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中，余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凤鸣，叩阍进所为尚书题论，上温诏褒之。其任官惟贤一论，颇传诵京师，有曰：“国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参半也，用捐班则专用小人矣。”又曰：“上以急公好义为招，特假以为名；下以利市三倍为券，将务求其赏。”又曰：“捐班逢迎必工，贿赂必厚，交结必广，趋避必熟，上司必爱悦，部吏必护持。”又曰：“与其开捐，不如勒派。富民百十家之勒派，其害偏；开捐则将为贫民亿万家之勒派，其害普。与其开捐，不如加赋。有形有限之加赋，其害近；开捐则将为无形无限之加赋，其害远。”抉开捐之弊，可谓至矣。平心论之，实苛论也。国朝捐班，亦有李公世杰、傅公鼐诸人，安得谓专用小人乎？顾特千百中之一二耳。夫求一二于千百中难矣。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居今日而论治，诚以停止捐输为第一义。
国朝自招民知县以来，时开捐例，皆暂行而非常行。道光、咸丰两朝，御极之初，即首停捐例。厥后以大兵役徇廷臣之请，始又举行，固知开捐非列圣意也。顾今军务未蒇，待用方亟，如之何？考商鞅赐民爵，为轻名器之渐。汉晁错从而鬻爵，甚于鞅矣。至入赀补吏，创于汉武，滥于东汉及晋，绵延于唐、宋、元，而几绝于明。景泰元年，始命输纳者给冠带，二年令世袭武职，四年令生员纳粟补国子生，如是而已。然则必欲为权宜之计，无已，其修民爵之令乎？商鞅之法，贫者得卖与人，汉时亦有民得卖爵之令。又公大夫以上，令丞与抗礼。今捐输之推广，无孔不入，独此二者未之及。新例移奖有卖与人之实，而必设为中表至戚之限，明导以欺，何为者？至郎中，道员之贵，一县令得坐堂皇以辱之，安望抗礼哉？是亦一间也。
应请留封典、虚衔二者，倍蓰其捐数，许于若干年内，移名若干次，有官者不与，更仿令丞抗礼之制，明定礼节以荣之。韩氏菼曾有此议。实行之无弊者，彼诸夷以利为国，富商辄与大酋敌体，而绝无入仕之路，一犯法则朝为坐上客，夕为阶下囚，故富商倍重犯法，此亦抗礼无弊之一证。其实职升衔加级及贡监一切停止，现任有政绩者，上司特疏保留，改其籍曰荐举，其余无论实缺、候补、候选，皆视原输银数改入民爵，以示大信，且令天下晓然，知非往时甫停复开之比。捐班中果有才士，无所冀幸，无所需待，将群然淬厉鼓舞于正途，斯官方可以澄叙，人材可以奋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