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有，有，看杀人的时候，人山人海呀！
莫言：公审大会，全县的每个生产队要去50%左右的人，是要开工分的，不让你白去看，算你参加劳动，回来记一个劳动力的整日工分，中午还给五毛钱的补助费，我们都抢着去，当时五毛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可以买一对大无畏牌的电池，当时农村青年手里唯一的现代化用品就是手电筒。我们县在一个叫做五里桥的地方处决犯人，那里是一片沙滩，实际上所谓的万人大会不止一万人，有好几万人，先开会宣布罪行，然后，把这个人拖下去，执行枪决。叫花子一拥而上，那时专门有一批在刑场附近等待的叫花子，好像也是公安局给他们一个特权，上去就把被枪毙的罪犯身上的衣服扒光。这些在劳动间隙休息的时候，会成为谈资，没人去想遵纪守法的问题，只有看热闹，听热闹。我们没有理由批判父老乡亲，我们可以做自我批判，这种看客心理不对。
孙郁：鲁迅说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莫言：解放以后对死刑犯的处理不像以前了。过去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有一个特权，比如说北京要将犯人押往菜市口时，犯人要酒喝，道路两边的酒店，都必须无偿地端出来，给他喝。
我心里面一直埋藏着的素材，第一是胶济铁路百年历史，胶济铁路从我们村前面经过，阴天时，气压低，能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和火车过铁桥的声音，铿铿锵锵，震耳欲聋。第二是地方戏猫腔，我是听这个戏长大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啊，“沙家浜”啊，都被改编成猫腔。我也演过猫腔，演匪兵甲什么的。1980年在保定当兵时，我写过一个小说叫《闹戏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