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曰：“朝贵俱尚宋诗，先生宜少贬高论。”答曰：“厌常喜新，举业则可，非诗所宜。诗以《风》、《雅》为远祖，唐人为父母，优柔敦厚，乃家法祖训。宋诗多率直，违於前人，何以宗之？作宋诗城胜於瞎盛唐，而七八十岁老人改步趋时，何不于五十年前入复社作名士？且人之出笔，定是宋诗，余深恨之，而犯者十九，何须学耶？”
韦仲将发蔡中郎冢，乃得用笔之不。常熟老人传笔法於张旭，旭传於颜鲁公，鲁公传於怀素，书家固有授受秘意。太白以诗法授韦渠牟，则诗家亦有之矣。晚唐人犹有司空图，至宋初不及百年，而风气大异，岂非五代兵革时失其授受乎？许浑作实语死句，唐人即痛斥之，诗眼犹在也。宋诗十之九落实语死句，无一觉者，诗眼已亡也。明不以诗取士，宜乎不工。宋诗乃举业，而亦不同於唐，杜撰故也。
唐人诗被宋人说坏，被明人学坏，不知比兴而说诗，开口便错。义山《骄儿》诗，令其莫学父，而于西北立功封侯，兴以言己之有才而不遇也。葛常之谓“其时兵连祸结，以日为岁，而望三四岁儿，立功于二十年後，为俟河之清。”误以为赋，故作寐语。
唐人工于诗而诗话少，宋人不工诗而诗话多，所说常在字句间。
诗于唐人无所悟入，终落死句。严沧浪谓“诗贵妙语”，此言是也。然彼不知兴比，教人何从悟入？实无见于唐人，作玄妙恍惚语，说诗、说禅、说教，俱无本据。
比兴非小事也。宋诗偶有得者，即近唐人。韩魏公罢相判北京，作《园中》诗云：“风定绕枝蝴蝶闹，雨馀荒圃桔槔。”明道《春游》诗云：“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皆用比义以说朝事。子瞻拟陶云：“前山正可数，後骑且勿驱。”兼用比兴以道己意，即迥然异于宋诗。
葛常之谓“兴近于讪，今人不敢作”。诗不优柔，乃堕於讪，何关兴事？吾不知宋人以何者为兴？“打起黄莺儿”，“忽见陌头杨柳色”，未见其讪也。
陈无己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浪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著眼未分明。”杭妓胡楚曰：“不见当年丁令威，看来处处是相思。若将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尽时。”一比一兴，却自深婉，不类宋诗。
赋义极易而极难。如君实之“清茶淡饭难逢友，浊酒狂歌易得朋”，则极易。如子美之“侧身天地更怀古，回首风尘甘息机”，则极难。宋诗多赋，于难易何居。
邵尧夫《三皇》、《五帝》等吟，全不似诗体。有云：“谁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後更无诗。”则道理亦谬。说画前之《易》，是自比伏羲，而文王、周公、孔子不足数也。删後无诗，将陶、杜风雅之句俱蔑之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