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九旱的西海固，
庄稼地晒得冒烟；
一阵阵冷子黑云卷，
空背笼盛了个可怜……
——六盘山花儿摘录
“西海固”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词语，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地理概念。它的解释至少有以下几种：
“西海固”是一个地理名称和行政区域惯称，它包括宁夏南部山区的七县，即原属银南地区的同心县和原属固原地区的固原县、隆德县、西吉县、海原县、泾源县、彭阳县。
“西海固”是宁夏南部贫困地区的代称，是国家确定的“三西”贫困带之一。
“西海固”是一个人文环境概念，是宁夏南部最集中的回族聚居区，回族人口比例高达47%，有神奇独特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色彩和丰富多彩的回族生活习俗。
“西海固”又是革命老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六盘山雄姿赫赫，毛泽东手书诗词长卷《清平乐·六盘山》，红一、红二方面军在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彭阳县的红河激战，泾源县的龙潭激战……
泾源县在“西海固”的土地上独踞一隅，独树一帜。
1998年6月，厦门市开元区区委书记王昆仑随福建省考察团第一次来宁夏，当他离开干旱少雨，河床干涸的海原县，驱车进入泾源县境时，不由惊呼一声：“唉呀，这里怎么山青水秀的！”
面积和人口数量最小的泾源县，是泾河发源地。由于地处六盘山腹地，这里阴湿多雨，河流纵横，山青水绿，水草茂盛，其地貌特征与其他六县迥然不同。在文化人的眼里，泾源县不是“小家碧玉”就是“深闺藏娇”。
一位《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是这样描述泾源与“西海固”其他六县的贫困——“贫困，贫困！在西海固贫瘠的土地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种是荒沙遍野，黄土飞扬，滴水贵似油；另一种是林深草绿，山青水秀，河溪纵横流。但是隐藏在不同地理环境背后的却是相同的贫穷落后。如同是两只颜色不同的青果子，外表虽然各异，味道却都是一样的酸涩苦口。
“在西海固广袤的土地上，在六盘山东西两麓的山梁沟壑里，许多人生存的环境虽然不同，但经受着同样的贫困……”
是的，清澈的泾河水虽然滋养了泾源满世界的绿色，但10万回汉人民并没有因为她的存在而享受到富裕安康。土壤瘠薄，阴湿高寒，十年九灾，农业歉收。一个工业几乎空白，并且因地理位置偏僻而缺少商贸流通交易的纯农业县，其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社会的发展也是步履蹒跚。
——当然，这是以前的状况。随着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随着全县交通、通讯、电力、基本农田等生产环境的改善，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日新月异的改变。即便如此，你如果居高临下观察这种改变，就会发现，即使现在进步了的泾源县也还如同马拉松赛跑队伍中处在最后位置的选手——“跟紧了，不要掉队！”
泾河水用咽哑的喉咙呐喊：
“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在高寒荒芜的大西北，在塞上宁夏的南隅，有这样一个贫困角需要关注，有这么一群人需要关怀。”
1997年至2004年，福建省厦门市派来宁夏泾源县的挂职副县长已有三任：蔡顺驰、汪成旺、陈春夏。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对泾源的山山水水倾注了一片深情，帮扶工作也涉及到方方面面。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对人的关注、关怀和关爱，包括教育、卫生、计划生育和文化活动。“以人为本”的扶贫意识始终丝丝入扣地体现在帮扶工作中。
泾源县虽然有“高原绿岛”的美誉，但是属于高寒阴湿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季节特点为：春短秋寒冬绵绵，四季无夏冷早晚。初来乍到，他们的身体多有不适：头晕心悸，失眠多梦，流鼻血，嘴唇干裂。盛夏季节，其他地方酷暑难捱，一片叫热声，泾源县却是“白云常作遮阳伞，凉气自为空调风”。阴天下雨或华灯初上的时候，还要加衣御寒，常常免不了伤风感冒。
在泾源的日子里，蔡顺驰进医院买过药，汪成旺瞧过大夫，陈春夏住过院。他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患者，在那个特殊地方的所见所闻更能使他们体味到许多患者的苦衷和穷迫。
1997年8月的一天，蔡顺驰感冒后胃部不适，去县医院就诊时，正好遇见一个妇科急诊病人。一位孕妇出现难产症状，浑身抽搐，气息微弱。主治大夫与其小个子的农村青年丈夫协商：准备2000元手术费，必须手术剖腹产，否则两条生命都会有失去的危险。谁知那位憨愚的丈夫回答道：我有2000元，还不如再娶一个媳妇呢。回来后整整一天里，尽管工作很忙，可是蔡顺驰还在牵挂那位孕妇。下午他打电话去问，回答说男婴救下了，年轻的母亲却死了。这件事刺痛了蔡顺驰的心——难道两条生命不值2000元钱？
也许正是这件事，才促成他积极地争取泾源县闽宁妇幼保健中心项目资金。
汪成旺挂职期间，妇幼保健中心建设正值施工期间。由于工作上交往密切了，院长拜发俊、副院长马玉莲都成了他的朋友。两人不同的是，拜发俊称呼他为“汪县长”，马玉莲称呼他为“汪书记”。
