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一下与良好人伦关系等同的良好社会关系的定义和内涵。这一社会是把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给他的成员，反过来就意味着良好。依如下方式建立起制度上的契约安排的一个社会，它扶植、鼓励、帮助、产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伦关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伦关系。
从前面的定义与说明导出的必然结论是良好社会与心理学上的健康社会是同义的，而不良社会与心理学上的病态是同义的，反过来也就分别意味着基本需要的满足与基本需求的阻挠，即不充分的爱、情感、保护、尊敬、信任、真实与过多的敌意、侮辱、恐惧、轻视与驾驭。
尤其应说明，治疗的或者病理的后果是由社会的压力与制度的压力造成的，使更大的、基本的及次要的收益变得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加可能。它们并非绝对地“决定其命运”
，或者使其绝对真实。我们对于简单的与复杂的社会中的人格范围了解得够多了，从另一方面尊重人性的可塑性与弹性，另一方面尊重少有的个人中业已成型的性格结构的特别顽固性，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抵抗甚至蔑视社会压力。
人类学家似乎总是能够在残酷的社会中发现善良之人，在太平的社会中发现好战之徒。我们足以明白不能像卢梭那样依据社会契约来责难全部人类的罪恶，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审视它而它们对于不同的意图均有裨益。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者任何其他一个社会折衷一下，把它称作十分病态的、极其病态的等等。我更看重的是测量与平衡彼此对立的病态培养力量与健康培养力量。随着控制忽而转向一套力量、忽而又转向另一套力量，社会明显地具有两种不稳定平衡的摇摆不定性。这些力量得不到测度与实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文化的主观阐释是我们抛开上述一般观点而转向个人心理学问题时首先碰到的实际性问题。按照这一观点，对于这一神经病患者而言，社会也是病态的，因为他在其中领略到太多的危险、恐怖、攻击、自私、侮辱与冷漠。当然可以理解当他的邻人审视同一个文化、同一人群时，他也许发现社会是健康的。从心理学上讲，这些结论并不彼此矛盾，它们可以在心理学层面上同时并存。
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病情颇重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之中。
把这一论述与我们前面关于心理疗法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看所得出的结论是：疗法可以被当作一种建立小规模良好社会的企图。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社会上大多数成员都主观上产生病态时。
心理疗法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对抗一个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或更概括地讲，无论一个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那个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
可以这么说，在基本的认识论意义上，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瓦解、表现出革命性或彻底性。那么，每一个心理治疗者应该在小范围内而不是大范围内与社会中的心理病理的遗传力量作斗争。
如果将心理疗法大力推广开来，心理治疗者每年就有千百万个求助者，那显然这些与社会本质抵触的微小力量将会变得强大起来，那么社会的变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变化将偶尔地出现在有关热情、慷慨、友好诸如此类特质的人伦关系的温馨之中。当足够多的人们变得更加大方、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加合群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也必将影响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变化。或许学习小组、交友小组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人格完善”小组与流派的迅速推广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无论是多么良好的社会，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排除病态，如果恐怖不是来自于其他人，那它们也总会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死亡，来自于疾病，甚至来自于这个单一的事实——来自于社会之中，尽管这会对我们有利，但我们也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类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恶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来。
