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热潮在查家也达到了高潮,村头小学的后山墙上贴出了一条醒目的标语: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兴。大周被罢官了,挨了批斗,那个工作组姓郝的对大周的耿直一直心怀敌意,就借机鼓动因参加劳动而对大周不满的刘炮头等人,搜集、整理了大周的好多黑材料,说他有反动言论,是反革命。大周就被一帮人五花大绑地捆起来,在公社所属的几个村子里游街,刘炮头等一帮人还找来家滨,让他给大周写个大牌子,因为家滨是查家屯为数不多的识字人。家滨听说让自己给大周写这个,气得脑门子青筋直暴,脸红脖子粗地说:
“我一个放牛的,不会写字。”
说完,拔腿就走。刘炮头一听家滨不写,就扯着公鸭嗓子喊:
“余家滨,你可别不识抬举,有人对我说过,每年你都给屯子里写对联,今天你是非写不可。”
家滨听到这里,转回身,狠狠地啐了刘炮头一口,恶狠狠地说:
“谁说的你找谁写去,我他妈的就是不会。”
说完,家滨头也没回地扬长而去。刘炮头在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嘟囔着:
“没你这个臭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
刘炮头和其他几个人就拎着一个大号的铁牌子,靠在场院碾坊的外墙上,自己在上面用白色的油漆歪歪斜斜地写了一行字:
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兴的反动言论:社会主义好,就是吃不饱。
大周就挂着这块牌子,白天游斗完,晚上不让回家,几个带着红胳膊箍的民兵就把他倒剪着双手关在队里的碾坊里,也不给饭吃,大周开始破口大骂这帮人,用脚狠踹碾坊那扇四处漏风的破旧木头门,后来脚踹破了,嗓子喊哑了,他就把头伸在碾坊的小窗口,死死地盯着外面的人愤怒地看着。刘炮头在窗外看见大周在看他,心里有些发怵,就走到几个民兵面前笑嘻嘻地说:
“唉,这个家伙可是一个上面挂号死不改悔的反革命,看他那模样,小心点儿可别让他跑了。”
几个年轻人听了刘炮头的话,相互对视了一下,开门走进碾坊,把筋疲力尽的大周拉到石碾旁,把背在后面的两个手的大拇指用细绳绑在了一起,用力把大周倒背着手吊在了碾坊的大梁上,大周疼得一声惨叫,昏了过去。
夜很深了,慧茹心惊肉跳地等了大周一天,看他仍没回来,她知道一定是游完了街又被锁在了破碾坊里,一定还没吃饭,她心疼丈夫,更担心他那打仗时伤过的腰,她卷开牛皮纸窗帘的一角,看看外面,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忙下地拿了一块屉布,从柳条笸箩里拿了两个玉米面饼子包好,走到躺在炕上的女儿海妹身旁,为她盖了一下夹被,关灯刚要出门,女儿海妹扑棱一下从炕上坐起来:
“妈,我也去看爸爸。”
这一声,把慧茹吓了一跳,才知道自己这个言语很少的女儿并没有睡着。她转身返回炕前,一把抱过海妹:
“你还没睡?好,我们一起去看爸爸。”
母女俩在漆黑的夜里向村西的碾坊摸去。来到碾坊旁,从破旧的小窗户里透出一丝光亮,慧茹凑过去一看,在冰冷的石碾子上,放着一个掉了茬的白瓷碟,碟中一点豆油上爬着一个二寸长的棉花捻,一点绿豆大小的火光,颤动着照在昏暗的碾房里。慧茹看了一下屋里好像没人,她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怀里的孩子抱得更紧了,她不知道这些人会把大周弄到哪里去,她正在犹豫,忽然看到房梁上吊着一个人,借着昏暗的灯光看去,正是丈夫。她不由得“啊”地叫出了声。孩子也被吓了一跳,紧紧地搂住妈妈。这一声,惊醒了坐在门前打瞌睡的民兵,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是公社派来的,他扭头向窗户这边看了看问:
