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十几年前吧，我所在的杂志社搞了一台大型的文艺演出。节目开始前，一位衣着新潮的小伙子大大咧咧地坐在了主宾席上。我走上前，婉言告诉他这是留给伍修权、杨成武等同志的，请他到另外的桌子就座。不想，小伙子勃然变色，道：我是某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令许多俊男靓女如痴如狂的名字，演出结束后，有小姐诚惶诚恐地要与其合影便是明证。可惜我当时孤陋寡闻，对这位频频上镜的流行歌星竟一无所知。后来，横店风波，抗税事件一类的事听得多了，我更强化了对演艺界一些明星、大腕儿的厌恶之情。
对笑林产生好感，缘于一个极小的细节。
那天，我随中华慈善总会赴张家口地震灾区，去参加由该会捐助的一所中学的落成典礼。上了大轿车不久，便见笑林笑眯眯地登上了大轿车，与我比邻而坐。可是，当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上车后，不得不坐在了后车轱辘上空着的那个座位，双脚只能蜷曲起来时，笑林竟立马起身要与他换座儿。谁都知道，五六个小时的长途颠簸，不能伸直腿是个什么滋味儿，所以年长者执意不换，笑林却一再坚持，理由很简单：“我比您年轻，经颠腾！”
因此，我们有了交谈。
互问年庚，当笑林得知我长他两岁时，便用手捋了捋油光铮亮的长发，诙谐地调侃道：“看起来，您可比我显得年轻，您看，我脑瓜顶上的头发已经不多了，得紧着‘地方’支援‘中央’！”
这个笑林，倒也真诚、率直得可爱。
颇有长者之风的阎明复副会长告诉我，张北发生地震，笑林是演艺界第一个捐助善款的。得知消息后的深夜1点多钟，他连妆都没来得及卸，便从春节晚会的排练现场驱车赶到了慈善总会，为灾区的中学能如期开课，捐献了一座活动房屋。
有人打趣：笑林，你是想争个第一吧？笑林急忙摆手：“不，不，我是怕第二天团里有事来不了。”同车的侯跃文扭过头说，“想争第一有什么不好，就是要争个第一嘛！”
一间活动房屋7800元，笑林当时问：“您让我捐几间？”慈善总会的同志回答：“捐一间我们就很感激了。”笑林很认真地纠正道：“不，应该表示感激的是我们，因为如果不是你们牵线搭桥，我们拎着猪头也找不到庙门啊！”假如，就此认为笑林是大款就错了。闲谈中我得知，1997年，不算报酬极低的春节联欢晚会和电视台的任务，仅分文不取的慰问铁路职工演出，笑林一年就演出了116场，而收入几千元上万元的商业性演出，笑林倒出场次数寥寥。
“不是不想挣钱，我是铁路文工团说唱团的团长，得带头把心思用在工作上啊！”笑林倒也实在，“不过，可苦了李国胜了，人家招谁惹谁了，逗哏的不出场，捧哏的上哪儿挣钱去啊！人家李国胜也够意思，一点也不怨我，说，‘没关系，你不去，我也不去，不就是少挣俩钱吗？’”
慰问演出是件苦差事，不说别的，吃住在火车上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呢？南昆铁路开通后，他们去慰问沿线的铁路职工和当地群众，在火车上一住就是三个月！火车开起来还好，一旦停下来，三四十人的大通铺，光是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就够人受的。贵州山区不少地方缺水，别说洗澡，几天不洗脸是常事，一上了妆，就不用卸了，而有时，行驶几十里，仅仅是为一个扳道工演出。
“那我们也觉得值，因为地处偏僻，职工的文化生活太单调了，而正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默默工作，没有他们无私的奉献，铁路这条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早就堵塞了。”至于偏僻到什么程度，笑林讲述了一个细节：在南昆线某地，不少老百姓穿上新衣服，像过节一样走了几十里、上百里山路来看火车，见火车，他们敲一敲，听一听，然后点点头：“噢，铁的！”再往车厢一瞅，乐了：“哎，这不是说相声的笑林、侯跃文吗？”为了看火车，顺带把我们也看了！
因为有了笑林，一路上便不觉枯燥。
车已行驶了几个小时，有些饥肠辘辘，前边儿有人传过一些食物，笑林打趣道：“收到一包‘救灾物资’，又收到一包‘救灾物资’，感谢了！”嚼一块饼干，就一口水，他吃得很“投入”。他告诉我，幼时他的家境非常艰难，父亲五六十元的工资，却要养活一家九口。那时候，他最奢侈的企盼是能敞开肚皮吃一顿炸酱面。有一次过节，母亲揪了大小不一的七个面团儿，七个孩子一人一个，怕混了，每个上面还点了红点儿。笑林行七，点了七个红点儿的面团儿最小，可是不知道是母亲有意弄混了，还是哥哥姐姐让着他，总之，他的那个小面团儿竟然擀出了满满一大碗面条儿。说到这儿，笑林咂咂嘴，充满留恋地说：“那碗面条，真叫香啊，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时，夕阳透过车窗，正把一抹余晖投射在笑林的脸上，望着他的脸，我忽然感受到了一种情感—肃穆，它竟使我的心头一热。我想，已经成了名人的笑林所以依然质朴、真诚，跳动着一颗爱心，也许正是缘于他曾经有过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这一经历的正视与珍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