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启圣，生于1624年，字熙止，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人。生性聪敏而倜傥，豪放而重侠义，且多以谋略用事。康熙二年(1663年)中举八旗乡试第一名。历任广东香山县知县，福建布政使、总督、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等职。在任福建总督期间，对退守台湾及沿海岛屿的明将郑经和郑克爽部采取军事抗衡和政治攻势两种策略，并以政治招抚为主，取得了显着效果，为清政府最后统一台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病死于福建。着有《忧畏轩集》一书。
姚启圣一生以风流倜傥着称，以豪迈任侠自喜。他为人机警，处事多谋，是位豪气与谋计相兼的人物。举两件事足以说明他的这一特有的气质。
其一，清顺治年间，姚启圣以诸生身分出游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当地土豪欺他是个南蛮，侮辱他，他一气之下，自己跑到清军营帐乞求参军效力。后来他被升任通州知州，立即将欺侮他的那个作恶多端的土豪执拿杖杀而死。然后自动弃官归乡。又有一回，姚启圣在路上突然遇到两个强盗劫持两位年轻女子，一年迈之人紧迫其后嚎哭，哀求强盗不要抢走女子，强盗根本不理。他见此情景，心中大怒，但先压下心中怒火，以路过无关之人上前与强盗说情，即以猝不及防之速，夺下强盗的佩刀，顺手杀死他们，放走了老翁和两个女子。为了躲开当地县衙的追查，他再次投靠族人，隶籍清廷镶红旗汉军为伍。
其二，康熙二年(1663年)，姚启圣考取了八旗乡试第一，出任广东香山县知县。上任伊始，他得知该县自明末以来，因盗匪与天灾并行，祸乱之中，民不聊生，百姓缴不起税赋，知县因完不成上司的任务而被捕入狱者已有七人。面对困境，他一边哀叹说：“明年再加我一个，被捕入狱的香山知县就满八个人啦！”一边却想出一条解救七人，自己亦安然脱祸之计。于是，他一到县衙就把七位前任从狱中请出，置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还请来乐师奏乐助兴，自己作东，八人相对痛饮，倾诉衷肠。席罢，他又给他们办理行装，送归原籍。接着自己亲自写书向总督报告说：“七位知县应追回拖欠官府的税金共十七万两，已在某月某日全部收回入库。总督阅后大为吃惊，以为姚启圣一定是个巨富，想行善替七位前任偿还欠款，岂料姚此时还是位贫寒之士，身无余资，哪有能力偿还许多欠款，那只是他施的一个蒙拖之计罢了。事有凑巧，不久，降清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等三位藩王发起叛乱。康熙皇帝命康亲王杰书为帅出兵南征，姚启圣见来了脱祸的时机，便找来他的一位相貌堂堂、识多见广、能言善辩的朋友吴兴祚商量说：“我闯下了大祸，只有投奔康亲王，帮他建立奇功，才能避祸。此事非你去说服亲王，而他莫能代。”吴兴祚答应之后，姚启圣又筹备了五千银元通过关系买通看门小厮和佣人，了解到康亲王十分喜欢弹丸，乃特意制造了十万粒让吴兴祚送去。吴兴祚对福建的山川地理及兵马情况非常熟悉，又善于言谈，与康亲王相见交谈后，康亲王十分器重，吴便乘机向康推荐姚启圣之才，并说姚有意到麾下充职。亲王当即应允，立马行文给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调姚启圣到手下任参谋。这时，总督才明白自己中了姚启圣金蝉脱壳之计，大叫上当。但有碍于康亲王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只得让姚启圣堂而皇之离职而赴新任。该县所亏欠的巨额税赋之金，总督只好强令海上商人补缴。
作为谋略家的姚启圣，他的谋略头脑和才能，绝不仅仅限于行侠和自保，而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他从军、从政的谋略思想和一系列政策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出任福建总督期间所一贯坚持的招抚政策的成功，为清政府最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据史料统计，他自康熙十七年擢升福建总督在任的六年间，光是发出有关招抚投诚的照示宣传文告就多达二十余种，体现了他以柔取胜和以政治手段谋取台湾守将回归的策略思想。姚很善于做敌军的工作，在他任康亲王的参谋时，就以计接近叛将耿精忠，晓以形势和利害关系，使耿归降满清，并因此被提升为福建布政使，二年后又因策略对头，积极筹办军饷，保障军事行动的后勤供应有功，而升任为总督。在出任总督不久，就发出命令颁布招抚尝格十款，发动各阶层人士利用乡党邻里亲属的关系开展对敌军的招抚工作，凡有功者均“具题优叙职衔，补用实缺。”并规定了带武器、士兵、船只投诚的各种奖赏条款。还郑重宣布：将一切歧视、压制海上人员在大陆上亲友的政策“亟行禁除”，“以后不许挟怨指称与海上镇营族戚以及瓜葛”而进行陷害。同时又严饬所部官兵：敌军“凡临阵抛戈解甲、丢去刀械奔来归降者，即系降化之人，不许杀戮，更不得诈为生擒，冒混献功。”他还积极主张对归降之台湾郑氏的官兵要尽力妥善安置和大胆使用。他在给康熙的上疏奏本中请求清廷“酌给投诚官俸，以安反侧。”当清政府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又具体做出了安置办法，并亲自带头做落实的工作。例如他大胆使用施琅就是很好的例子。施琅本系台湾郑氏投诚的将领，此人稳重老练并富有实际经验，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姚启圣便多次上疏清廷举荐施琅，并以身家百口性命保举施琅出任剿抚台湾的主将。施琅亦不负其望，在以后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建立了不朽之功。
姚启圣还专门对台湾老百姓制定出政策，规定：如系内地人民流人台湾者，均听各归原籍；如系土着，则听以仍居台湾。这其实是为清政府统一台湾提出的正确政策。
姚启圣的谋略思想和为清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对台政策，不仅在当时台湾军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民心，消解了一些敌对情绪，“诸伪将伪兵闻之，争欲自投来归，禁不能止。”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对中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有着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