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1日，戴高乐调往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战术史教员。志在戎装的戴高乐当然无法安于普通教员的生活，于是在1922年11月，考入高等军事院校。
戴高乐从高等军事院校毕业后，在总参谋部所属的运输供给局工作了3个月，随后被调任美因茨区法军司令部。这一年，戴高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是根据他被俘期间在狱中的笔记整理完成的。戴高乐此时已34岁了。
这本书深刻反映了戴高乐日趋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尔登战役中的一个事例，阐明了他的看法：“战争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则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实际情况和人的个性。”
对个性的强调在戴高乐的思想中已开始初露端倪。
《敌人内部的倾轧》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贝当的注意。1925年10月，在美因茨窝窝囊囊待了近一年的戴高乐受命到贝当的办公室任职。这时的贝当已是法兰西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三军首脑和法军总监了。
5年后，戴高乐又出版了《剑刃》一书。他在书中表明了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戴高乐完全按照他所刻画的形象来塑造自己，他对领袖人物的描写，自己都一一实现了。
1927年9月，整整当了12年上尉的戴高乐终于成了戴高乐少校，并于12月被委任为派驻特里尔的第十九轻步兵营的营长。
戴高乐少校治军甚严，士兵经常处于警戒状态。在进行打靶、队列训练和各种竞技活动等军事操练之余，则开展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和联欢活动。
当然戴高乐少校也没有忽视士兵们的文化教育，他经常召集士兵们听他的讲演，内容不外乎法国历史、军事战略战术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们的爱戴。在他担任营长的两年时间里，贝当又多次为他遮阳挡雨。
不屑于趋炎附势的戴高乐后来还是给贝当制造了一次麻烦，事情的起因在于新兵都不喜欢在气候寒冷、人地两生的特里尔服役，有些人就通过身居要职的亲戚设法调回法国本土。
戴高乐对此大为愤怒，他颁布了一个通告，凡是要求调回的轻步兵将一律受到惩处，全营官兵每天都要诵读这个通告一遍。
之后不久戴高乐就接到调动一名士兵的电令，他非但没有执行，反而把这个士兵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
而这个新兵是在戴高乐颁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议员的，不过，即使戴高乐知道也不会改变他的决定的。
这位恼羞成怒的议员向陆军部长告了一状，陆军部下令调查，如果这个错误成立的话，戴高乐将受到关60天禁闭的处分。于是戴高乐直奔巴黎，面见贝当陈述事情的经过，贝当又一次帮助了戴高乐少校，最终陆军部长决定不予追究。
不过，贝当和戴高乐的“甜蜜”关系已经趋于破裂。贝当已经开始意识到戴高乐不再是俯首帖耳的顺民了，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是”过。这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其实用处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么大，相反还总是令他难堪。
1931年年底，戴高乐从中东回国后，到贝当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两年后，被提升为中校。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10多年中，戴高乐多次调动过驻防地点，但此后的六七年内，他相对稳定在军界首脑部门进行军事战略研究工作。直至1937年年底，他晋升为上校后被任命为驻麦茨的第五〇七坦克团团长，才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
戴高乐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战争条件下，法国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更加脆弱。英国和美国可依靠天堑之险，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法国首都巴黎周围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在这种情况下，构筑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队伍”。而且要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选人员”。
他认为，全部现役人员应该在10万人左右，由常备军组成，他们应在精锐部队中服役6年，掌握专门技术，培养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而且在指挥方面也要有相应变化，以适应机械化战争的瞬息万变的局势。还要注意发展无线电通讯系统。
戴高乐当时军衔不算高，人微言轻。在关键时刻，国会议员雷诺给了戴高乐重要帮助。
1935年3月15日，雷诺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建议建立一支机械化部队。
但是，决策阶层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了，雷诺的计划被宣布为“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遭到了国民议会陆军委员会的拒绝。国防部长莫林将军还把这种军事战略上的争论，转化成对戴高乐的愤恨，把戴高乐从1936年的晋升名单中勾掉了。
局势的发展开始朝着有利于戴高乐的方向发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统治。
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其中大部分用于坦克和空军。
这一年10月的一个下午，莱昂·勃鲁姆会见了戴高乐。戴高乐与勃鲁姆的会面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不过戴高乐总算给勃鲁姆一个说得过去的印象。
这时，戴高乐已开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级军事研究中心供职，后来这个地方以“元帅之校”而知名。与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乐感到幻想破灭，不过也养成了他对政治的终身兴趣和对政客的极端蔑视。
1937年年底，陆军部长达拉第不顾甘默林将军的反对，把戴高乐的名字重新列入晋升名册，随后又任命他为驻梅斯的第五〇七坦克团上校团长。
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陆军部的那些人对戴高乐晋升的反应是“幸灾乐祸”，一则可以把他赶出陆军部；二则存心要看看总是鼓吹纸上坦克的戴高乐，用钢铁坦克能搞点什么名堂出来。
戴高乐一点不为离开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对自己的新职位十分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检验他的理论的绝好机会。他全然不顾坦克上的油污，戴着他的白手套，兴致勃勃地搞他的军事训练，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敬意的外号——“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国庆日演习中，戴高乐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让那些长官们大开眼界。不过梅斯的军事长官吉罗将军，一方面就坦克团的训练有素对戴高乐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别想在他的防区看到戴高乐的理论付诸实践。
可想而知，戴高乐的设想仍未能实现。就在这次演习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去世了。
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贯支持他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两个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长辈，的确是令人伤感的。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是欧洲局势的发展。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他计划已久的德奥合并，希特勒独霸整个欧洲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但是法国国内仍然麻木不仁，多党派政治导致的内阁动荡、更替频繁，并没有因为大战临近而有所改观，从1938年3月至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阁就更换了3次，政府的不连续性使法国的内政外交颇受影响。
尽管达拉第与张伯伦一再退让、妥协，但战争还是来到了家门口。法国政府战争准备严重不足。等待时机的戴高乐终于在这一期间脱颖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兰，并在短短16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
9月17日，苏联军队也从波兰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曾经在《洛迦诺公约》对波兰领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证的法国和英国，还未做出反应，这场入侵就已经结束了。
