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爱尔兰民间传说，圣布伦丹于公元6世纪穿越了大西洋。没人能确定这位圣徒是否访问过南美，然而爱尔兰的修道士们都是些勇敢的航海者。他们乘着用兽皮和柳条制成的小船，至少航行到了冰岛和格陵兰。那位手里拿着本《每日祈祷书》的虔诚的主教，以及那位悲伤的创造神，难道只是印第安人想象出来的吗？
不过，从亚洲登上南美的西海岸要比从欧洲便利得多。中国的编年史上记载着公元500年由一些佛教徒进行的一次航海。他们穿过太平洋到达了遥远的另一片陆地。有些迹象表明，大约在1100年，有艘日本渔船登上了厄瓜多尔的海岸，可能是风暴将它吹离了航线。中国人比那些日本人领先了600年，并且是有意识地计划好了这次航行。那位主教也许曾经是一位佛教徒。
有一种颇吸引人的理论，是由挪威的索尔·海尔达尔提出的。它不仅说明了那些白人何时来到和离开蒂亚瓦纳科，而且也说明了他们可能的来源。他的这一设想是有历史根据的。
据说大约在1480年，一位印加国王和他的军队曾作过一次远洋航行。他们乘着用美洲轻木（一种生长在安第斯山脉的轻木）制成的木筏通过了太平洋。在远古时代，沿海的印第安人就使用过这种木筏。海尔达尔建造了一只美洲轻木筏子，驾着它从秘鲁的卡亚俄向西驶到了大洋洲塔希提岛附近的卡罗依尔岛。他以此来证明蒂亚瓦纳科人是如何逃到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为了说明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他指出，在那些石像和太平洋上许多岛屿的建筑物及蒂亚瓦钠科的建筑物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970年，海尔达尔建造了一只月纸莎草芦苇扎制的船，类似于古埃及人使用过的那种。他乘着这只小船从北非航行到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穿过了太平洋。他以这次大胆的航行说明那些人在古时候就已到达过美洲。他们先是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尔后迁移至南美洲。目前一般认为，文明是从中美洲带到南美洲的。
倘若海尔达尔是正确的，那么，是这些外来的白人建造了那座云层里的城市——这些东半球的人有足够的勇气乘着芦苇扎成的船和木筏漂洋过海。
遥远的骨骼
在19世纪欧洲的许多地方，都曾发现过一种生活于史前的禽龙（一种古代大蜥蜴）骨骼残片，然而始终没有发现一具完整的骨骼。随后，令人震惊的是，从1877—1880年之间，从比利时一座煤矿下面，发现了多具这种巨大的两栖动物的骨骼。
在靠近法国边境地区的这次发现，是关于这种1.2亿年前在乡间漫游的、高4.8米的巨兽的一次最重大的发现。而且对它们的最后复原，表明科学家们原先有关禽龙的概念是错误的。
这批遗留下来的20多具骨骼（有许多具是完整的），大概是在当时一次洪水中被冲进深深的沟壑中的，由于泥浆随之灌进而将其埋住。这样，它们便在很好的条件下得以保存，直至后来被发现。
1822年，被认作禽龙的最初证据的是一些超过6米长的两栖动物的骨骼。它们是英格兰索塞克斯郡的玛丽·安·曼特尔发现的。
禽龙的名称是由曼特尔太太的丈夫，一位地质学家和医生杜撰的，他发现它的牙齿很像那些大蜥蜴。自此之后，更多的残骸被发现，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和怀特岛。这两处从前是肥沃的三角洲地带，据说曾有一些高大笨重的动物因困于泥淖而死在那里。
随后的若干世纪，这些地区的潮汐活动破坏了这些骨骼，并将其中一些残片冲到很远的地方。这大约便是在英国没有发现一具完整的骨骼的原因。
1854—1855年，根据曼特尔太太研发现的那些残骸，伦敦南部的水晶宫里建造了一个禽龙大模型。它迄今仍保存着。当时它被想象成是一种以四足爬行、鼻子的顶部长着一个尖角的动物。然而在比利时的发现则证明这种猜测是错误的。
今天，在布鲁塞尔的皇家自然史博物馆内，陈列着20多具禽龙的骨骼。这些没有生命的骨骼有的站立着，有的卧伏着。它们被复原成了两足动物。那尖尖的骨头不是鼻子上的角，而是两只分离开的尖利的“拇指”关节，它们是用来自卫和撕扯食用植物的。
完好保存在化石中的动物，其历史可推至8000万或9000万年前。然而，透过远古的迷雾，人们发现哺乳动物的起源要早得多。巨大的恐龙的第一次出现，大约是在2亿年前。可直到不久前，关于哺乳动物年代久远的证据只是一些牙齿、颚骨和颅骨的残片，而没有一具完整的骨骼。
