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还发现了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畜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等遗存。
丰富的出土文物充分展现了我国南方氏族社会历史时期的繁荣景象，为研究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些出土的文物内涵丰富，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河姆渡文化。
（一）文化的分布
人类在长期居住或活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的堆积叫文化层。而考古学文化的含义，则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
河姆渡遗址文化堆积厚度4米左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它犹如一部资料详实、内容全面的史书，逐章、逐节、逐个时代地记载着河姆渡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遥远的年代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1981年，河姆渡遗址发掘以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开展调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也发现了一些重要遗址，至今在宁绍平原共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49处，其中以姚江两岸最密集，共有31处。
近几年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有余姚市丈亭镇鲻山遗址、三七市镇田螺山遗址、宁波市江北区傅家遗址。这3处遗址位于河姆渡以北10千米之内，文化内涵和河姆渡遗址一致，仅有少量文物是首次发现。如田螺山遗址发现北方遗址经常出土的高达0.9米的深腹罐，这是南北文化交流还是自己创造发明，引起考古界的争论。
不管怎样，这些遗址发现发掘，丰富了河姆渡文化内涵，说明河姆渡遗址并不是孤立的，早在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宁波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
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
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表现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二）文化的时期
2001年，河姆渡遗址被《考古》杂志列入《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大发现》名录。像河姆渡遗址这样历史悠久、文物埋藏全面又丰富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河姆渡遗址的第三四层和第一二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
1.早期文化 早期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这个时期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
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
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
2.晚期文化 晚期为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300年。
这个时期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
其它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
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等。
（三）最早的耜耕农业
7000年前的河姆渡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仅1米左右，这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仅出土的动物遗骸就达60多种。
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平原是“工”字形地质结构，具有良好的除淤功能。遗址的西部紧临江边有一座海拔仅9米左右，面积不到100平方米的小石山，当时的河姆渡人就依山聚居在小山坡的东面和北面。
特殊的“工”字形地貌使这里最先成为陆地，当周边还是一片浅海时，河姆渡已是一块风水宝地了。
每当洪水过后，这里都是最早露出陆地，并迅速变成绿洲。河姆渡先民正是借助“工”字形高地的优势，在这里栖息、繁衍，并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璨的河姆渡农业文化。
原始农业是从采集发展而来，原始居民在年复一年的采集果实的过程中逐渐掌握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把这些植物加以栽培，由此产生了原始农业。河姆渡人种植的水稻是由野生稻逐步培育而成，并创造了当时的世界上最发达的耜耕农业。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和谷壳，换算出稻谷应当在12吨以上。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大，保存之好，不仅堪称全国第一，就是在世界史前遗址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河姆渡栽培稻较传说神农植稻早2000年，比泰国奴克塔遗址出土稻谷早数百年，填补新石器时期“有粳无籼”的空白。