实际上，如果英法在西线采取行动的话，这场世界大战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开始就会给希特勒当头一棒。然而，英法仅仅是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除此以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反而听任希特勒把战火燃到北欧。
此时的戴高乐率部驻守在阿尔萨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却因远离决策中心，无能为力。
11月，他致信总参谋部，继续不遗余力地阐述装甲部队的效能，再次提出绵延漫长的战线是难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满心焦虑，到巴黎再一次游说。在雷诺的住所，他遇到了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他们谈起战局，勃鲁姆竟然认为：德国人既不可能东进，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深陷于苏联的领土中；他们也不可能西进，因为他们无法对付马其诺防线。
可见，法国政界人物对德法力量的对比，无知到何种地步！而法国民众的态度也就不难推测了。
1月26日，戴高乐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给最高统帅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
在备忘录中，他指出：
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法国的防线将随时被突破。只有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须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机械化部队的决定。必要时可与英美合作，制订出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
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统帅们的注意。法国灾难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于拂晓时分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尽管从多种渠道已获得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但由于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就在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紧要关口。6月5日夜间，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6日清晨，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听到广播后叫醒了戴高乐，告诉他对他的新任命。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也许他事先已有耳闻。因为6月1日，魏刚将军召见他时，他曾顺道拜访过雷诺。不过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汹涌的波涛。
尽管形势危急，他作为军人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是两次参加战斗已经使他意识到，法国军队的问题不在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将士，也不在装备、军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只想求和的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身上。
这个时候进入内阁，也许还能起点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法兰西的心脏，可以参与决策，可以影响首脑人物，可以……不过，戴高乐心中也有一丝隐忧，凭他对那些高官们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么微小。尽管各种想法在心中往复交织、挣扎不已，戴高乐还是怀着些许憧憬走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马上就到战时内阁总部见了总理。不过，雷诺的决心远不如戴高乐坚定，雷诺虽然希望战斗到底，希望法国最后能够胜利，但是自从他上台开始，就被包围着他的失败主义者们所左右。
而且大战开始后，法国的溃败和混乱更使他的决心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总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和英国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随着德国人的步步进逼，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贝当和魏刚为代表的失败主义者，不断地谴责英国见死不救，向英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正如魏刚在和戴高乐谈话时说的那一连串“如果”一样，把在法国本土上抵御德国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一再强调英国的“责任和错误”，却不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实际上是在为下一步停战求和寻找借口：既然英国无法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法国只有停战求和。
而戴高乐之所以有坚定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法兰西民族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坚信。
戴高乐自小生活在一个视祖国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在军队服役，和政党政治没有什么牵扯。因此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受任何政治上的干扰，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态度的干扰。
当然，个人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戴高乐一直都以意志坚定著称，一旦他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从不让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响升迁也在所不惜。
雷诺要戴高乐去见丘吉尔，不仅要他向英国政府表示法国将继续战斗，而且要戴高乐设法从伦敦获得可靠保证，保证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将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探询一下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备起来，派回大陆作战。
在访问前，戴高乐又一次拜访魏刚将军。
这次谈话给戴高乐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刚虽然依旧镇定自若，但是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他甚至说：“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
他紧接着说的那句话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国人给我留下必要的部队来维持秩序的话，那就好啦！”
实际上，魏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不让人惊奇。自从战争开始后，掌握法国政权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他们宁可一再迁就德国，即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见暴力革命的发生。
达拉第执政期间，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却允许法西斯党徒四处活动。魏刚的这番话不过是把他们的担心放到桌面上了而已。
戴高乐尽管吃惊，还是告诉魏刚，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图正好相反，纵使战争失利，政府也不会放弃斗争。听了戴高乐的话，魏刚未发一语。在魏刚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还与来请示工作的各个参谋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尽快结束战争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以想象，戴高乐看到的、听到的种种情况使他的心情多么沉重，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掌握各种权力的人都丧失了信心。
但是他仍然认为，一旦政府果敢地作出决定，在帝国范围内继续斗争的话，这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思想仍然可以扭转过来，勇气也可以重新燃起。
基于这种认识，行前戴高乐又见了雷诺一次，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魏刚的总司令职务，换上洪齐格尔将军。雷诺的回答含糊其辞，他虽原则上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认为这时候进行人事更动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由于雷诺的动摇不定，这个建议从未实施。不过，那时即使更换了总司令，恐怕也不会有扭转乾坤的希望。
虽然深感孤立，戴高乐在去伦敦前仍拟订了一项把部队都运往北非的详尽计划。这意味着要把50万军队撤往北非，法国的飞机和海军都要投入使用，而且还需要有50万吨的船舶动力。这一切全要靠英国来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