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字中，“脸”和“面”在某些意义上是相通的，例如，“洗面”和“洗脸”。但在“脸面”这个词中，“面”和“脸”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脸”泛存于道德层面，如骂某人“不要脸”；而“面”则更多包含着能力的意味。这就揭示出了好面子的第一个心理动因，即炫耀能力的欲望。很多人认为自己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就表明他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能力。如时下有些人总是乐此不疲地愿意替人办事，当别人称赞他有本事时，他虚荣的心理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有一个朋友，大家都叫他小高。他刚到报社，工作还不到一年，在领导眼中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编辑记者。他也深知自己在单位的位置，因此工作很努力。但是他结交了一些不靠谱的朋友，总是三天两头找他帮忙。
这一天，一个小他一岁的朋友要请他吃饭，他想都没想就去了。酒过三巡，小高酒量有限，已经有些晕晕乎乎了。这个朋友说，兄弟有难，你帮不帮忙？小高在没弄清情况时，趁着酒劲就答应下来了——原来朋友想让妹妹到报社实习。
酒醒后，小高为难了。在酒桌上，他把“包在我身上”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但现在他心里却打鼓——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根本办不到这个事情。
小高随意承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就是为了面子。最后他碍着面子，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给朋友帮忙，结果事情没办好，自己落了个出力不讨好的下场。
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放心好了，肯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兄弟，你放心好了”“兄弟，有我在，你就放100个心”……但凡这样的话，不能说全是吹牛，至少里面或多或少有面子的问题。
“明知不可为，却仍要为之”“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身边比比皆是，小到家庭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事后生活拮据，甚至举债度日；大到一个企业，如日本的八佰伴，为了给企业脸上贴金，不顾实力盲目扩张，最后陷入困境。宋真宗认为“澶渊之盟”让他的面子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在对手面前感到自卑，于是，他一口气把“五岳”都封禅了，以此来维护他的脸面。
现实中，类似这样的人不乏其数，有些人明明在别人面前感到自卑，又不愿意让其他人看低自己，于是，他们只能用所谓的面子来聊以自慰。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也是如此，他在赵老爷面前唯唯诺诺，自卑得很，但是他被打之后，总是用“老子打儿子”来维持可怜的面子。周幽王为了自己的面子，为博取美人一笑，置江山不顾。笑了美人，亡了国家。某某人本来酒量就小，可为了面子“装大神”，结果喝得胃出血。苦了自己，笑了别人。
其实，面子问题由来已久，我们的祖先一直以“有面子”为荣。中国社会最早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这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荣辱与家族紧密相连。例如，历代士子状元及第后，都要衣锦还乡、祭祀祖先，为整个家族挣到面子。
儒家提倡“和为贵”的人际交往原则，给别人“留几分薄面”就成了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儒家思想提倡朋友间的共生共荣，即使朋友有错，也不能当面揭短。对此，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指出，面子背后是人情法则，是人际关系的相互维持和利用，最根本的是彼此间利益的交换和满足。
由此可见，承诺与面子之间是有着紧密关系的。既然有关系，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面子的作用，适当给别人留面子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比如，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在他14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1000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题是他10天前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予他“同进士出身”。
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
有一天，真宗提任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我若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
同样是两件事情，晏殊真实，真实就是他的一种生存态度。他向真宗报告重题，是充分考虑到其他考生的面子；他升官谢恩说自己家贫无钱参与宴游，便是给同事一个台阶下。
海外某地邮政部门搞了一个类似“寄语新世纪”那样的活动，大致是10年前人们把自己的某些心愿或倾诉写成白纸黑字在邮局封存——到日子启封投递给“事主”。可出乎意料的是，眼看“激动人心的时刻”日趋临近，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临阵改变了初衷，强烈要求收回当初的“美好愿望”……
由于那些多是一些天长地久海誓山盟、或藕断丝连再续前缘之类内容的信件，人家要求收回情理之中。好在尚未“引爆”，人不知鬼不觉之际悄悄撤回，总算不至于失了不守诺言的面子。
然而，现实中却未必如此轻松，儿时动不动就“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算下来那样的诺言也能车载斗量了，虽数量可观可质量轻微，一一实现也基本无甚阻碍。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不再轻许诺言。细细回想，竟然惊觉自己似乎已很长时间没有“庄严的”承诺过什么。现在我们最经常说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哪怕是下星期的约会都要早早预约、百般计划，到时还很难说会不会有什么变故又临时改变，能兑现的“诺言”只剩下答应孩子“明天去公园”之类了。
其实，也怪不得现代人如履薄冰地唱着“只要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尾生抱柱固然是个美丽的神话，可如今不仅变通方式多多、人的思维和选择也活络宽泛许多。洪水来了，我干嘛非抱着那个柱子等死？心上人失约，我可以打电话，可以发寻人启事——即使她负心，我还得想想自己生命的价值呢！周围环境的变数越来越多，稍稍过个三年五载，回过头不仅人非，恐怕连物也不是了，诺言的生命周期自然也相应的变得越来越短。
我们应该懂得不能轻许诺言，因为诺言具有重要性；不敢轻易接受什么诺言，是因为无端让彼此产生一些“债务”关系，会给今后带来隐患问题，到时还与不还，对彼此都是个负担——当然，这也算一种成熟。成熟的背后，是我们真正懂得了承诺与面子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