就在1966年，一位来自开普敦南非在博物馆的探险家伊昂妮·鲁德娜有了重大发现。当时，她正在莱索托的奥兰治河谷的一座山坡上帮一队古生物学家发掘恐龙遗骸，突然注意到一座峭壁的正面有一小团白色的“粘乎乎的东西”。队里的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将它拂到地上，可鲁德娜夫人产生了好奇心。她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碎片，发现它们是些牙齿。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具完整的驸睛动物骨骼被小心翼翼地从岩石中移了出来。于是，2亿年前的哺乳动物的骨骆首次得以供科学研究之用。
1936年，一匹拖着满载木料的老式双轮车的马突然倒毙后，却出人意料地引出了世界古生物学上的一次最伟大发现。
当新西兰农民约瑟夫·霍格登和儿子罗布动手掘一个掩埋马的坑时，他们发现了一些形状奇异的骨头。在北坎特布里的庇内米德山谷的这一发现，经证明是一些已绝种的无翼鸟——新西兰独有的恐鸟的骨骸。
当古生物学家在那片地里发掘时，他们发现在12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中大约有800多只恐鸟的骨骼。以前从未发现过如此众多而几乎是完整的鸟骨。
人们长久困惑于为何恐鸟骨骸集中在新西兰的灰岩坑内。最后，自然博物学家们这样推断：这些大意的鸟在走过这片松软危险的泥炭沼的表层时陷入淤泥之中，并在这条路上埋了几千年。
目前已辨明的25个种类，包括从吐绶鸡大小的灌木鸟到最大的恐鸟。其中的“恐鸟之王”高达4米，除了长颈鹿外，它的高度超过了其他任何陆地动物。
在进化的十字路口上，恐鸟的祖先开始是凭着健壮和奔跑速度而幸存下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在一次“进化的突变”中，它们失去了飞翔的力量。
在庇内米德山谷第一年的发掘中，云集在那里的古生物学家们搜集到了50具骨骼，其中包括17种恐鸟品种。除了许多较小的恐鸟外，还有一些巨鹰。
此外，还发现了一枚碎蛋的残片。它是从一只已腐烂的恐鸟残骸中找到的，已经破碎为200片了。在经过几个月的复原后，显示出这枚蛋长2.11米，直径为1.5米。
发现恐鸟骨骼的一些熔岩地带，估计已有200万～800万年的历史。但是，在波利尼西亚人于公元1000年左右到达新西兰时，已知仍有两种恐鸟生存着，因为它们的骨骼被从毛利人祖先的营地里发掘出来了。
美索不达米亚的遥远文明
约公元前4000年在希腊语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者，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已经产生了文明。大约公元前3000年，两河之南的苏美尔人已经建立了数以十计的城邦，这是迄今知道的人类最早的文明。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曾被人遗忘，直至19世纪的考古发掘才为世人所重知。19世纪德国哥丁根大学希腊文教授格劳特芬德，花费许多年读懂了波斯石刻上的40个楔形文字中的8个字，并运用这8个字读出了石刻上3个国王的姓名。1835年英国人亨利·罗林生以同样的方法，释读了那8个字，此后，又释读了贝希斯敦石崖上的碑文。1848年至1879年，欧洲人在原亚述首都尼尼微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发掘，挖掘出了2万多片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和各种文物5万多件。这些重大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奠定了基础。
根据考古资料推断，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字体系源于苏美尔。约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苏美尔人创造了图画式文字。但是，这种文字有它的局限性，只能表达某种具体事物，无法表示抽象的概念。公元前3000年代，这种文字发展成为楔形文字。因为苏美尔人通常用平头的芦竿在未干的软泥版上印刻出字迹，所以它的笔道非常自然地都呈楔形。最初，苏美尔人把楔形文字刻成直行，自左上方下行。后来为书写得更清晰和避免已写出的文字受损，书写的方式改为每行由左至右，各行自上而下。
楔形文字是由一个音节符号和音素符号组成的集合体，总计约350个。它的结构相当复杂，在阿卡德时代应用的领域日渐拓宽。巴比伦和亚述帝国兴起后，楔形文字不仅是实体事物的记录，也发展成为供宗教、历史、文学、法律等方面使用的文字。它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很大，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先后采用楔形文字表达自己的语言。
