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大律师，资本市场这块儿的业务真没法干了。事情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律师责任越来越大，关键是律师费不增反降。现在做个IPO收的钱，恨不得比10年前还少。我投奔您，跟您做诉讼去吧？”“你们部门去年业绩不是还不错吗？”姜涛的办公室在赵静隔壁，赵静经常拐进他办公室闲聊一会。“总数看起来还挺多。可问题是我们人多啊，劈开看每个项目的收费情况，还有人均的收费情况就很惨了，按人均收费排名资本市场部肯定垫底。您没看我手下那小律师已经把自己的微信签名改成“资本市场民工乙”了！民工里连个甲都当不上，还只能是个乙！问他，他说他在投行的小伙伴的签名是民工甲！这都什么事！投行人和律师都做成民工了！”“哈哈，你那助手还挺幽默！”姜涛大笑起来。“律师们也都对前途表示困惑。虽然律师是拿工资的，项目收费情况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但多收点律师费也是对他们工作的认可和尊重，也觉得律师还是个重要的、受人尊重的职业吧。收费不行吧，项目短平快也行，可偏偏项目周期越拉越长，有的小朋友从进所到离开，一个IPO项目都没做成，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换工作的时候，简历都没法写。”“你们现在做一个IPO多长时间啊？”“国内IPO，怎么也得3年；境外上市好一点，也得差不多2年。最近有个极端的项目，做了9年！2007年项目招标，我们进去的，直到2016年才完成IPO！”“这么长时间！8年抗战都胜利了，这公司还没上市呢！”虽然经常和赵静聊天，对赵静做的那些项目有些了解，但是对这个信息姜涛还是觉得很惊讶。“当然这个项目属于极端的，但项目周期长可不是个别现象。前天我开会遇到一个证券公司的人，跟我抱怨说咱们所和他们合作的另外一个IPO项目上，项目人员更换的太频繁。我问他那个项目做了多长时间了。他说，5年了。我就实话跟他说，“我们所3年和5年是律师跳槽最多的两个坎。一个小律师可能其律师职业生涯就3年。这个律师从一进所就上了您这个项目，等人家都离职了，很可能不干律师了，您这项目还没做完，哪能怪我们换人呢？”最后那券商说，他们也一样，项目周期那么长，把他们也拖死了。”“那投行每个项目都耗那么久，他们怎么生存呢？”“投行还是比咱们好啊！IPO可以融资啊，他们是按照融资金额收费的，一旦做成了，他们就能收一大笔。和你们那个风险代理一个意思。人家风险大收益也高。我们可惨了，律师费没多少，拖个一两年也增加不了多少费用，但越拖工作量越大；中间，要是项目人员走了，还得找人接手。接手的人得重新熟悉情况，这都花时间，都是成本啊！律师费根本覆盖不了。”“那你们这赔本的买卖为啥还那么多所抢呢？”“赔本赚吆喝呗！我们这项目周期长，唯一的好处就是和客户的人混得特熟。客户大多时候也觉得我们挺不容易的，也觉得对我们有所亏欠，经常还帮我们介绍几个别的打算上市、重组的公司。另一方面，我们就巴望着客户能遇着个诉讼、海外收购什么其他事情的时候，把你们和做外投的人带进来，让你们去收大钱。资本市场这块的律师业务，十年前还算块沃土，现在已经退化成盐碱地了。在盐碱地上种庄稼，容易吗？搭上一大堆化肥、农药和劳动力，还不能用大型机械，全靠人肩扛手挑的，每天吭吭哧哧地锄地，也种不出什么好庄稼，没个好收成。还是你们好啊，打猎的比种地的强！”赵静长叹一口气。
“我们是不像你们天天加班，没那么多会要开，也不写那么多文件。但我们压力大啊！你没体会过案子输了的心情。案子赢了，皆大欢喜，和客户一起喝酒吹牛，都是哥们，客户付律师费也痛快；可是要是案子输了，客户哪有好脸给你啊。有的案子，一开始就知道赢不了，跟客户说了，他也不愿意接受，等到最后判决输了，还怪律师没用。但好歹咱们之前也给他提过醒，打过败诉的预防针。最怕那些可左可右的，事实和法律都没那么清晰的案子，客户觉得他们自己非常有理，觉得自己应该赢的，你跟他说很多情况是没法控制的、没法控制诉讼结果的，他就会觉得是律师能力不行而缺乏必胜的信心，所以事前也没法做多少铺垫。等败诉的结果出来，客户就会觉得突然，和他的预期相反，就特别难接受这个结果，认为是律师没尽力，没处理好。不给我们好脸，那是客气的。不客气的就是劈头盖脸的骂啊！什么脏话都骂的出来！我们也只能听着，绝对灰溜溜的。你看咱们诉讼部这些大佬说起胜诉的案子都眉飞色舞、得意洋洋的，吹不玩的牛。见谁提输了的时候啊？”“也是，你们这个必须分个胜负，和解的时候少，是挺残酷的！我们非诉业务中的有对手方的也是为了谈合作，弄个合资企业什么的，哪怕是收购也多是善意的收购。律师基本上都是和稀泥，强调共赢，很少弄的剑拔弩张的，也不需要分出个胜负来。不用承受那么大压力。”“钱哪那么好挣的啊！都得付出体力、智力，接收压力！神经都得坚强！都得是“猪坚强”！”“嘻嘻嘻，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改不了行了。神经不够坚强，扛不住那份压力啊。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去吧。不打扰你了。我今天还有三个电话会等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