河姆渡的农具也十分先进，骨耜就是其中的代表。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在河姆渡遗址共出土骨耜170余件，其中两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大部分取材于大型偶蹄哺乳动物的肩胛骨。
骨耜使用时安装竖直的木柄，木柄的下端一面削平，以与骨耜的浅槽吻合，同时在上端绑定木柄，为了操作方便省力，木柄和上部做成Y形或T形。
从国内外有关骨耜的考古发现来看以河姆渡出土的骨耜年代最早、制作最精，而且数量也最多，堪称世界第一。
稻谷和骨耜的发现，生动地说明当时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撒下谷种，就是用骨耜这种农具进行耕作。他们手执耒耜，开田翻土、引水灌溉，辛勤耕作。还用动物肋骨制作了一大批劳动工具，如磨成锯齿状的骨镰、中耕农具鹤顶锄和谷物加工工具木杵等。
这些都表明，7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河姆渡人的水稻生产主要在湖滨的低洼地，利用自然水源进行灌溉培育，农业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
风调雨顺时收获就多，倘若遇上了洪涝或干旱，很有可能就会颗粒无收。而河姆渡遗址背山面水、土地狭小，非常容易遭受水灾。
据《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描述，河姆渡遗址经常遭受水灾，给水稻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河姆渡人产生了原始的对太阳神的崇拜，实际上是祈盼农业丰收。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一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
（四）早期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
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
河姆渡遗址河流沼泽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能采用半地穴式建筑解决居住问题。于是，河姆渡人发挥聪明才智，开创了人类居住方式的惊人之举的干栏式建筑。
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构成高于地面的基座，再用桩柱绑扎立柱、架梁、盖顶的半楼式建筑，是巢居的继承和发展。
干栏式建筑的功能十分强大，首先可以避免野兽的袭击，一般性洪涝对其生命安全也不构成灾害，另外还可以脱离潮湿的地面。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至今华南有些地区仍存在。
发明和创造干栏式建筑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河姆渡人的住房经历过好几个阶段。首先是在一棵大树上构巢，紧接着发展到在相邻的三四棵树上架屋，直至最后才发展到了现在我们熟知的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木结构技术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其干栏式房屋的建筑工艺已经十分科学。
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平面图分析，有三幢建筑均呈西北至东南的走向。这样建筑的朝向与现在的座北朝南方向选择有很大差别，对采光、通风、取暖、避寒都不利。
河姆渡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这种建筑方式与其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成反差。可经过仔细考证研究，却发现，这种安排十分合理。
当时的建筑还未开窗，而门的位置与傣族的干栏式建筑一样是开在山墙面的，具有出入、通风、采光、排除烟尘的诸多功用。
干栏式建筑呈西北至东南走向，门的朝向向南偏东10度左右，这个朝向在江浙地区冬季日照时间最长而夏季最短，避开了夏季的炎热，增加了冬季的采光时间。
所以，对长坡檐，无窗户的干栏式建筑，这个朝向选择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迄今，当地的建筑仍继承了这个合理的朝向选择，门户向南偏东5至10度是最好的朝向。当然这是通过实践和生活积累得来的。
干栏式带来的建筑困难比一般地面建筑大得多。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能否成功，基础是关键，干栏式建筑显得尤为重要。河姆渡的建筑基础桩木有圆桩、方桩、板桩之分，各种形式木桩的底部一律砍削成尖刺状或刃状，用打入法处理。
然后是架设地梁。从上面基础工程看，开工前需要对建筑负荷有个计算，以决定用材的规格和数量。
根据建筑面积，室内分隔要求，在现场放样。最后选择座标，以保证木桩的平行垂直，保证下步的梁柱安装。
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
在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遗迹中，最有影响的是出土了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河姆渡人的榫卯技术，把我国应用榫印技术的历史推前了3000多年。
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生产条件下。仅以粗劣的石器和骨器，创造了多达十余种形式的榫卯，令人惊叹不已。
这种木结构建筑设计之科学，规模之宏大，不仅为我国所罕见，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杰作，被考古学家称之为7000年前的奇迹。
河姆渡的建筑者已经有了室内装修的一些意识，居宅是人类生活、生产、社交的重要场所，也是装修方面的重点。
由于石质生产工具的制约，当时的地板比较粗糙，而且高低不平，从出土的“人”字形土块看，室内坐卧处重要区域的地板曾经用泥土抹平，然后铺上苇席，使得这些部位比较平整，容易打扫干净，有利于休息。
此外，根据建筑学家分析，建筑遗迹中显露出当时室外留有一米多宽的走廊，从出土的直板栏干卯孔看，走廊外侧还安装着栏杆。
在室内装修中，他们还着意进行美化，出土的刻花木构件，马鞍形五叶纹陶块可能是室内悬挂于门框或中柱上的艺术品。
