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喉头上，像有一条小虫子在爬，痒痒得难受—大夫说他劳累过度，感冒了。今天一早儿起来，他觉得头昏脑涨，鼻子发堵，接连打了两个喷嚏，用喝剩的豆浆送下一丸速效感冒胶囊，还是没有能够抵御住感冒病毒的入侵。
的确，这两天他精疲力尽：劳改所—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生活的变化像一只转动的万花筒。他早晨出去，晚上回来，想合上生活运行的节拍，可是，社会虽大，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的位置。
“笛，笛—！”一辆解放牌卡车擦过他乘坐的公共汽车，向前开去。车上坐满了人，一面鲜红的团旗在风中猎猎飘舞。歌声，断断续续地送入他的耳鼓：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他的心中涌出一股酸楚。幼时，小伙伴们兴高采烈地玩“老鹰捉小鸡”，他跑去，可人家不带他玩儿，他委屈地哭了。当时，心中也是这样一种感觉—被排斥在了生活之外，只不过，没有现在这样明确、强烈、持久罢了……
他痛苦地闭上眼，把头无力地靠在了坐椅的靠背上。倏地，耳畔仿佛又响起了劳改队长深沉的声音：“人生的耻辱不在于摔过跟头，而在于跌倒了以后爬不起来！”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贴身的上衣口袋，那里面装着劳改队长送给他的礼物—一张《新民晚报》，上面登了一条消息：一个叫金城的青年刑满释放以后，努力用汗水洗刷着以往的耻辱，重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尊重，同时，找回了失落的爱情。春节前夕，金城特意到监狱举行了婚礼，以感谢让他获得了新生的宝地。可是，自己呢？他鼻子一酸，泪水无声地滚落下来，流进嘴角。喉头里的那条“小虫子”被微咸的泪水一刺激，又蠕动起来。他使劲地咳了一声，然后睁开眼，踌躇了一下，扭头把咳出的痰吐在座椅的旁边。
“嘿，你往哪儿吐？”
他看了她一眼。她那双像黑葡萄珠一样的眼睛瞪得很圆。
“说你呢！”年轻的女售票员见他木然地望着自己，平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便把声音提高了八度：“瞧你那德性样儿！”
她是在骂谁？骂自己吗？血，直往头上涌——两年前的一天，他在街上闲逛，一个骑三轮车的小伙子，一边摁铃一边冲他开炮：“看道嘿，前边那主儿！”他不能忍受这种棒喝，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战！于是，他一把将那个骑三轮车的小伙子从车座上揪下来，打得头破血流。在这以前，为了“拔份儿”，他曾把一颗烧红了的煤球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在哥们“啧啧”咂舌的惊叹中，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不像有的“玩闹儿”那样，一点也不要脸面。他怕别人看不起自己，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或许真像劳改队长说的：自尊，如果离开了对他人的真挚尊重，就会使一个人变得更加粗俗和野蛮。同样是石头，铺在路面下的是路基石，立在路面上就变成了绊脚石。他低下头，努力克制着自己，让急剧起伏的胸膛平息下去。生活，像是一个难解的谜，一步走错，就会影响结局。自己已经有过失误，现在，正在以过去的结局为起点呵！
过了好一会儿，他重新抬起了那张由于压抑而有些苍白的脸——她还在斜眼瞥着他：鄙夷、冷漠、不屑一顾！冰冷的目光像两条鞭子抽打着他！
他把头扭向窗外，避开了她的目光，心倏地一坠，如同在一个无底的深渊中下沉—他害怕这样的眼神。他曾看过一本书，记得苏联一个叫马卡连柯的教育家说过，你只有学会了用二十种不同的语调、二十种不同的眼神来表达自己感情的微妙变化时，你才能够称得上一个教育家。看到这里的时候他哭了，泪水打湿了书页。是呵，同样是一瞥，蕴含的感情色彩却是截然不同啊！从外表上看，他放荡不羁，前额上那道一寸来长的伤疤和向下弯曲的嘴角，甚至给人一种凶悍的感觉。打起架来，刀子冲胸口捅来，他可以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其实，他的内心虚弱极了—一个鄙夷的眼神也能在他心底掀起痛苦的大波，以至漫过感情的长堤。那几年，他已是赫赫有名的“镇三街”了，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一个曾经毗邻而居的老街坊。他忽然异常希望这位老街坊能像幼时一样，叫一声他的小名：“三儿！”然后和他唠上几句家常。哪怕是冲他笑一笑，点个头也好。可是，擦身而过时，这位眼瞅着他长大的老人只是投来鄙夷的一瞥，如同在看一条生疮害病的野狗。他的魂像被人抓去了似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一个小酒铺，一气喝了半斤“老白干”，回到家里做了一宿噩梦。
