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史之书，名实同异，诚有流传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兴，皆出後人缀集，故因人立名，以示志别；东京於初唐，无他歧也。中叶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标识集名，《会昌一品》、元白《长庆》之类，抑亦支矣。然称举年代，犹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独孤及《毗陵集》之类。）或以官名，（韩《翰林集》。）犹有所取。至於诙谐嘲弄，信意标名，如《锦囊》、（李松。）《忘筌》、（杨怀玉。）《披沙》、（李咸用。）《屠龙》、（熊。）《聱书》、（沈颜。）《漫编》，（元结。）纷纷标目。而大雅之风，不可复作矣。
子史之书，因其实而立之名，盖有不得已焉耳。集则传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则皆因事而发，各有标题，初无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诗集文，因其散而类为一人之言，则即人以名集，足以识矣。上焉者，文虽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专家之遗范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为一，则亦雕龙技曲之一得也。其文与诗，既以各具标名，则固无庸取其会集之诗文而别名之也。人心好异，而竞为标题，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辑前後，离析篇章，或取历官资格，或取游历程途，富贵则奢张荣显，卑微则酝酿寒酸，巧立名目，横分字号；遂使一人诗文，集名无数，标题之录，靡於文辞，篇卷不可得而齐，著录不可从而约；而问其宗旨，核其文华，黄茅白苇，毫无殊；是宜概付丙丁，岂可猥尘甲乙者乎？（欧、苏诸集，已欠简要，犹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则无理取闹矣。）
匡谬
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观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盖有取於义例者焉，亦有无所取於义例者焉，约其书之旨而为之，无所容勉强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义，《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说焉。《易》义虽不尽此，此亦《易》义所自具，而非强以相加也。吾观後人之序书，则不得其解焉。书之本旨，初无篇第相仍之义列，观於古人而有慕，则亦为之篇序焉。猥填泛语，强结韵言，以为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谓淮南、太史、班固、扬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诚闻命矣。故一故二，其说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义。盈天地间惟万物，《屯》次《乾》、《坤》之义也。故受之以《屯》者，盖言不可受以《需》、《讼》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称次第也。後人序篇，不过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强以联缀为文，岂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则慕《易》序者，不如序《诗》、《书》之为得也。《诗》、《书》篇次，岂尽无义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则无是也。六艺垂教，其揆一也。何必优於《易》序，而歉於《诗》、《书》之序乎？（赵岐《孟子篇序》，尤为穿凿无取。）
夫书为象数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数求也。其书初不关乎象数者，必求象数以实之，则凿矣。《易》有两仪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玄》九九为八十一，《潜虚》五五为二十五，拟《易》之书，其数先定，而後ゼ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约而计也。司马迁著百三十篇，自谓绍名世而继《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绝作矣。然其自拟，则亦有过焉者也。本纪十二，隐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纪》分割庄襄以前，别为一卷，而末终汉武之世，为作今上本纪，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数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纪元十二，时世适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二则歉也。汉儒求古，多拘於迹，识如史迁，犹未能免，此类是也。然亦本纪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迁书者之纷纷好附会也，则曰十二本纪，法十二月也，八书法八风，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传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岁加闰，此则支离而难喻者矣。就如其说，则表法十干，纪当法十二支，岂帝纪反用地数，而王侯用天数乎？岁未及三，何以象闰？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责实，触处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诸家，多沿其说，或取阴阳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则并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宁使续凫断鹤，要必象数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难合九章，近如邓氏《函史》之老阳少阳，《景岳全书》之八方八阵，则亦几何其不为儿戏耶？
古人著书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艺之文，今具可识矣。盖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谟、贡、范之属是也。（《帝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皆古经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类，皆非定名。）无定之名，《风》诗《雅》、《颂》之属是也。（皆以章首二字为名。）诸子传记之书，亦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随文起例，不可胜举；其取辨甲乙，而无深意，则大略相同也。（象数之书，不在其例。）夫子没而微言绝，《论语》二十篇，固六艺之奥区矣。然《学而》、《为政》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标名，无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万章之徒所记，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诵法《论语》之书也。《梁惠王》与《公孙丑》之篇名，则亦章首字句，取以标名，岂有他哉？说者不求篇内之义理，而过求篇外之标题，则於义为凿也。师弟问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异哉？说者以为卫灵公与季氏，乃当世之诸侯大夫，孔子道德为王者师，故取以名篇，与《公冶》、《雍也》诸篇，等於弟子之列尔。《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当世之诸侯，而与《万章》、《公孙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则可谓穿凿而无理者矣。就如其说，则《论语》篇有《泰伯》，古圣贤也。《尧曰》，古圣帝也。岂亦将推夫子为尧与泰伯之师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岂将以先祖为弟子乎？且诸侯之中，如齐桓、晋文，岂不贤於卫灵？（弟子自是据同时者而言，则鲁哀与齐景亦较卫灵为贤，不应取此也。）晏婴、蘧瑗，岂不贤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为篇首，而顾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盖卑之不足道矣。乃与公孙、万章，跻之同列，则无是非之心矣。