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8年这一年的下半年，王晋的个人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首先，王晋的妻子惠娘，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春哥”，这个小家伙和他的哥哥比起来，是个非常“安静”的小家伙，身体也要比“意哥”瘦弱得多，刚出生时，连哭声都是细细的。
王晋和惠娘很担心这个孱弱的儿子会养不大，不仅为他请了位奶水很足的乳娘，还从并州城请来名医为“春哥”开药滋补，两个月后，小家伙瘦弱的身体丰润起来，没日没夜的细小哭声也渐渐停顿，惠娘欣喜地说这个孩子的福分很厚。
随着春哥的出生，不久后，朝廷又发来一份嘉奖谕旨，高度赞扬王晋在任职上为本地做出的巨大贡献，重点提到“天降甘露”的瑞兆。但也仅仅是“夸奖”一番，此后便再无消息。
年底的时候，王晋连着接到了几封故友写来的书信，这其中，韩泰和他从没断过信件往来，倒也不奇怪；另外，裴居道、许昼、任后溪等人每年总要给自己发一封祝贺新年的书信，也不奇怪；让王晋有些讶异的是，他竟然接到了久无消息的管同和元秀的来信。
管同的信中，除了亲朋故友间的唏嘘问候外，还说了自己的近况：当年，第一次吏部铨试失败后，失意下他跑到川蜀一带周游访友，两年中吟诗作赋，倒也在当地闯下了响亮的名头，后成为“荆州刺史”鱼周询的书记官，在鱼的保荐下，半年前到京城第二次铨试成功，现已放为“长安县”录事，算是正八品下的官员了，而且无论大小还是个京官，他心中非常高兴，也一扫当初之耻辱颓废，终于有“面子”和大家联系结交了。
王晋阅完他的信后，很是感慨，管同出身贫寒，性子不免有些偏激矛盾，他既嫉妒出身富贵的人，但同时，自己又想跻身于那个“上层阶级”，或者这种自相冲突的思想，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呢。
元秀的信，同样是传报喜讯。这个人的性子，可能比管同还要偏激古怪，失踪数年也不知其去了哪里，信中他也没有就此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作任何解释，只是说今年的大考自己拿下了头榜状元，被朝廷委派去太仓署当了一名太仓令，并夸耀说自己现在很得“顾命大臣”钱伯芳大人赏识。
元秀高中状元的事，在数月前王晋已听韩泰说过，当时韩泰还愤愤然地说这个人无情无义，当日自己在榜单上偶然见得他的名字后，曾去看望于他，顺便道喜，却被他当“陌生人”一般冷冷推拒而出。韩泰抱怨说，元本才不就是中了个状元吗，难道他还以为自己等人是去巴结于他不成？
王晋当然知道不是这个原因，但他也不好说明白。元秀记恨韩泰和许昼，大概便是从当日在“琼华院”时开始的。这个人性子狭隘，韩泰等人又不懂照顾他的自尊心，无意中结下的小矛盾，如果换成一般人，可能早已淡忘，但是元秀却是愈加炙烈，现在他又仕途得意，性子恐怕会更偏执。
至于元秀信中所说的顾命大臣钱伯芳，这个人王晋也有耳闻，听说是个运气极为好的人。先帝在时，不过是一位近侍官，先帝临终时，却委以重任，越级提拔为尚书右仆射，位列“七大臣”之一。
不过新近听说他的日子也不是太好过，朝中有强硬的窦刚做首宰，钱伯芳又向来自命清高，不屑于和名声恶劣的卢士琼为伍，自身无论是能力还是经验又不足，所以在担负的职责内犯了几次过错后，竟被迫辞了“右仆射”的高位，无奈屈身“户部尚书”兼“司农寺卿”的清闲工作。而太仓署正属于司农寺的管辖，这样看来，钱伯芳的降职，或许反倒是元秀“得意”的前提了。
王晋给元秀回了一封信，除了真诚地祝贺他外，还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能解开他和韩泰两人之间的心结。不过他并没有牵扯当年的事情，因为王晋知道元秀这个人的性子比较激愤，自认为他自己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你要硬说他是不对，或许反而会弄巧成拙，他连自己都会记恨上；而要解释成是韩泰等人的不对，王晋也不可能睁眼说瞎话，再说韩泰的性子也很高傲，如果不是看在王晋的面子上，也许他当年就未必理会落魄潦倒的元秀。
于是，王晋就将错就错，向元秀解释韩泰去拜访他，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是去巴结奉承你这个状元郎，而是顾念友情，真诚地去祝贺你；这件事情我已经从他的来信中知道了，不过你也清楚韩泰性子比较高傲，不会当面说出来，所以你要包容他一点，毕竟当年咱们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同时，王晋还写到，自己理解元秀的心情，新状元都避免不了会被那些有心人纠缠不清，这是一件非常烦恼郁闷的事情，但是他也清楚元秀性子宽容包涵，所以希望对方也能理解韩泰当时去拜访他的心意。
这封不长的信，王晋可算是费劲心机，既暗捧了元秀的“得意”，也将他和韩泰之间的矛盾转移和淡漠。其实王晋本来用不着这样大费周折，元秀虽得从七品太仓令的官职，但却非机要之地，以后无论是资历和升迁速度，如没有外间力量干预，都无法和由基层干部升上来的自己相比，比起现在已迁为从六品“员外郎”的韩泰，更相差甚远。
但是王晋深知官场如战场，要想生存下去并取得不断进步，除了自己的努力外，还需要别人的帮忙和助力。不要小看任何官场之人，即便此人现在执掌不入流之职，你也许有一天也会用到对方，多一份助力，总归没有坏处。但是王晋更担心的是元秀那种睚眦必报的性子，他和韩泰即便不能继续做朋友，王晋也不希望朋友树立这样一个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