两河流域很早就有了文学作品，在苏美尔时期，文学作品以诗作为多。作品的主题大多是礼赞神祗、英雄和君王，具有宗教和神话的性质。例如，苏美尔人有一则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后来被犹太人吸收编造了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再现在《圣经·旧约全书》的《创世纪》中，后经基督教的宣传，诺亚方舟的故事广为流传。
在巴比伦时代，大部分文学作品采用阿卡德语，但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主题与情节和风格仍是苏美尔时代的，无非已经过力口工雕琢，增加了新的风采。
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反映阶级矛盾、寓意深刻的佳作，如《主人与奴隶的对话》描写了主人和奴隶就12个问题进行的简短对话，揭示了在奴隶制度下奴隶无法生存的哲理。
自然科学在古代两河流域已有发展，早在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天文学就已产生了。苏美尔人在观察月亮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编制了太阴历。他们把两次新月出现的期间作为一个月，每月包括29天或30天。又根据月的圆缺和季节变化，分一年为12个月，6个月为29天，6个月为30天，每年354天。它比太阳年（365日5时48分46秒）短11天多的时间，为此设置闰月加以调整。古巴比伦时期，人们已能将肉眼看到的星体绘成星图，能够把恒星和五大行星区别开来，还观测出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视运动轨道——黄道。以后，巴比伦人又区分出黄道上的12个星座，给出黄道12宫的图形。新巴比伦时代，人们能够预测日蚀、月蚀和行星的会冲现象。同时，人们又以7天为一周，分别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七个星的名字作为星期日至星期六的名称。置闰的方法也在进步，至公元前6世纪后期，巴比伦人已先后有了8年3闰和27年10闰的规定。然而，两河流域的天文知识是与占星术紧密相连的，带有许多迷信的成分。
在苏美尔时代，人们对1至5的数字已有了专门的名称，对“10”这个数也有了特别的符号。在巴比伦时代已兼用10进位和60进位，并把60进位法用于计算周天的度数和计时，如周天的度数为360，1小时为60分，1分为60秒等。古巴比伦人已经掌握四则运算、平方、立方和求平方根、立方根的法则，还会解三个未知数的方程式。他们得出的圆周率常数为3与今天使用的圆周率非常接近。总之，两河流域在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的成就不仅对当时各国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对希腊、罗马发生了影响。以7天为一周，分圆周为360度等，直到现在仍在沿用。
在建筑艺术方面，约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苏美尔地区就存在多级寺塔的建筑。由于两河流域石材匮乏，这种寺塔都用生砖（土坯）筑成，下面的几级都没有内室，实际上是一层层台基，只有最上一层才有一个小神庙。这时已经存在砖砌的拱门和圆柱。苏美尔·阿卡德国家形成以后，又有了王宫建筑。苏美尔人发明的拱门、拱顶和弯窿结构经常用于陵墓和房舍建筑，这极大地影响了两河流域地区的建筑。
亚述帝国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王宫建筑，王宫建筑在高大的台基上，有许多宫室和附属建筑。王宫大门两边墙上有一些人面兽身的浮雕，门口还有一对3米或4米高的人头、狮身、鹫翼、牛脚的雕像。王宫墙壁上装饰着许多浮雕，二般都表现国王出征、狩猎和宫廷生活的题材。亚述人喜欢塑造临危不惧、冷静果敢的猎手、陷入绝境而凶相毕露的狮子、身受重伤犹垂死挣扎的野兽。这些浮雕中的人物一般表现得比较呆板，而动物则刻画得生动逼真。新巴比伦时期，城廓和王宫修筑得更加壮丽。主要城门两边和王宫墙壁上都用彩色琉璃砖镶出种种动物的图案。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建筑是王宫里的“空中花园”，它实际上是一座土台，最高处达25米。由于两河流域的建筑系用砖、土为材料，所以不能像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那样坚固耐久，长久遗存。
乱石穿空的复活节岛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