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禁由来已古，禹疏仪狄，《酒诰》惩群饮，《周官》司虣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汉初群饮者罚金，武帝时桑弘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废，惟武侯治蜀禁酒严，道无醉人，馀不闻焉。王应麟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无他，食为民天，酒为食蠹，统五谷约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之，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斤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习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临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终于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闻，不达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适所以扰之，而汔无以禁之。雍正间尝禁铜，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嗣又改为一品；乾隆初尚书海望疏，以禁铜不效请弛禁；亦尝严酒禁，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中外咸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烟禁乎？
愚窃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捐本抽百分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且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至收捐有效，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尤宜广戒饮之谕，加酗酒之律，宴飨之事为之节制。沉湎之人，勿登荐剡，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孙疏有云：“不酿酒则粱粟弃地，转以病民。”犹之言赌场、妓馆，贫民转移执事，赖以得食，成何议论邪？是无足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