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一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小就喜欢读史书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从小聪颖过人，勤奋好学，酷爱史书。五司马光岁时就能熟练背诵《论语》、《孟子》等古文篇章，7岁时，听人讲解《左传》，就能理解它的基本思想，并且还能生动地讲给家里人听。除此之外，年少时，他就读了《史记》、《汉书》等史书，对于这些书籍，稍能了解文章大意，就手不释卷，甚至忘记饥渴寒暑。他热爱读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幼至老，嗜之不厌”。仁宗宝元初年，也就是司马光刚满20岁那一年，他考中进士甲科，授奉礼郎。司马光的这些早年的经历对他以后治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司马光在长期阅读史书的过程中，他对于中国古代的史书有着深切的感受，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虽然很多，可是由于没有一部书系统地记载从古到今的历史，所以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纲目不清，给研究历史的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不便。
所以，他决定要集采众家史书的长处，着手编写一部以年为经，以国为纬，有鲜明时间和空间特色的史书，方便后人读史，也使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不再由于朝代的更迭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编写新的史书
而当时的皇帝宋英宗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也很想请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学士编写一部有关历代君臣事迹的书，供后世帝王借鉴和仿效。司马光把自己的一些设想和英宗的想法糅合到一起，就承担了这项工作，开始着手编写新的史书。
司马光采用《左传》编年记史的方法，从战国开始写到秦二世时期，起草完成了《周纪》5卷，《秦纪》3卷，总共是8卷的编年史，合称为《通志》。
到公元1066年，就把他作为样书呈送给英宗皇帝。结果，这部《通志》受到了英宗的肯定和支持。英宗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并且还下令设置书局（在汴京城的崇文院），让司马光带领着一批历史学家如范祖禹、刘恕、刘颁等进行编写。这批历史学家根据各自的爱好和特长，进行了不同的分工，与司马光密切配合，正式开始编撰从古至今的一部通史。
宋英宗去世后，继位的宋神宗也十分重视这部史书的编写工作，他建议把书名定为《资治通鉴》，还亲自为书作序，命司马光每日进读。“资治”就是帮助皇帝治理好国家，“鉴”是镜子的意思。“资治通鉴”就是这部书能够使皇帝借助历史这面镜子来分清是非功过和利害得失，以求作为统治阶级巩固封建政权的借鉴。
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态度特别认真，史料记载说他在每次编写一个内容之前，都要先广泛收集史料，包括正史、杂史等，然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考证史料的真伪，继而拟定总提纲和分目提纲，根据时间先后顺序排比史料，删繁就简，咬文嚼字进行编写。
因为司马光是总纂官，所以他还要呕心沥血地修改稿子，手下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每部书稿他都要亲自过目，据说当时经他修改过的书稿堆满了两间屋子，里面没有一个草字，写的都是楷书。
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从公元1065年开始，到公元1084年成书，前后共用了19年时间。他19年如一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
为了不使自己因过度劳累睡过了头，耽误写书的时间，他曾经专门请人制造了一个圆木枕。睡觉时，只要圆木枕轻轻一动，头就会落枕，把自己从睡梦中惊醒，这样他就可以早点起来继续写书，司马光的那个圆木枕就被人们称为“警枕”。司马光的这种勤奋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广为人们称道。
司马光所编写的《资治通鉴》一书中记述了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总共1362年的历史，共294卷。完整地介绍了各个朝代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成就。还记录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和思想。司马光编写《资冶通鉴》的目的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可是客观上，《资治通鉴》一书也继承和完善了我国史书中的编年体记史的体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