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8—1645)
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克念子。山阴(今绍兴)人。明末哲学家、学者。因讲学山阴城北之蕺山,人称蕺山先生。宗周为遗腹子,家贫、随母就养于外家。外祖章颖,富于学而屡试不第,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均出其门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天启元年(1621年)为礼部主事,上疏参劾宦官魏忠贤及熹宗乳母客氏,赖叶向高力救,得免廷杖,坐夺俸半年。四年(1624年)起右通政,参与东林党活动。以疏劾宦官魏忠贤,停俸革职。崇祯元年(1628年)为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十四年(1641年)帝以宗周清正敢言,用为吏部侍郎,未几,擢左都御史。以论救姜垛、熊开元,再遭革职。福王监国,复官,痛陈时政,弹劾阉党魏忠贤、马士英、阮大铖,而辞官归乡,弘光二年(1645年),第一个南明政权灭亡,绝食二十三天而死。刘宗周是明末“蕺山学派”的创始人,黄宗羲、陈确是他的学生,曾筑证人书院,提倡“诚敬”、“慎独”之说。认为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之外”,肯定“理”是“至善之体”。到了晚年,对宋明理学产生某些怀疑,提出了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命题。著述颇丰,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补遗》。
相关链接“1641年与崇祯的对话”崇祯十四年(1641年),刘宗周求见皇上。在刘宗周看来,明朝是有中兴之望的。但要中兴,首先皇帝应布仁义,效尧舜。
认为“尧舜之道,仁义而已矣。出乎仁义,则为功利,为刑名”。他批评崇祯“求治之心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其次,要皇帝辨忠奸,起贤人。他以为酿成己已之变,是由于“小人进而君子退”,小人与中官沆瀣一气,相互引荐,君子则退避三舍,或贬、或逐、或迁、或刑。
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朝廷之不察而用之,才出现奸臣当道,祸国殃民。“念乱图存,首以进君子退小人。为挽回世道之根本”。第三要“皇上开诚布公”,进贤才以资治理,开言路以决壅闭。当崇祯问他如何整顿时,他直抒胸臆,提出“武备发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欲选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二部得人,则庶司莫不称职,而予以制御边鄙不难矣”。选才的标准应是德才兼备,才望与操守并重,这样,才能达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
“《大学》的基本精神”刘宗周肯定“诚意”是《大学》的基本精神所在。他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格致,诚意之功也。《中庸》之要,诚身而已矣。明善,诚身之功也。”刘宗周认为,忠信无欺就是“诚”,学应以诚为本,不在诚字上立脚,将如禽兽、路上人一般。“意”是“有善而我恶”的心之本体,有善而无恶。“念”是后天的,应防恶念,举善念。他揭露当时社会的病根是“近世士大夫受病者,皆坐一伪字,使人名之日假道学”。
因此,他从《大学》诚意之道出发,对王阳明的“良知”说提出了质疑:“阳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后学。然只是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分合。古本序日:‘《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良知而已矣。’婉转来说,颇伤气脉。”他这种不拘泥师说的为学风格,值得后人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