“谁呀?半夜三更的。”
慧茹惊神未定地从小窗下走了过来,脚下一绊,险些摔倒,她语不成句地说:
“好兄弟,是我,我得进去看看他,这样下去不行啊,他腰上有伤,会出人命的,他可一天没吃东西了。”
慧茹急切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年轻人已认出慧茹了,知道是里面这个人的媳妇,看到半夜三更里母女俩那可怜相,也就动了恻隐之心,说了一声:
“进去吧,把他放下来,他也跑不了。”
慧茹紧走几步来到破旧的木头门前,把海妹放在地上,用手摸到了锁门的铁鼻,用力把闩门的硬铁丝拧开,抱起孩子跑了进去。她再一次把孩子放到石碾子上,在石磙子上摸到了吊起大周的绳子,慌乱地解开绳套,轻轻地把大周放了下来,大周无力地坐在地上,嘶哑的声音说:
“你怎么又来了,会连累你的。”
慧茹满脸泪水,一手搂着大周,一手抱过孩子,哽咽着说:
“我不放心,来看看你,顺便给你带点儿吃的。”
大周摇摇头:
“我吃不下。”
慧茹借着昏暗的光亮,看到大周满嘴起着大泡,又看到大周还被倒绑着双手,忙为他解开了绑绳,慧茹心疼地捧过大周的手,冰凉的双手,红肿有些发黑的拇指,慧茹的眼泪扑簌簌地落在大周的手上,大周看看哭成泪人一样的妻子,用沙哑的声音安慰说:
“慧茹,今后别再来看我了,连累了你,孩子可怎么办?看到你这样,我更难受,现在这样我不知我错在哪儿?我不服啊……”
说到这儿,大周看了看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爸爸的孩子又说:
“你在外面好好地照顾孩子,这孩子话少,可心里有数。”
说完,大周从慧茹手里接过孩子,用自己满是胡茬子的脸贴了贴孩子的小脸:
“海妹,要听妈妈的话。”
孩子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爸爸,一声不吭。大周转头对慧茹说:
“你回去吧,照顾好家,照顾好孩子。”
慧茹是一个贤惠的妻子,把丈夫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她把玉米饼子放到了碾盘上,低声地说:
“饿了,就吃一口,别糟蹋了身子,我和孩子等你回家。”
说完,慧茹抱起海妹走了。
第二天,天刚亮,几个民兵又来到碾坊,拉起大周挂上牌子,说公社来人要在窑地开全村批斗大会,全村的人都集中到空闲的坯棚子里,大周感到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他愤怒了,两个眼睛瞪得像牛一样,被一群人推搡着往前走,他们刚走到窑地的机井旁,刘炮头懒洋洋地从井房子里走出来,他一眼看到一群人推着大周来到这里,他嘻笑着拦住大周说:
“别这样蔫不唧的走哇,整出点动静来好热闹热闹啊。”
说完,刘炮头趿拉着鞋跑回屋,拿出一个破脸盆,在地上捡了一个玉米瓤子,递给前面的一个民兵说:
“让他敲盆,边敲边说牌子上的话。”
押解大周的几个民兵一阵大笑:
“好,让他敲,让他敲。”
说完,那个民兵就把破盆递给了大周命令到:
“听见没,拿着,敲!”
大周感到一阵晕眩,脑门子上的青筋憋得老高,他从没受过如此的侮辱,他一把抢过那个人手中的破盆,用力向那个人头上砸去,那个人低头躲过,破盆不偏不斜地正砸在刘炮头脸上,顿时脸被划了个口子,血流了下来,刘炮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被砸蒙了。那个递盆的人顿时恼羞成怒,从肩上摘下大枪照着大周的腰就要砸,大周蹒跚着脚步,几步走到机井旁,怒视着刘炮头等这群人,嘴里骂道:
“你们这帮畜生、败类,早晚会有人找你们算帐……”
说完,一头栽进了机井里,随着井下“咕咚”一声,周围的人发出一阵惊叫。
家川正在屋前拿了一把扫帚划拉落在地上的茅草,小孙子余聪穿着爸爸给他买的小军装,身后背着一只小木枪在家川的前后跑着玩儿。这时,从窑地机井旁传来乱哄哄的喊叫声:
“大周跳井了!”