这一套相互关系极其复杂从而极易被误解，至少它对人们的误解是一种诱导。也许用不着我就能够防备这点。我只是提请读者看一下我在论及乌托邦的心理学的讨论课时为学生们准备的论文就够了。它强调了经验的、实际上可以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不可修理及幻想的东西)，并且坚持不断深化的表述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表述。这一任务被如下问题结构化了：人性所允许的社会良好状况如何？社会的所允许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考虑到我们已知的内在的人性局限性，我们能够期待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从社会自身固有的困难角度看，我们所能奢望的社会的良好状况如何完美无缺的人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人类比起人们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至于完善的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希望，特别是当我们见这样明显的事实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种美满的婚姻、友谊或长幼关系也几乎没了可能。如果纯洁的爱在两人中间、家庭中间、人群中间都可以得到，那么对于人来说将会多么困难？对于30亿人呢？显然，两人、群体和社会尽管无法完善，但它们是可以改进的，可以依好坏等级排列起来。
另外我们了解了很多改进两者、群组与社会以便排除异常变化的可能性。改进个人可能是数年治疗工作的问题，甚至“进步”的主要方面竟是允许他从事终身改造自己的任务。迅速地自我实现，这在转变、顿悟或觉醒的伟大瞬间确有发生，但这不过是特殊现象，并不应当期望太深。精神分析者早就学会了不去仅仅依赖于顿悟，但现在却强调“力争通过”冗长的、缓慢的、痛苦的、重复的努力利用和动用顿悟。在东方，精神启悟者和引导者经常也会支持这一论点，即改善自身是一种毕生的努力。现在，学习小组、基础交友小组、人格完善小组，有效教育等领导者中的那些丰富于思想和更为清醒的人们渐渐意识到了这一教训，这些人现在正献身于扬弃自我实现的“强刺激”理论的痛苦历程中。
如上所述，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系统阐述显然是持续深化的表述。普通社会越是健康，个体心理治疗也就越没有必要，因为只有极少数的才是病态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没有技术疗法的介入之下通过良好的生活经验得到帮助或者治愈。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治疗者也就越是容易治愈他的患者，因为对患者来说简单的满足疗法是极可能被接受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顿悟疗法治愈也就越是容易，因为有足够多的东西来扶持。良好的生活经验、良好的友谊等等同时伴随着战争、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病理诱发影响的相对减弱直至消失。显而易见，这类易于试验的若干定理是完全成立的。
这样一些有关个人疾病、个体疗法与社会本质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有可能帮助解决这一常常表述出来的悲观主义问题：“在最初产生病态健康的病态社会中健康或健康的改善怎么可能呢？”这种两难推理中所暗含的悲观论调与自我实现者的出现，与心理疗法的存在(心理疗法通过现实的存在说明了它的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就算这样，只要把这一完整的问题向研究敞开的话，它也有助于提供一种如何成为可能的理论。
抑制冲突发生
首先，应该搞清这里所指的内部沟通的失败是什么意思。从根本上说，最简单的例子是人格的分裂，而通常其中最富戏剧性、最熟知的是多重人格。
那个突然爆发进入意识并控制全身的“人格”是冲动性的而不是有控制的，放纵自己而不是克制自己，大胆、粗鲁而不羞怯，藐视习俗，热衷于享乐，侵犯他人、要求他人为自己服务，不成熟。
具有“正常的”或外现的人格的人是一种羞怯的或安静的或含蓄的人，往往多为女性，因循惯例并有控制，谦恭甚至能克制自己，不侵犯别人，“善良”，但往往胆小怕事，并容易受欺。
很显然，这是一种比较不极端形式出现的分裂现象，而且我们在所有人当中都能看到这一点。这是冲动和控制、个人要求和社会要求、不成熟和成熟、不负责任的寻欢作乐和承担责任等等之间的内部冲突。我们既在成为恶作剧的小淘气鬼，又在成为清醒、负责、能控制冲动的公民。
在这些方面我们能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减少分裂和更加整合。顺便说，这也是对多重人格理想治疗的目标：保留两种或全部人格，但要有一种优美的融合，或在意识控制或前意识控制下的整合。
这些多重人格的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世界交往。他们不同地谈话，不同地书写，沉迷于不同的活动，以不同的表现陷入情网，选择不同的朋友。
“任性人格儿童”写一手大笔、散乱的字体，说儿童的口头语，并时有拼音错误；“能克制自己、受人欺压”的人写的字却是小心翼翼的、因循惯例的、守规矩的中学女生的手笔。也可以这样说，一种“人格”渴望读书和学习，另一种却坚决排斥，因为他太没有耐性，也没兴趣。
如果我们曾想到让他们一试的话，他们的艺术作品一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在我们其余的人中，我们自己的那些遭到拒绝并被逐入无意识存在状态的部分也能突然发作，而且必然会如此，而且对我们和外界的沟通，不论是吸收和输出，都将产生公开的影响，既影响我们的行动，又影响我们的认识。要想证明这些是很容易的，一方面通过投射测验，另一方面通过艺术表现。
