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向雄传》雄为河内南主簿，太守刘毅吴奋皆以非理辱之。后雄为黄门侍郎，毅奋皆为侍中，同省，初不交言，武帝敕雄复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诣毅再拜云云。《世说》、《方正篇》以为河内太守刘淮，孝标注引王隐孙盛之言，以为太守是吴奋，非刘淮。考《晋书》、《刘毅传》（晋有两刘毅，一与刘裕同起兵者，此则在武帝时。）毅一生未尝历外任，初无为河内太守之事。盖唐人修《晋书》，杂采诸说，既并列两事，又误淮为毅，上云毅奋同为侍中，下止云诣毅再拜，皆其疏也。
九月二十日
校《晋书帝纪》。官本之误，不减汲版，盖此书中秘亦无旧椠，又属于金银白芨之流，每卷下考证不过一二条，有并无一字者，皆极可笑。翰林人材，虽乾隆初亦不过如是，然在今日，即此一二条亦不知何语矣。
十月十七日
《晋书》先冠以宣帝景帝文帝纪，巳是纰缪。《三国志》三少帝纪，称高贵乡公少好学夙成，齐王废，公卿议迎立，其下备述公之辞让有礼；又云即皇帝位，百僚陪位者欣欣焉，此明言高贵之为令主。而《晋书》、《景帝纪》则言帝本欲立彭城王据，太后不听，乃迎高贵。高贵受玺，惰举趾高，帝心忧之，其下又备载帝训高贵之言，浮辞谵语，令人愤邑。此皆当时司马之党如王沈辈者丑诬妄造。其后孙盛鱼豢王隐朱凤之流，传播秽言，以为信史。承祚身仕晋武之世，羁旅孤危，其时典午方隆，王沈诸党逆之徒，咸据高位，其书盛行，乃悉归刊削，绝不顾忌，此所以为良史也。裴世期注遍搜异说，而于《高贵纪》注，未有《晋书》所称一字。《彭城王据传》亦不注司马师本欲迎立之言。盖晋人多诬，世所共悉，而高贵贤明好学，见酷逆臣，亦古今所共痛。唐修《晋书》，何嫌何疑，乃舍承祚之直笔，而拾王沈之奸唾，满纸丑言，自成秽史，许敬宗辈真犬彘也。刘子玄云，古之书事也，令乱臣贼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每诵斯言，为之三叹！
十月十九日
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礼志》中载其答诸臣请复膳易服诏云：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上陵诏云，此上旬先帝弃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荣莹当复何时一得叙人子之情邪？答诸臣请不服衰诏云：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之思，为欲令哀丧之物在身，盖近情也。又云：患情不能跛及耳，衣服何在？答群臣请除太后丧诏云：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也，诚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当以吉物夺之，乃所以重伤至心，非见念也。其言皆真挚可味。汉文短丧，意以便民，后遂不知其本。晋武能以身率先，毅然行之，而当日群臣必夺其志，不知是何肺腑也。试问降膳素衣，人主行此于宫中，何损于天下之事？而谏者动以海内未平，万几事殷为言。其时首列名者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司马望司空荀ダ。孚司马氏所称名德，冲祥曾ダ皆当时所谓至孝也，而力强其君以从短丧，忠孝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后杜预造皇太子短丧之议，谓天子古无行服三年之制，高宗谅ウ者，除服而不言，故不云服丧三年，而云谅ウ三年，明不复寝苫枕土，以荒大政也。夫既云百官总己听于冢宰，则固不听政矣，言且可以不言，而身不可以行服，遁辞害理，可谓无人心者也。又引翟方进自以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而除，明国典之不可腧，而况于皇太子？是所谓饮狂药以药人也。顶之经学，从可知矣。王彪之议丧终，遇闰即当先除，不宜取闰以腧期限，而以博士吴商谓当俟闰终，小官之言不足准，则蒙面丧心，出此丛土，此其为桓温草废海西奏，故能悍然不疑。而当时史臣，犹夸其朝服当阶神采毅然也。典午之世，名教埽地，深可悲哉！
十月二十三日