拜发俊是个直性子，热心肠，有啥说啥。所以汪成旺有时遇到其他事情，也会找他了解、请教。比如说，“女童为什么辍学比例大？”“早婚早育阿訇管不管？”等等。
副院长马玉莲的丈夫马宝湘是县医院外科大夫，也是一个温棚种植迷。他个人投资在郊外建了一座大棚，闲暇时间都泡在棚里，种植些蔬菜、花卉。汪成旺晚饭后散步，常常到他的棚里去看看，帮助他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一天下午晚饭后，汪成旺在棚前遇到马玉莲两口子，三个人就地坐在潮湿的地坎上，聊起天来。
夏风习习，落日余晖，西边天际的云彩层层排列，如同海潮一般一波连着一波。
汪成旺指着天空说：“你看，多像我们厦门的海啊！”马玉莲关心地问他：“汪书记，你想家吗？你们老家情况肯定比我们这儿好多了？”汪成旺沉默了好一会儿微笑着说：“咋能不想啊，但是工作是首要的。我的老家在闽西农村，那里条件差，不通电话，手机没有信号，交通也不方便。每次回家探望父母，要雇一辆车开上几十公里到山这边等着，我步行五里山路翻过山才能到家里，在家待一两个钟头再连忙赶回去。我在厦门的时候其实回家次数也不多。闽西地区也有贫困现象，但是支援宁夏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政方针，是全局性的安排，我们必须全力做好。全国56个民族如同56个兄弟姐妹一样，不能穷的穷、富的富，应该走共同富裕的路才是对的！”
汪成旺有一次去县医院买药，看到住院部病房的患者都是用自家的被褥，花花绿绿的。到院长办公室一问，原来是购买新被褥缺少资金。后来，汪成旺通过争取，为县医院解决了6万元，购置了崭新的床单被褥，并且在被面上喷上了“闽宁爱心”几个大字。随后，又从厦门请来一批专科医生，在泾源县开展了一次专家义诊活动，为群众免费看病，为县医院指导培训专科医师。
汪成旺在调研检查时，发现县计划生育局经费紧张，虽然有许多资金，但都用到了计生业务上，办公桌椅等设施陈旧破损，乡镇计生站工作任务那样大，却连个像样的手术床都没有。他后来亲自写了报告送回厦门，从争取来的帮扶资金中给计生局和两个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挤出7万元，购置了办公桌椅、消毒紫外灯及手术床等设施。
陈春夏2002年6月至2004年6月在泾源挂职，是闽宁帮扶“接力跑”的第三捧。2003年春夏时节爆发的那场“非典”狂潮，造成了谈“典”色变，人人自危的紧张心理。当时，被称为“非典”的非典型性肺炎在全国范围内肆意流行，新闻媒体上最受关注的词汇恐怕是“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和“病死人数”。随着感染人群和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像梦魇一样压迫着人们的神经，这个远离都市的小县城似乎也缺少了让人呼吸的空气。
恰在这时，从厦门办事回来不久的陈春夏偏偏又得了重感冒，咳嗽发热，身体虚弱，差点被大夫看作是“疑似病例”。
住院半个月，感受一罗筐。
住院治疗的日子，是他参加工作十多年来难得经历的一段时光。躺在病床上，他想得更多的不是自己。远在天边的父母、妻子和女儿该怎样面对“非典”传染病的威胁，开始他确实也担心过。但打过几次电话后，他就放心了。毕竟他们身在发达城市，有良好的医疗救治条件作后盾，而且应该相信科学的力量，相信党和政府的力量。
最让他焦虑不安的还是与他同在医院病床上的普通患者，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的贫困患者。通过耳闻目睹他知道，有许多农民患者在贫穷的边缘上徘徊，一般性的家庭，一次重病或者住一次院，可能会使他们全家陷入困境中，沦落为标准的贫困户。有的患者为几百块钱的住院费，也要凑几次才能缴齐。如果诸如“非典”之类的传染病恶魔，一旦突破薄弱的卫生防护线，那将会有多少个家庭丧失劳动力，发生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每天躺在病床上，他也时刻关注着全国疫情变化，关心着泾源县内的非典防治工作。县委、政府领导和卫生局的负责人前后都到医院探望他，他也借机提出了自己对“非典”防治的建议。卫生局的副局长兼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拜发俊在“非典”防治一线紧张工作时，发生车祸造成重伤，被送进市医院抢救。他打电话到固原关切地询问伤势和医疗情况。
阴霾一扫净，长空万里晴。
“非典”赤潮终于退去，所幸的是，泾源县无一确诊病例。但是，“非典”为卫生战线以及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应该建立和完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加强对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防治，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
“非典”事件进一步引起陈春夏对卫生事业的关注。他从有关资料上得知：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传染性疾病就有近40种，随着国际交往的日渐增多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很多传染性疾病基因重组，变异速度加快，也给医学界带来很大难度。1991年10月泾源县首次发生鼠源性“流行性出血热”传染病例之后，到1994年6月期间，全县共发现该病患者38例，死亡5例，死亡率高达13.8%。一种普通的并且在全国大部分省区已流行过的传染病，在邻县已经被乡卫生院轻取巧攻，在开始阶段却让当地医院手足无措。