家川听到喊声,先是一惊,忙停下手中的扫帚仔细地听着,他确定是出事了,忙喊孙子聪儿进屋找奶奶去,自己放下扫帚准备出去看看,聪儿却一溜烟儿似地跑了过来,扬着小手喊:
“爷爷,爷爷,我也去。”
家川看了一眼孙子,弯腰抱起聪儿匆匆地向机井那边走去。机井旁已经围了好多人,几个民兵也没见过这阵势,先前那个要打大周的民兵冲着旁边几个人重复地说:
“他畏罪自杀了,他畏罪自杀了。”
看得出,他也是满心的惶恐。家川拨开人群上了两级台阶来到井台上,向下看了一眼深深的机井,看了一眼不知所措的人们说:
“还愣着干啥?快找家伙捞人哪!”
人群“哄”地一下子散了,到各自的家中找捞人的家伙去了。家滨和老王没让出去放牛,准备到坯棚子开批斗大会,他俩刚把草料给牛添上,就听到这边出事了,撒腿就往这边跑,跑到井台前才知道是大周跳了井,于是就和家川及其他人一起开始捞人。不知是谁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慧茹,慧茹疯了一样抱着海妹跑到了机井旁,跪在井台上哭得死去活来,海妹瞪着一双大眼睛面无表情地看着忙碌的人们,不知这孩子深邃的目光里隐藏着什么玄机。下午时分,大周的尸体才被打捞上来,慧茹哭昏过去几次,在场的红铃和抱着聪儿的童氏都陪着她落泪,搀扶着慧茹抱着海妹到了家川家休息。家川、家滨及老王等人找来了门板帮着处理后世。小孩子不懂事,余聪跑过来拉起海妹要去外面玩儿,童氏看着哭得昏天黑地的慧茹,又看了一眼两个年幼的孩子,就放他俩到外面玩儿去了。
大周被草草地葬在了老西山的北坡上,老王不顾那个姓郝的多次阻挠,在大周的坟前立了一个木牌,找来笔和墨端端正正地写下六个字:
周兴书记之墓
老王在大周的墓前站了很久,好像自己也在这次运动中死了一回。在回来的路上,几个人都没有话,心情都很沉重,快到村口时,老王叫住了家川、家滨等几个人,从自己汗渍斑驳的小褂口袋里拿出孩子来时给他带来的七元四角钱,看了半天说:
“大周走了,他是个好人呢,留下这孤儿寡母的,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家川老哥,你把这钱给慧茹带回去,劝劝她,为了孩子还要好好地活下去,告诉她,大周的事不会就这么完了,这世道不会永远这样。”
听到这儿,其他几个人也都解囊凑了二十几元钱,家川接了钱,心情沉重地说:
“唉,大周冤呢,慧茹这孩子命苦哇,留下那个四五岁的孩子……”
家川无奈地摇摇头,几个人向村里走去。
查家村的“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因为大周的死有些淡漠了,人们不再那么容易兴奋,全村又基本上回到了原来的平静。
家川两口子经常到慧茹那边去看看,帮着做一些大事小情的,也经常送米送面接济她们。余聪和小海妹也成了莫逆的伙伴。说来也怪,那个不愿出声,一脸神秘的小海妹,和小余聪在一起时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有说有笑的,只有这时慧茹才会在孩子身上感到一种安慰,才有了活下去的信心。余聪和海妹经常去的地方就是村西的小河沟,小河很浅,却总有一股清澈的水从远处流来;小河很窄,里面却有好多小鱼在游动,于是抓鱼就成了两个小伙伴的游戏。每次都是海妹从家里拿了一个洗得亮晶晶的玻璃罐头瓶,余聪领着她到小河的下游,海妹把罐头瓶放到草棵里。两个人在草地里拔一些长一点的蒿草,在小河中插一些树条,用树条把蒿草拦截在小河上。他俩就跑到小河的上游,光着小脚丫儿,顺着小河往下趟水,一直趟到拦在小河中央的蒿草旁,海妹就跑到草棵里拿出瓶子,灌上河水。余聪就用手在小河上的蒿草里面摸,一会儿,余聪脸上一片惊喜,海妹就跟着乐,余聪把手从河里拿出来,手里就捧着了一条小鱼,他们把小鱼放到瓶里,就把玻璃瓶举过头顶,对着太阳看那条惊慌失措的小鱼。就这样他们反复地重复着这个游戏,每次都是那样开心,孩子的笑容就像远处天边上那片彩虹那样灿烂。
忽然,有一天,奶奶跑到河边来找余聪,脸上露着欣喜的笑,她喊过满身泥水的两个孩子,对着余聪说:
“聪儿,你爸爸来了,你爸爸又工作了,你爸爸这次来,是接你回城里上学的。”
说着,奶奶抱过聪儿亲了一下,两行热泪从眼中流了出来,不知是儿子重新工作的喜悦,还是孙子即将离开她去上学而恋恋不舍。奶奶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一手拉着一个孩子向家走去。
