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只橘子在马拉多纳的双脚上活蹦乱跳的时候，当魔术师空空如也的手中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的活计，沉浸在艺术带给我们的享受之中，我们也常常会被一些东西感染，以至于情不自禁，甚至忘乎所以。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状元”们代表了某一行当的最高水平，不起眼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往往变得十分神奇，异常艰难的事情，他们做起来却几乎是信手拈来、举重若轻。让我们看几个例子吧：
1951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同志：“总理先生，您知道中国有多少钱吗？”周总理微微一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有18元8角8分。”
另一位西方记者问道：“请问总理先生，中国有妓女吗？”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提问，周恩来仍旧泰然自若地说：“有。”
全场闻言皆惊。总理异常严肃地点了点头，补充道：“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顿时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所有的记者都被总理睿智的回答折服了。
也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同志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贵国最近打下了美国制造的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陈毅先生，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导弹吗？”这种场合，以“无可奉告”拒绝回答是有损国家形象的，但涉及国防机密，也确实不能实话实说。这时，陈毅同志举起双手在头顶做了个动作，说道：“记者先生，美国飞机经不起导弹打，我们是用竹竿子把它捅下来的呀。”“说”和别的东西一样，也分层次，也是有境界高低的。如果粗略地分，我们可以把人们大体分为三类：懂说的人、会说的人和精于说的人。懂说的人很多，从咿呀学语的黄口小儿到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比比皆是，他们一般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不顾虑什么，当然也说不出多大动静；会说的人就不算太多了，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技巧，谙熟于说话的规则，他们深思熟虑，说出的东西颇具匠心，他们惜“话”如金，从不乱说，说则必有大用；精于说的人可就少了，这些人不再拘泥于条条框框，他们的话雅俗共赏，他们运用起语言来随心所欲，常常出人意表，化腐朽为神奇。懂说的其实是在用嘴说，会说的是在用心说，而精于说的人，则是在用智慧说。周恩来、陈毅等无疑都是能够用智慧去说的人。
如何用智慧说话呢？
一是幽默。有些人说话正儿八经，常给人以说教的感觉。这样做当然没错，但缺少一些灵性。不如来点幽默，既增强效果，又活跃气氛。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去天官府看望各界人士，结果有人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呢。”毛泽东微微一笑，凌空虚写了一个“蒋”字，然后说道：“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棵草，他不过是个草头将军而已。我这个‘毛’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意思是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这样的说话方式，令人拍案叫绝，是“正儿八经”所绝对难以比拟的。
二是在理。说话必须要说得有道理。如果不讲理，你就容易遭到对方的反击而陷于被动。“晏子使楚”中有这么一段故事：酒席间，两个吏卒把一个犯人绑到了楚王跟前，楚王就故意问：“这是哪国人，犯了什么罪？”吏卒说：“回大王，是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笑嘻嘻地问晏子：“你们齐国人都善于偷盗吗？”应该说，楚王的这句话根本就是不讲道理，可惜的是，他碰到的是晏子。晏子的回答比他更不讲道理，他不慌不忙地说道：“橘子生在江南，又大又甜，可到了江北，就成了枳了，又小又酸。为什么呢？是因为水土不同啊。现在这个人在齐国时并不偷盗，到了楚国却开始偷盗，是不是楚国的水土善于让百姓偷盗啊？”
三是善于出奇。出奇的方式很多，其要诀是与人的正常思维背道而驰，使人产生突兀的感觉而加深印象。比如把难题留给对方回答即是一法。按一般思维，应该是有问有答，将问题留给问者回答，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能够用智慧说话的人不一定非得是智慧的人，但一定是个善于创造的人。“人”这个字虽然只有一撇一捺，可包含的东西实在太多，因而要做个智慧人是很难的。但说则不然了，它只是人的一个方面，只要你有一个不算愚笨的脑袋，只要你总是能够从尽量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学会分析，学会创造，做到用智慧说话也并没有多难。当然，这是个过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既然是创造性的活动，打破常规肯定是第一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