居宅装饰中最突出的是竖立于屋脊上的鸟形器，它们用石、骨、木和象牙材料制作，正面刻有鸟和太阳的纹饰，顶端两旁有穿孔，用于穿引细绳把鸟形器与木棒绑扎起来，再把木棒绑扎在脊梁上。
许多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形器反映古越人爱鸟、崇鸟的习俗。总之这些艺术品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把居宅的装修提高到了艺术的阶段。
由于干栏式建筑适应江南地区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还具有防蛇虫猛兽和饲养家畜、堆放杂物的多方面功能，因此历数千年不衰。继河姆渡遗址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江梅堰、海安青墩、浙江吴兴钱山漾、广东茅岗及湖北蕲春县毛家嘴、四川成都十二桥等遗址中都发现干栏式建筑的遗迹。
干栏式建筑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
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从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五）发现古老的水井
除建筑外，考古学家还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古遗迹，而这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一口木构浅水井，距今已有5600余年，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井。
这口井的井口为方形，边长约两米。据考古学家的复原推测，水井遗迹的周围都是黑色淤土层，井旁一角放置几块平整的大石块，所以这口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
河姆渡人在原有的水坑中部，先打入4排桩木，组成了一个方形的桩木墙，然后再将排桩内的泥土挖去。为了防止排桩向里倾倒，再在排桩上部套一个方木框。排桩之上平卧16根长圆木，很可能是构成井口井架或为了加固井口而设置的构件。
考古学家还在水井外围发现了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又在井内发现辐射状的小长圆木构件和苇席残片等，据此推测水井上应盖有简单的井盖。
这个比较完整和高级的水井，是我国发现的属于最早的一流水井。它和河姆渡文化农业定居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完全相应的。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周易》记载“木上有水井”，水井怎么会在木上呢？千百年来人们百思不解。正是这口方形木构井的发现，才使这千古之谜彻底揭开。
也许在五六千年以前，海潮是河姆渡一带的常客，又因常年雨量充沛，暴雨、洪涝常使水浑浊而不能饮用，木井的构筑使先民饮到了洁净的水。由此可见，古井是先人净化水、讲究饮水卫生的杰作。
水井的发明，可以说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自从发明水井以后，人们可以在远离河流、湖泊的地方生活，开辟新的生活居住地，可以战胜干旱的威胁，对于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水井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六）逐渐丰富的生活
通过对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他们的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也逐步出现了。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
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
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0.09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另外，还发现了一些日常的艺术品以及装饰品。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
（七）原始的音乐器材
河姆渡人并不满足于对这种装饰类物品的追求，他们还发明了吹奏、打击乐器。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些吹奏、打击乐器有骨哨、陶损和木筒等，其中出土的骨哨已达5孔，音乐工作者以此仿制的鸡腿骨骨哨能吹奏完整的七声音阶。
浙江杭州还能看见一种用小竹管做成，发出鸟鸣声的竹哨，显然是河姆渡骨哨的遗存。
陶埙也是河姆渡的出土遗物，埙身呈鸭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也是我国一种古老的乐器，市面上观光区兜售的陶笛与此相似，只是河姆渡的陶埙只有吹孔而无音孔，可见它的原始。
河姆渡遗址充分显示出南方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发展不亚于华北的文化，这可证明我国文化其实是多元发展，各有特色的。
（八）非常崇拜太阳神
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中有许多鸟及鸟与太阳结合图案，计有堆塑“双飞燕”陶片1件、刻鸟骨片1件、连体鸟骨匕柄1件、木雕立鸟1件、鸟形象牙圆雕4件、“太阳纹”蝶形器1件、“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1件，数量远远超过猪、狗、兔、羊、鱼等动物题材的作品，而选用的材料之好、雕刻之精美也非其它的作品可比，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当首屈一指。
其中少数几件作品已脱离写实的描摩，是制作人根据想象进行大胆的创作，反映了河姆渡人的精神世界。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画面中的太阳保留了其它作品中所见的用几个同心圆的表达方法，但去掉外圆四周的短线，在弧上部分，绘上火焰纹，把太阳描绘成为光和热结合的火球，把太阳具有光、热巨大的能量显现出来。