执此义以说书，无怪後世著书，妄拟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会篇名，强为标榜，盖汉儒说经，求其说而不免太过者也。然汉儒所以为此，岂竟全无所见，而率然自伸其臆欤？余曰：此恐周末贱儒，已有开其端矣。著书之盛，莫甚於战国；以著书而取给为干禄之资，盖亦始於战国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夺，而《国策》多有为人上书，则文章重，而著书开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愤》之篇，秦王见之，至恨不与同生，则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则矜榜起，而饰伪之风亦开。余览《汉艺文志》，儒家者流，则有《魏文侯》与《平原君》书。读者不察，以谓战国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书之人，自儒家，而述诸侯公子请业质疑，因以所问之人名篇居首，其书不传，後人误於标题之名，遂谓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时逐风会而著书者，岂有道德可为人师，而诸侯卿相，漫无择决，概焉相从而请业哉？必有无其事，而於贵显之交以欺世者矣。《国策》一书，多记当时策士智谋，然亦时有奇谋诡计，一时未用，而著书之士，爱不能割，假设主臣问难以快其意，如苏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则贫贱而显贵交言，愚陋而附高明为伍，策士夸诈之风，又值言辞相矜之际，天下风靡久矣。而说经者目见当日时事如此，遂谓圣贤道德之隆，必藉诸侯卿相相与师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呜呼！此则囿於风气之所自也。
假设问答以著书，於古有之乎？曰：有从实而虚者，《庄》、《列》寓言，称述尧、舜、孔、颜之问答，望而知其为寓也。有从虚而实者，《屈赋》所称渔父、詹尹，本无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无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为寓也。有从文而假者，楚太子与吴客，乌有先生与子虚也。有从质而假者，《公》、《》传经，设为问难，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ゼ词藻，率多诡，知读者之不泥迹也。考质疑难，必知真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则称或问，恐其以虚构之言，误後人也。近世著述之书，余不能无惑矣。理之易见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笔於书，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设问，则已迂矣。必欲设问，或甲乙，抑称或问，皆可为也。必著人以实之，则何说也？且所者，又必取同时相与周旋，而少有声望者也，否则不足以标榜也。至取其所著，而还诘问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诬乎？且问答之体，问者必浅，而答者必深；问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伪於问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浅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显其义，而折是非之中，虽果有其人，犹将隐其姓名而存忠厚，况本无是说而强坐於人乎？诬人以取名，与劫人以求利，何以异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义有问答，是则在於文势则然，初不关於义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犹须问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己文之起伏焉，则是假推官以叶韵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诗谤上官者，上官召之，适与某推官者同见。上官诘之，其人复吟诗以自解，而结语云，问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惧无以自白，退而诘其何为见诬。答曰：非有他也，借君衔以叶韵尔。
问难之体，必屈问而申答，故非义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杨、墨，必取杨、墨之说而辟之，则不惟其人而惟其学。故引杨、墨之言，但明杨、墨之家学，而不必专指杨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尽其支裔也。盖以彼我不两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异学之视吾儒，何独不然哉？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较也。然而其文华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观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则亦未始不可参取也。王充《论衡》，则效诸《难》之文而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学也，乃亦标儒者而诘难之。且其所诘，传记错杂，亦不尽出儒者也。强坐儒说，而为志射之的焉，王充与儒何仇乎？且其《问孔》、《刺孟》诸篇之辨难，以为儒说之非也，其文有似韩非矣。韩非绌儒，将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将亦何申乎？观其深斥韩非鹿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叙，辨别流俗传讹，欲正人心风俗，此则儒者之宗旨也。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韩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隽，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为不斥儒，则文不隽乎？凡人相诟，多反其言以诟之，情也。斥名而诟，则反诟者必易其名，势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诟，而仍用己之名也。
质性
《洪范》三德，正直协中，刚柔互克，以剂其过与不及；是约天下之心知血气，聪明才力，无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则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乡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讥狂狷，则非三德所能约也。孔、孟恶之为德之贼，盖与中行狂狷，乱而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风下趋，不特伪中行者，乱三为四，抑且伪狂伪狷者流，亦且乱四而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论知言，以为生心发政，害於其事。吾盖於撰述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为书，本无立言之旨，可弗论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而按以三德之实，则失其本性，而无当於古人之要道，所谓似之而非也。学者将求大义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则始於乱三而六者，究且因三伪而亡三德矣。呜呼！质性之论，岂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书》曰：“诗言志。”吾观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何其纷纷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赋诗也。无言而有言，无诗而有诗，即其所谓物与志也。然而自此纷纷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学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义，称必归於《诗》、《书》，功必及於民物，是尧、舜而非桀、纣，尊孔、孟而拒杨、墨；其所言者，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宾筵，闻者以谓肄业及之也。或曰：宜若无罪焉。然而子莫於焉执中，乡愿於焉无刺也。惠子曰：“走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情则异。”观斯人之所言，其为走之东欤？逐之东欤？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纷纷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