2004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宁夏代表团成员刘璞代表发言说：“在宁夏南部山区，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达到70%。山区农民50%
以上看不起病，三分之一住不起院，疾病已成为贫困地区能否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来自高层会议的议论决非耸人听闻，确实是山区农村医疗状况的真实写照。
“非典”之后，国家增加了卫生投入，要求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泾源县决定新建疾控中心大楼。自治区政府虽然下拔了100万元，但是地方配套资金的30万元让县政府束手无策。
“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同样引起陈春夏深深的忧思。他将了解到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报告，分别电传给集美区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对口扶贫办公室，希望给予支持。2003年9月份，他又亲自回厦门争取资金。正在准备“9·8贸易洽谈会”的集美区委书记、区长曾晓民在百忙之中接见并听取了陈春夏的汇报。2003年10月曾晓民率领集美区党政考察团来泾源互访座谈时，安排30万元用于支持泾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
如今，泾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楼已经建成。坐落在县城西北角的这座外观漂亮，设计新颖的半圆形建筑，是福建省厦门市支持泾源社会事业，关爱山区回汉群众健康的又一座丰碑，是闽宁两省区人民友情的永恒见证！
2004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位于县城南北两端的中共泾源县委、泾源县人民政府大楼前，已经提前悬挂上了庆祝横幅，许多单位的门楣楼顶彩灯闪烁，彩旗飘扬。
6月29日早晨，晴空万里，空气清爽。县长马崇林，副县长陈春夏带领政府办公室全体共产党员共27人，驱车前往六盘山下的和尚铺村参加“重温誓言，高举党旗”宣誓活动。
天高云淡，红旗猎猎。六盘山峰顶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高耸入云，格外壮观。
面对鲜红的党旗，面对纪念碑上毛泽东书写的《清平乐·六盘山》恢宏磅礴的壮丽诗篇，陈春夏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他默默自语：“幸福和平的生活来之不易，是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我们的工作即便辛苦，也只是流一点汗水啊！”
晚上，陈春夏受邀参加了泾源县闽宁妇幼保健院举办的“七·一”建党节联欢活动。
妇幼保健中心三楼的多功能会议室并不豪华，却充满了温馨喜庆的节日气氛：窗台上摆放着盆栽的鲜花，屋顶上悬挂了彩灯，正墙面的徽标下写着：“庆祝党的生日，歌颂闽宁深情。”
院长拜发俊伤病未愈，却坚持参加联欢活动。他说：“今天是党的生日，我们组织这个联欢座谈会，一是庆祝党的生日，感谢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关怀；二是感谢蔡顺驰、汪成旺、陈春夏三位挂职县长以及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原开元区各级领导和群众对泾源县卫生事业给予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陈春夏激动地说：闽宁帮扶工作开展七年来，泾源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其中包含着两省区各级组织和有关部门以及许多人的贡献。我们挂职干部主要是牵线搭桥，起了一种桥梁沟通作用。福建方面的帮扶，用我们集美区领导的话说，只是“添砖加瓦”，主要是体现了一种责任，表达了一份感情，寄托了一份祝愿。妇幼保健工作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涉及到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兴旺，以及脱贫致富奔小康目标的实现，希望白衣天使们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提高民族人口素质，振兴泾源经济做出更大的努力！
在座的23名医护人员为陈县长的发言热烈鼓掌。
保健院的职工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表演了诗朗诵、独唱、小合唱、小歌舞……
副院长马玉莲是县内有名的“金嗓子”。她演唱了一首自编歌词的“花儿”曲——《花儿唱给福建人》，表达了“白衣天使”对福建人民的深情厚意：
梨木的柱子枣木梁，
松柏的新椽子盖上；
共产党好比个金太阳，
对各民族一样的疼肠。
大海上飘来的云疙瘩，
美者是山丹丹花。
咋这么亲的福建人，
把泾源当成了自家。
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
好不过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帮扶的大船福建人开，
“闽宁花”靠大家来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