更加奇特的是太阳两旁还添上两只大鸟，这两只大鸟能够飞得那么高，而且不怕热、不怕火烧，赋予鸟超越自然的力量。这是有着非凡本领的神鸟，是太阳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太阳的飞行用具。
“连体鸟”骨匕柄中，两鸟背向飞行，中间太阳向四面射出光芒，太阳上面还有光冠纹饰。早有学者指出它与后来良渚文化玉器中的神人头上的光冠有着渊源关系。
如果河姆渡人借以指代天空。那么图象中的鸷鸟应是天的使者。“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和“连体鸟”骨匕柄器物图像构思奇特，蕴含着作者独特的意向，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鸟和太阳的图象反映了河姆渡人崇拜太阳神的观念。
在新石器时代，虽然生产有很大发展，但人类还于幼年时期，对各种自然现象还没有科学的认识，他们认为地球上的草木、动物和人一样都有生命和灵魂。
这种对太阳的依赖关系实际上是最初的太阳崇拜。河姆渡人之所以会崇拜太阳神，原因除了太阳朝升暮落、周而复始给他们神秘感之外，最主要的是农业出现后，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固定的食物资源，获得了比原来更多的粮食，另一方面农业要有一定的收获也并非易事。
河姆渡遗址背山面水、土地狭小，非常容易遭受水灾。河姆渡的4个文化层之间发现厚薄不等的淤泥，其中二三文化层和第一文化层之上面积最大、最厚，说明遗址形成以后，这里经常遭受水灾，给水稻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崇拜太阳神，实际上是祈盼农业丰收。
由此推想，原始人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去精心制作“双鸟朝阳”象牙雕刻蝶形器，是把它作为太阳神的像具，作祭祀之用。
河姆渡遗址出土陶片达几十万件，但完整器极少，这少数完整器如：猪纹方钵、稻穗纹盆、蹲鸟形陶盉等，它们造型美观，制作规整，器表打磨光滑，与一般的器物有明显的差别。
考古专家认为这些器皿不是日常生活用器，而是只在特殊场合才使用的重器，推测为祭祀时用的礼器。
这种推测在考古发掘中也有一定的证据。在河姆渡遗址以东1000米的鲞架山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一个直径3米的红烧土祭台，周围有5件一组刻花陶器，共4组，隔一定距离布置。
陶器虽已裂成碎片，但形体上还是完整的，可以肯定是原始人祭祀时特意安置的。另外在河姆渡文化鲻山遗址发掘中，在一个灰坑内发现5件陶盉，而无其它遗物，因此这个灰坑应是专门的祭祀坑，陶盉为祭器也得到印证。
从出土文物上稻穗、谷粒、猪的纹饰进行分析，这些器物在祭祀时是盛放猪肉、稻穗、稻谷和“酒”的。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4件鸟形象牙圆雕中的鸟形和“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上的鸟形一样，都属钩喙、圆目、长尾类的鸷鸟，但背部纹饰各不相同，大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
这类鸟形器制作精细，不像是一般的实用器物。鸟形器在我国沿海地区新石器遗址中屡有出土，这里大概广泛存在过鸟崇拜的风俗。
从河姆渡人赋予鸟特别的本领看，对鸟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对太阳崇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陶器盖，内壁刻一个很大的十字纹，十字头部分别用4个鸟头连接，给人以旋转的感觉。
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中提出十字符号或类似十字符号是古代常常用来表示太阳神的代号。这种符号在河姆渡文化陶鼎足部和其它新石器遗址文物中也常常出现。由此推断，河姆渡人意念中的太阳和鹰类大鸟其实是一个共同体。
对太阳神的崇拜，也是世界各国新石器时代普遍发生的一种原始宗教现象，一些文化最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太阳神，如古埃及人崇拜太阳神阿吞、古希腊人创造的太阳神阿波罗、印度古神话中的太阳神阿狄多、巴比伦古神话中的太阳神沙马土等。
世界各地环境不同，产生的原始文化也不尽相同，但对太阳神的创作中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中南美洲玛雅文化中的太阳神头戴光箭的冠冕，与“连体鸟”骨匕柄中的“太阳”的光冠十分相似；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身上长着一对翅膀，与“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上的太阳有两鸟拱护有类同之处。
这是人类在相同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对自然和宇宙探索中不自觉形成的相似认识。“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与阿狄多、阿波罗一样是原始文化的产物，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7000年前，河姆渡人还有自己的文化信仰，喜欢佩戴玉石饰件，崇拜太阳和鸟。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一直流传至后世，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九）与其它文化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遗址大体同时。
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
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
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第三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二层、第一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