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生命总是易朽者，死亡是它黑色的背景，巨大无垠的空洞，吞噬着生之形色，无论以何种方式与线性时间抗争，失败的总是抗争者。
煌煌中国第一帝秦始皇试图抗拒这种有限性对他的拘制。在世之时，他一直处于死亡的焦虑之中，为了克服死亡的疑惧，他进行了种种“伟大”的谋划。比如为自己修建了规模巨大的阿房宫、多次规模庞大的出游、修筑万里长城。对长生不死药的寻求之梦破灭以后，“死乃以生”就成了一种最终慰藉，为了证明死亦是生的延续，他要求国人对他“事死如事生”，秦始皇陵的修建则是他追求空间的宏大、数量的巨大，以无止境的巨量堆砌、聚集抵御死之恐惧心理情结的充分反映。
秦始皇陵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东30多千米的临潼县骊山之北、渭水之南。皇陵坐西朝东，外形为覆斗形，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大的坟丘。陵寝分为内外两城，地宫总面积约为18万平方米。从公元前246年开始修建，耗时40年，人工70余万人。据说有一块百吨巨石，因为过于巨大，无法搬运，被弃置在骊山脚下，此石名为“恨石”。骊山上的泉水本来是向北流的，因为修筑陵墓，就筑起大堤，使泉水折向东北流，可见，为了完成秦始皇的个人意愿，是可以搬山动岳的。然而，陶俑犹存，帝灵何在？
统一的秦朝文化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多元文化的终结，法家思想的集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压倒了朴素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对帝国武功的炫耀和颂扬，对王权威严的臣服和讴歌，要求强调创造一种适宜的典范文化样式，凝结着一种现世强力理性意志的兵马俑的宏伟构思就应时而生了。而这样一个巨大的陶俑军阵，确实在秦始皇身后，穿越几千年时空，向今人艺术地见证出秦始皇当年“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疆场驰骋，荡平群雄，横扫六合，以其强大的军功武力开创了大一统的中央帝国的壮阔图景。
秦兵马俑的不可思议性，首先在于其阵容规模的庞大和整饬。这种绝无仅有的庞大和整饬，体现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足以使它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7000多个风貌大致相同的陶俑在平面上排列铺展成大型军战阵容，这个秩序井然的组合体，营造出宏伟的视觉气势。
兵俑的形制与真人相仿，平均身高1.75米。然而，兵俑们的面容却显出略带拘谨的成熟与含混不清的微颌表情，青铜雕塑的那种在惊蛰初醒中向四周扩散的生命活力在一种无形的抑制中保持着听命服从的姿态。他们显然在艺术化的精神个性方面是有缺失的，但在这里，艺术个性恰恰是需要尽力泯除或掩盖的，因为这些陶俑的首要目的不是满足单纯的审美愉悦，大一统恰恰表现为对统一意识的强化和对个性因素的摒除。工匠们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命令的控制、规范的约束和超人意志的统摄，任何属于个人的艺术夸张与想象都会危及到这种整体感和有序性，如此刻意保持整体的一致性，正是为了表达王权对永恒、稳定、一统的追求。
《猛士俑》、《将军俑》
是秦俑的出色作品，人们称道它们被刻画得十分刚劲，但两俑颈部以下静止的衣服弧面使人物躯体显得含混，这显然是一种“遮蔽”和“阻挡”，减弱了躯体肌肉团块的速度和量感，减弱了典范性雕塑艺术应有的张力。兵马俑的奇迹性不在于艺术，而在于艺术之外的更宽泛的文化表征性，比如政治、军事、家国伦理。
这些兵俑的外部特征的要求是严格的，而对身体的内在结构却允许工匠们不甚追究，所以秦俑才可以采用“黏土塑造”而无须采用“石质雕凿”，而且，由于秦俑的实际制作还必须满足数量繁多和体积巨大的要求，“黏土塑造”显然是方便的材质和艺兵俑们的精神统摄者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皇权的尊严，他们是表现这种尊严的“工具”。与面部的严格模拟不同的是，俑的身体特别是双脚都采取毫无变化的呆板的并立姿势，这种姿势显然更加不利于雕塑的个性化的精神表现。这从一个方面证明，这些兵俑首先是活的人——秦皇士兵的替代品，而不是艺术的创造性和表现力的载体，尽管由于他们以“雕塑”这种艺术的技法被“塑造”，而使人们习惯地把他们作为“艺术品”来打量。兵马俑着意表现的是形象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人物的服饰到车马兵器的大部分细节，都尽可能逼真的交代与刻画。车辚辚，马萧萧，箭上弦，刀出鞘，守卫帝灵与帝国的威严浩大的地下军阵，令人满意地表现了泱泱大国的君王意志所理解的不可分割的宇宙秩序。
不过，这里毕竟是秦皇陵，因此也存在着经得起艺术的目光测度的作品。皇陵西侧车马陪葬坑内出土的秦代的两架铜马车是中国迄今发现并出土的制作最早、形制最大、结构最完整、装饰最豪华的铜车马。这两辆铜马车仿照真人、真车、真马的1/2制成，是秦始皇出游时“驷马安车”、“驷马立车”的翻版。这些马制作上的精良反映了秦人在器物造型、功能、工艺诸方面所表现的严谨和考究。
对秦始皇和他的陵寝而言，曾经辉煌的、沉重的、宏伟的一切，已成为历史，然而，成为历史的不一定永远是可以永久掩埋的秘密。现今，秦始皇陵的开发仍在进行，神秘的面纱正一点一点被掀开，相信新的更大的奇迹将不断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