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不知道每天早上楼上阿姨在叫她大儿子和二丫头的时候为什么要发出如此可怕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叫她男人的时候声音更为恐怖。所以，渐渐地，我习惯性地在她吼叫地时候从床上爬起来。这样我甚至不需要买闹钟就能准时上班。七前钟，我出了门。没有刷牙，因为昨天已经刷过了。
街上有着无数跟我一样去各式各样的厂上班的人，他们在啃着油条大饼包子或者另外一些我不知道的玩意儿。我饿着肚子很快就走到了桥头，那条狗还是和昨天一样趴在那里，我总是在期待有一天我经过这里的时候它能够站起来。其实我也不大记得清楚它是不是每天都是趴起的，不像刘二，他总是记得许许多多的事情，而且记得清清楚楚。过了桥，我就会习惯性地走进那间没有门的厕所。刚开始，我实在不习惯在那里面做某些事情，我隐约记得老家的猪圈好象也是有道栏子的，上面搭了块破的塑料布。上厕所出来就碰见刘二，他嬉笑着对我说：“昨天早上我看见一个女的在提裤子，是红色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买了两个烧卖坐上了厂里的车，我总是喜欢坐最后的位置。把烧卖吞完，车就开了。今天早上有点冷，我把窗户关得死死的，但是总是要反复的开了又关。我无法拒绝为同事们丢塑料袋和快餐盒，因为他们大多是女的，而且和我同年。有一天我请了假，有个女的把快餐盒带到了厂里才发现自己忘了丢。我一直以为这也许暗示了些什么，却又不敢问。很多事情我都不敢问也不想问。不像我旁边的王磊。我一到厂里，他就问我昨天做了多少件衣服。我告诉他我做了25件。我没有问他做了多少，昨天报产量的时候我听见他跟组长说他做了45件。他坐下来跟我说他昨天也只做了20多件。
组长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来，我倒也没有在意。我不紧不慢地踩着缝纫机，却总是无法把踏板踩到底。我一直没有试过那种机器跑得飞快的感觉。不像对面那两个哥门，他们总是踩得很快。尤其当组长在面前的时候。我看到车间主任走了过来，我想把机器踩到底，却总是无法做到。这时候王磊站起来大声地问我有没有卫生纸。我其实知道他不是想上厕所，他只是想去抽烟了。他曾经跟我说过，当着上面的面去上厕所，说明你平时表现肯定很好，不然不敢在这个时候去拉屎。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却总是不敢在这个时候去抽烟。
主任很快就走了，我站起来去楼下装着上厕所。我发现对面那两兄弟也跟在了我后面。他们总是会在我刚把烟掏出来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我努力了无数次，却总是会把烟给他们。他们抽得比我快，走的时候笑着跟我打了句招呼。我上楼的时候发现隔壁组红色的布料恰好在楼下，我就把布推了上去。因为那个忘记丢快餐盒的女孩子就在那组。上了楼，隔壁组一个和我较熟的哥们好心地跟我说，“你不知道吗？你们组是做绿色的，你拿红色的干什么？这是我们做的。你个笨蛋！”我说我有点色盲。我刚坐下去我们组长就过来了，他数落了我一顿，这次我真成了色盲，是组长说的。组长说的，通常都是真的。
吃饭的时候我总是不敢提前走，也不敢拖在最后，因为我更不敢去插队。今天中午吃荷包蛋，我很想像组长他们一样能吃两个。却又不敢说出来，我只是搞不懂为什么我们吃一个就饱了，而组长和主任他们要吃两个才能饱。吃完饭天儿晴得很舒服，我看见那个忘记丢快餐盒的女孩一个人在那听MP3，我走了过去，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跟我打了招呼，还问我要不要听。我很例外地走了过去和她站在一起。她拿了一个耳塞给我听。一个男的在飞快地说着歌词，我听不懂。她说：好听吗？一首新歌，叫老人与海。我说：老人与海？海明威？她很惊奇：你也知道海明威？我说恩，以前好象看过他写的老人与海。她更惊奇：他还写过书啊？我说我也记不大清楚到底有没有。
一个下午我都在回味她身上淡淡的香气，什么时候下班的我都不知道。回到自己那见小小的屋子，我一个劲地笑。打开电视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好象是演的三四十年代的戏，一群长得像坏人的兵，也不知道是日本鬼子还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要杀几个长得像好人穿得很破旧满脸是血的中国人。那群坏人在等那几个好人大声高呼一句后开了枪。我隐约记得他们高呼的是：**万岁！
竹离于07年年尾记于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