通过投射测验，与其说它表明世界在我们看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组织世界，我们能从世界中取出什么，不如说我们能让它向我们说明什么，我们选择观察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在选择中拒绝倾听、拒绝观察的是什么。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我们的表现面上，我们表现我们是什么，我们分裂到怎样程度，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相应地分裂、偏颇、片面到怎样程度。我们整合、完整、统一、自发以及能充分发挥作用到怎样的程度，那么，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完整、独特、有自己的风格、活跃并富有创造性，而不是受到抑制、习俗化和矫揉造作的，并成为诚实的而不是假冒的。临床经验表明，这既适用于绘画和文字艺术表现，又适用于一般的表现动作，或者也适用于舞蹈、体育运动和其他全身活动的表现。这不仅适用于我们有意对他人施加的沟通作用，而且它也适用于我们非有意施加的作用。
我们自身内部的那些遭到我们排斥和压抑(出于畏惧或羞耻心)的部分并没有消失，而是它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潜伏起来。我们人性中的这些潜在的部分可能对我们的沟通产生影响，它们往往都是不为我们所注意的，或者是我们似乎感觉不到的一部分，例如，“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支配了我”。
这种现象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生物学现象，而且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文化的事情。我们必须讨论人性中的类似本能的因素，讨论那些人性内在固有的方面，而不论文化怎样，哪怕是在卑怯的方式下，它们仍将继续影响我们的表现。文化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不是充足的原因。
但我们的生物因素也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而不是充足原因。
的确，在一种文化环境中我们能学会一种口语。但同样真确的是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中，一只黑猩猩却不能学会说话。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觉得沟通是太绝对化地在社会学水平上受到研究，而在生物学水平上研究得很不够。
追踪上述这一问题，探讨人格内部的分袭如何污染我们和世界的沟通，我们援引几个着名的病理例子。引用它们还因为它们似乎是一个普遍规律的例外。这个普遍规律认为，健康的和整合的人会成为一个优越的感知者和表现者。有大量临床和实验的证据支持这一概括；例如，H·J·爱森克和他的同事的工作。然而也有例外迫使我们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控制和防御方面正在瓦解或已经瓦解的人。于是，这样的人倾向于溜回个人自身内部的世界，他和他人以及自然界的接触往往会被破坏。但这也包含着他和世界沟通中的某些破坏。对外界的畏惧，他切断了和外界的沟通，内部的冲动和呼声也变得十分高涨，扰乱了现实的试探。
但也很真确的是，精神分裂患者有时表现一种局部的优势。由于他太陷于被禁止的冲动和始发过程认知，他偶尔会在解释他人的梦和探测他们深藏的冲动中显得非常敏锐。例如，探测他人陷匿的同性恋冲动，等等。
我们还可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些治疗精神分裂的医师自己就是精神分裂者。我们在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报告，以前的患者能成为特别优秀和理解病情的护理员。这方面的有效性与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原理大致相同。
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也能从精神变态中学到很多知识，尤其是在“陶醉”型变态人格中。可以简略地描述他们为没有道德意识，没有内疚，没有羞耻感，没有对他人的爱，没有抑制，很少控制，他们能相当有效地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会变成伪造者、骗子、重婚罪犯、娼妓，靠机智而不是靠努力工作赚得生计。
这些人，一般不能理解他人的良心谴责、悔恨、无私的爱、同情、怜悯、内疚、羞耻心或难为情，因为他们的认知很贫乏。
你自身不懂什么，你也不能认识或理解什么。它不能向你传递它自身，由于你是什么，所以它迟早会传递自己的信息给你。
精神变态者，即使起初那么兴高采烈地无忧无虑，寻欢作乐，没有神经质，但他最终会被看作是冷酷的，可憎的和可怕的。
我们又一次得到了一个例证，它表明，病态虽然包含沟通的普遍切断，却也包含着在特殊的方面有更高的敏锐和技巧。在觉察精神变态因素方面，精神变态者是非常敏锐的，不论我们怎样小心翼翼地掩饰。他能认准并利用我们心中的骗子、膺造者、说谎者、偷窃者、伪装者、假冒行为，并能利用这种技巧谋生。他说“你不能欺骗一个诚实的人”，并非常相信自己具有探测任何“灵魂中的窃贼”的能力。
当然，这也表示他能看出偷窃的不存在，那又意味着人品在外表和举止中变得可见了，至少对于强烈感兴趣的观察者是如此。也就是说，人品把自身传递给那些能理解它并赞同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