《四夷传》序论皆佳。《桓玄传论》备言帝王之兴，必有符瑞，而玄无之，故败。此等鄙识妄言，污之信史，深为可笑，盖又出许敬宗李义府辈奴才之笔耳。其言玄之生有大星坠于盆，如二寸火珠，其母马氏以瓢接取吞之，遂有娠。夫二寸之大，既不可吞，星火铄金，岂敢入口？马氏温之孽嬖，并非异人，揆之情理，万无此事。且玄骄淫狂竖，绝无才能，乘晋不纲，反覆得利，竟行篡窃，旋致歼夷。观其行事，昏惰恒怯，鄙陋诈伪，不特羿卓所羞称，亦为殪莽所不取，晋之豺狼，桓之枭獍，不祥莫大，厉气所锺，而犹夸其诞生，诧其奇异。盖以当日桓氏门客如王谢之徒，妄相造饰，而玄又小有文藻，自称名士。篡立以后，卞殷丑类，导谀献媚，作此祯符，以伪孽之盗干，比贼莘之降瑞，岂知燕卵本可吞之物，大星非下咽之需，史臣载之，无识甚矣！
十月三十日
刘元海僭位时，下令称绍修三祖之业，追尊蜀后主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案五宗者，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显宗、章帝肃宗也。元帝号高宗，成帝号统宗，以议出王莽，中兴时已去之。（宣帝中宗之号，亦莽所议加，故光武时复特诏追尊孝宣皇帝为中宗，后汉书本纪中特书之，以见非用莽之议。）和安顺恒四帝，亦有穆恭敬威四宗号。董卓时因蔡邕议四帝无功德，亦去其号，故元海此令，自高帝光武外，亦止举文武宣明章五帝功烈之盛，所谓五宗，无可疑矣。惟三祖则汉自高帝号太祖、光武号世祖外，无称祖者。而《王弥传》载元海谓弥之言，称昭烈为烈祖。三国时魏吴皆有祖宗之号，（孙坚号始祖，权号太祖。）惟蜀汉昭烈以天下未一，谦而不居，疑烈祖之号亦元海所追尊，与谥后帝为孝怀同出一时，史失载耳。（汉高号太祖，谥高皇帝，而史记汉书皆于纪首即僻高祖，以下亦俱作高祖。不知何故也。刘元海自以承汉后，此令首云昔我太祖高皇帝，固未尝误，其下言高祖以下者史文耳。）刘氏《载记》论曰，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载旆乘时，兴兵誓野，投焚既陨，可以绝言，而轻吕旁挥，彤弧三发，岂若响清跸于常道之门，驰金车于山阳之馆。故知黔首来苏，居今爱古，白旗陈肆，古不如今。是谓曹丕司马炎贤于武王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唐史臣许敬宗辈虽谬妄，不至于此。其为此言，盖为唐之待鄯公地，故不觉其辞之悖也。然陈留王终晋之世，礼极优崇，朝会位在皇太子上，三代以后，晋之待曹氏，床之待柴氏，可谓厚矣。（晋与赵宋国势最弱，乱亦最甚，而曹柴两姓，卒无风尘纤芥之警，盗贼亦未有假之以生心者，然则大公为心，报固不爽，其动以禁防前代为言者，胡弗思哉。）
十一月初三日
《晋书》于石氏慕容苻姚诸人，皆先举其所居郡县，而后系之曰羯人或鲜卑人或氐人或羌人，独于刘元海曰新兴匈奴人，仅举郡而无县，于例既不书一。且四夷传言魏武分匈奴为五部，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北部居新兴县。（此县字衍。）元海《载记》亦云左部居太原兹氏，北部居新兴。元海为左部人，世为左贤王，领左部帅，则当为兹氏人，非新兴人矣。兹氏魏时改属西河郡，晋时西河为国，移治兹氏，改兹氏曰隰城。是元海当曰西河隰城匈奴人，于例方合。
《四夷传刘元海》、《载记》两兹氏，官本俱改曰泫氏，盖以《地理志》晋时太原无兹氏，而上党有泫氏也。不知泫氏自汉及晋皆属上党，未尝属太原。兹氏两汉志皆属太原。晋时所属既移，县名又改，故《四夷传》曰太原故兹氏县，加一故字，明尔时已无此县也。泫氏今山西泽州府高平县，兹代今山西汾州府汾阳县及孝义县地。《载记》曰建武初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案后汉西河郡本治离石，《晋志》西河统县四，尚以离石居首，离石今汾州府之永宁州及临县地。左国城在永宁州东北二十余里，左部城在孝义县南，庆稷废县在汾阳县西北，明元海家世所居，不出今汾州府境。故元海初为离石都尉，（此据前赵录，载记作北部，盖误。）后始僭位，亦都离石，其不当作泫氏明矣。