钟麟的现行反革命帽子被摘了,又重新回到他阔别已久的讲台,并被学校破格提拔为主管教育的副校长。他这次来乡下,就是要把这个喜讯告诉给整天为他担惊受怕的父母,顺便把已到上学年龄的聪儿接到城里去上学。钟麟讲了一些令人激动的话,他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变了,学校开始上课,工厂开始生产,过去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又都逐渐开始工作了,过不了多少日子,他猜测在我们这里改造的王书记也得回城了,看来这世道开始往好了变了。
第二天一早,钟麟把收拾得干净利落的余聪抱上自行车,让聪儿告别爷爷和满脸是泪、依依不舍的奶奶,进城读书去了。还没到村口,余聪一眼看到在路边一棵柳树旁,海妹正站在那儿,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凝神地看着他。余聪忙仰起头对爸爸说:
“爸爸,海妹来送我,我要和她说几句话。”
钟麟看看树旁的海妹,把余聪从自行车的前梁上抱下来,自己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点了一只,扶着车在路旁等着。小余聪跑着来到柳树阴下,笑着说:
“海妹,你是来送我的?”
海妹一脸凝重的表情,没有正面回答余聪,疑惑地问:
“你要走了,还回不回来?”
余聪有些犹豫,他回头看了一眼爸爸,又挠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心里没底地说:
“我还回来,我还要看我爷爷和奶奶呢。还要来看你呢。”
海妹茫然地看着余聪说:
“你家离这儿远吗?”
余聪无奈地摇摇头。海妹又接着说:
“上学了,就没有时间玩儿了,你会老长老长时间也不来,你回城里了,你家是住高楼吧?那里就没有小河了,你也就没处去抓鱼了。”
说完,小海妹从背后拿出一个晶莹的玻璃罐头瓶,清水中有一尾小鱼在欢快地游着,她郑重地把瓶子递到余聪面前:
“这是我们抓的小鱼,你拿回去养吧,城里没有这些。”
余聪接过瓶子,看见海妹的眼中全都是泪,余聪也感到鼻子有些发酸,他不敢正面看海妹,低下身把玻璃瓶儿放到树下,伸手在垂到脸旁的柳枝上折了一截,用手一拧,桶状的树皮就被拧了下来,他用牙咬了一下,一个柳笛就做成了,他放到嘴里呜呜的吹了两声,低沉的声音像是哭声,他递给海妹:
“给,以后就没人给你做柳笛了。”
海妹接过柳笛,看了又看,抬头认真地说:
“你不是还来看爷爷、奶奶,还来看……看我吗?”
余聪故意地抬高了声音说:
“那是当然,我还会回来给你做柳笛的。”
这时,爸爸在路旁也吸完了一支烟,轻声地喊着:
“聪儿,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太阳出来该热了。”
余聪应了一声,哈腰从地上端起玻璃瓶,冲着海妹扬扬手:
“我走了,我会回来看你。”
海妹看着余聪上了自行车走了,眼泪从那双大眼睛中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流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真的像钟麟说的那样,从城里来了一辆吉普车,神秘地把在查家村改造的王新华接回了城,听说又官复原职了。临走时,王新华笑呵呵地对家川和家滨说:
“我说这世道一定会变回来嘛!”
又过了两年,又传来一个消息,尽管家滨好像早有准备,还是令他有些震惊,经中共中央批准,高升被离职审查了,并被赶回了原来的机械厂,由原厂里为他办了离职审查学习班;再过两年,省里宣布将高升定为“四人帮”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逮捕了。后经新任省委书记王新华的从中协调,刑满后高升又回到了原机械厂当工人去了。
随着高升这段政治生涯的结束,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也即将结束了。人们都期待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就像严冬过后,企盼着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