有期徒刑。
司法的最高原则是证据决定一切，儿戏的最高原则是随意决定一切。在佘案的侦破判罚中，刑侦司法人员不去寻找证据，而是在事件的各种现象中，按照儿童游戏的随意规则来随意搭配因果关系，司法与儿戏这两个截然相反领域的行为准则的悄然交换，使这个对象吸引了人们的无意注意。
法院将错案改正过来，并对受冤者进行赔偿，是善的一面。公安局不去寻找失踪的人和杀人的真凶，却对无辜者严刑逼供，法院偏听偏信造成错判，是本案的真与恶。堂堂县级公检法所犯错误，竟然简单轻率到如此严重程度，不仅是搞笑荒唐的滑稽，而且还是可笑可怕的怪诞。案件的善、真、恶、滑稽、怪诞，为读者带来沉重的快感体验。
2002年，在肯尼亚国家野生公园，一头母狮收养了一只小羚羊并日夜护卫其旁，害得前来喂奶的羚羊妈妈不敢近前。17天后，小羚羊被一只雄狮抢走吃掉了。
这件事在网络、报刊、电视上流传极广。从食物链讲，羚羊天生就是狮子口中的食物，犹如青草从来就是羚羊口中的食物一样。不过母狮收养小羊并非它的食肉本性发生了改变，而是母性泛滥时认不清谁是自己的子女。犹如母鸡孵出鸭娃，苇莺喂养杜鹃，母猫奶育鼠仔一样。所以，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传宗接代的母爱需要是雌性最高的本能需求。在动物中它跨越种属，在人类中它超越阶级，在快感中它压倒性快感、食快感。狮子母性泛滥导致的行为上的怜爱与凶残的直接联结，使魔鬼与天使合为一体。使这个以善、恶为主要构成因素的奇闻成为新异对象。
4.善—丑式艺术
德国画家奥托·狄克斯的《母亲和孩子》中，妈妈一手托着孩子的屁股，一手抚捏着孩子的脚，将孩子抱得非常牢靠舒适。这位母亲已有40来岁，怀中幼儿也许是她的晚来子，她双眼流露出得意骄傲之色，明显是在炫耀自己的宝宝。
画家画母亲时，用混有绿色、红色的黑灰色涂描她的眼窝、鼻翼、双颊、下巴、唇下、脖子、手部，以及红色衣服的皱折阴影处。这种黑灰色的大量使用，使读者对对象产生肮脏感、厌烦感、焦虑感。同时，孩子额头上布满了蓝色小斑点，头顶的金发中混杂着蓝色头发，额下眼皮上，脸蛋上，耳朵里，小手的金色皮肤中，也都透着蓝色的光泽。这种蓝色皮肤和蓝色的毛发，是人类没有而动物才会有的，因而这个孩子会让人想到传说中的蓝毛妖精。
同时，母子两人的相貌也非常难看。妈妈两眼距离像猩猩一样极近，额头太窄颧骨太高，满脸黝黑肮脏还布满皱纹。孩子长着朝天鼻，额头过高下眼皮长着大眼袋，一张小嘴歪着，脸色透着蓝光，头上黄发稀疏，还长着过大的脚。这一切都违背了匀称、均衡、协调的形式美规律。
很明显，画家在表现母子时，运用肮脏、抑郁、险恶的色彩以及反人体美的丑陋造型，对他们作了丑上加丑的处理。画中人物形貌丑陋的极端化，使其成为极端罕有陌生的新异对象。
孩子的衣饰讲究，面色红润、神情活泼，母亲与儿子都在温暖与幸福之中，是画中的善。
画家画技纯熟老道，对人物内在精神的传达准确无比，是真。母亲与儿子的造型中有许多夸张虚构因素，是画中假。这些构成元素为读者带来许多快感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