《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明所统有四县也。（续汉志注引脱两郡字，遂不可解。）《晋志》言后汉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阚囗《十三州志》、《元和郡县志》所言略同。其所领县仍有定襄云中之名，改五原为九原，亦仍秦时之旧，以九原为郡治，（汉时五原郡，所统本有九原五原两县。）而九原定襄皆移置于太原阳曲县界，非汉时故地矣。（汉故阳曲县。为今忻州地，非今太原郭下之阳曲县也。）晋时新兴郡统县五，惠帝改为晋昌郡，今山西忻州及所属定襄县保德州、太原之岢岚州及岚县、大同府之大同县、甯武府之五寨县，皆其地也。
十一月初六日
校《晋书》、《隐逸传》一卷，此传至四十人，又附传者二人，颇不寥寂，盖以世乱方甚，又士尚清谈，玄宗多悟，故岩枯泽槁，较为多耳。孙登范粲陶潜尤其眉目，非唐宋以下人所及也。序论皆拙劣之至，读之邑邑。
十一月十九日
校《晋书》王祥王览郑冲何曾何劭石苞石崇传一卷，此传极状祥冲曾之浮湛固位，史文之微婉者。曾传备引傅玄《傅子》中语，叹曾之为大孝，而下历著曾行事之丑，又以旁见玄之为人，亦可想而知也。盖曾与傅嘏荀ダ同为司马之死党，曹氏之贼臣，而却自居正人，不归贾充等下流之恶，故史特著之。祥虽彼善于此，然传载其高贵以祥为三老日，云祥几杖南面以师道自居，未识其所谓道者何道也二语，言外之意，不堪其丑。王氏鸣盛论《晋书》此卷，与《后汉书》、《胡广传》同一笔法，有识哉。
十一月二十六日
校《晋书》、《孝友传》一卷，《忠义传》一卷。《孝友传》中如刘殷王延，后皆仕于刘聪，王伯厚以为讥。然晋人如王祥何曾苟ダ皆称至孝，而皆不忠于魏；曾颉至佐晋以倾魏，于殷延何责焉？祥与延皆为后母所虐，皆有盛冬求鱼得于冰上之事，而延能死刘氏靳准之难，效子胥抉目之言，较之休徵，加一等矣。
嵇绍与王裒不可同年语也，裒父仪虽为司马昭所杀，然哀本昭之司马，因军败不自请罪，而反归罪于昭，因以致死，非不顺昭者也。裒本可以仕而不肯仕，所以为孝也。绍父康则以不党司马氏而死，绍之所处，当与诸葛靓同，观靓之事，则绍必不可为晋臣矣。山涛劝绍以仕，此竹林之绩风，清谈之结习也，绍幸以一死盖之，既仕则宜死也。《晋书》以裒入《孝友》，以绍入《忠义》，而论中以两人并衡，谓趣异而理同，又引《左传》天可雠乎之言，非也。守父之志而不仕，安得谓之雠乎？
嵇含之《吊庄周文》，可为破一代之膏肓，缋末流之毛发，与王沈之《释时论》、鲁褒之《钱神论》，皆有晋之蓍龟也，季世不纲，险讠皮颠倒，千古一辙，读之可叹！
十二月初十日
夜校《晋书》王逊至朱序传一卷。逊以功名终，未尝败衄，不当入此卷中。羊鉴一无事迹，惟有讨徐龛一事，不足立传也。
十二月十一日
《晋书》、《刘毅传》，载毅罢江州军府之奏，下云于是解悦毅移镇豫章，悦者，庾悦也。按《宋书》、《庾悦传》作解悦都督将军官，移镇豫章，《宋书》是也，移镇豫章者乃悦而非毅。悦本以建威将军兼督豫州司州等六郡，为江州刺史，治寻阳。毅以其时所督军府鳞次，而江州地险民疲，置军多费，故奏罢之，而悦遂解将军及所督豫司两州之郡，但以江州刺史移镇豫章，豫章本江州所属郡也。晋代以来，刺史兼都督者得专生杀，其次为监，皆持节，而往往以此州刺史兼督彼州，其权重有至八州十州十六州者，而各州仍各有刺史。又一州所属之郡，亦彼此分割，有一州而数人分督之者，并有一郡而数人兼督之者。其别有使持节都督持节督假节监三等，悦虽解军府，而刺史如故，故《宋书》下云，悦不得志，疽发背，到豫章少日卒也。毅本以都督豫州扬州为豫州刺史，镇姑孰，（晋属于湖县，今安徽太平府当涂县。）地逼建康，虽名藩镇，实执朝权。故刘裕讨卢循，以毅知内外留事，又转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都督，乃加督江州而非莅江州也，故毅奏有所统江州之语。其后毅为都督荆甯秦雍司（晋书误作四，从钱氏大听说改正。）州荆州刺史，始去朝廷，故下云既出西藩，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也。若豫章则在晋时为外郡，非形胜地，岂得以毅居之？而《晋书》又云夺悦豫章，何其谬也。唐人修《晋书》，不明当时官制，颠倒增改，于前后事语，亦不一相检窍，盖官书之疏，史馆之陋，向来如是。至毅此奏，虽衔庾悦夙恨，然其言实切事势，不愧经国，故晋宋《书》皆全载之。毅备经悦挫辱，而此奏尚称悦甚有恤民（晋书作恤隐，唐避太宗讳。）之诚，且仅解其军府，不失以直报怨。《晋书》谓其褊躁如此，则以毅与裕不平而悦为裕党，故宋人归罪于毅，而唐人沿之，此又读史者所当知也。
十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