刚才，他忐忑不安地来到街道办事处，询问自己的工作。女办事员约摸四十来岁，梳着齐耳的短发，戴一副黑边的近视眼镜，显得精明而干练。她接过他递过的“户口簿”翻到属于他的那一页，看了看，随手扔过一张表格。他费力地填好了，双手捧给她。她接过来放在抽屉里，白了他一眼，像女售票员一样，鄙夷、冷漠和不屑一顾！然后，“咣当”一声关上抽屉，说：“回家等信儿吧！”那神态、那语气、那眼神分明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就你这号儿的，还想马上安排工作？哼！……”
活在世上，被人用白眼儿瞧，真不如死了好！
车停了。正是下班的高峰，人们潮水似地涌上来，有人在大声地叫嚷：“哎哟，慢点儿您！把人都快挤成柿饼啦！”没上来的人扒着车门不肯松手，女售票员声嘶力竭地动员人们往里挤一挤，车厢像个密封的罐头盒一样令人窒息。他却感到了一种少有的充实。据说，北京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可是，他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孤岛”上，四周没有陆地，没有桅帆。像躲避瘟疫的传播一样，人们总是远远地躲着他，有时他和熟悉人走了个照面儿，人家或者敷衍地应酬两句，或者弯下腰去系鞋带，其实，人家或许穿的是一双松紧口皮靴。现在好了，他的身边挤满了人，而且，有的人已经紧紧地靠在他的身上，他不再孤独了，他是人群中的一员！
“妈妈！叔叔他妈妈不要他了吗？”
“不要说，应该讲礼貌！”
他扭过脸，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小女孩站在他的身旁，一只手搂着孩子，另外一只手费力地抓着扶手。小女孩白白的、胖胖的，像个瓷娃娃，正睁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望着他，用纯洁的心理论证着自己的判断：“那，叔叔为什么不高兴啊？”说着，小女孩噘起小嘴，做了一个生气的样子。
他有些窘迫，忙站起身，笨拙地说了声：“您坐！”
“不，不！”年轻的母亲关切地望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热忱与真挚，“您身体不舒服，还是您坐吧！”
他摇了摇头，感激地一笑：“我没事儿！”
他想起了劳改队长。出来的时候，劳改队长也是用这样真挚的目光注视过他，明亮的眸子像两颗火星，一闪一闪的，点燃了他心中已经熄灭了的希望之火。只不过，在劳改队长关切的目光中，隐约夹杂着一丝担心和忧虑。而这位年轻母亲的目光，却只有关切与真挚！他感到了一种满足，完全不同于他把烧红的煤球搁在大腿上，赢得了“哥们儿”的赞佩时的那种满足—那种满足如同飘浮在荒野上的磷火，被阴暗、恐怖的暗夜包围着，使人在满足之中又觉得空虚、寂寞、孤独……
“潇潇，谢谢叔叔！”年轻的母亲见他执意不肯再坐，便亲吻着孩子的脸颊说。
“谢谢叔叔！”
记得小时候，妈妈吻着他的小脸，也曾这样教过他。那时，在他的心目中，被他感谢的人无一不是和善与美好的化身。现在，他—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也在被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天使真挚地感谢着。他笨拙地说了一句：“不用谢。”心头一热，眼睛竟有些湿润了。过去，他明抢暗偷，从社会攫取得越多，人格就越低下，在旁人的眼里，活在世上还不如一条狗。今天呢？他仅仅是让了一次座儿，就得到了这样真诚的尊重与感激！他细细地玩味着，如同咀嚼一枚橄榄。
年轻的母亲掏出钱，隔着人群向售票台张望。
他主动接过钱，帮她买好了车票，她又感激地冲他一笑，真挚地说了句：“麻烦了！”小女孩也发表“评论”了，用她那双天真的眼睛，用那颗纯洁的心：“叔叔是个好孩子，你妈妈会喜欢你的！”
周围的乘客“咯咯”地笑了。有人郑重地附和着小女孩的话：“叔叔这么爱你，妈妈是不会嫌弃他的。”他回过头儿，身后站着一位约摸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梳着齐耳短发，戴一副黑边的近视眼镜，显得精明而干练—是她。她正在冲他微笑，镜片的后面，已经没有了鄙夷、冷漠的神色，闪动着的是鼓励与赞许的微波。他冲她感激地笑了笑，一扭头，又看见了女售票员—她也没有再瞪他，那双秀美得像黑宝石一样的眸子里流露出一丝歉意。
他心中的阴云消散了，心境明朗得像一块蓝蓝的天，蓝得透明，蓝得醉人！他想起了劳改队长给他们朗诵过的那首诗：“在这新时代觉醒的黎明，你为什么，聪明的愚人，顾虑重重，彷徨不定，错过一切重新开始的机会，却把自己的思想倾进疑惧的无底深坑？”
据说，这是一个叫泰戈尔的印度老头写的，可是，却好像是专门写给自己听的。真是的！自己干吗这样自卑呢？人不能改变自己的过去，可是能创造自己的未来呵！还是劳改队长说得好：“属于今天的花朵凋谢了，只要把种子牢牢握在手中，那么，明天的花朵还会再开的！”也许，自己一时还安排不了工作，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去领一个“个体营业执照”。至于干什么，他一时还没有想好。总之，如果卖绿豆芽，他不会用氨水去生；卖松花蛋，他也决不会把土豆包上黄泥去糊弄人；要是摆摊卖大碗茶呢？不管生意多好，茶叶一定只能用一次，不能像有的人那样，煮完了晒干，晒干了又去煮，让开水挂点色儿就当茶水卖—昧心的钱不能挣。用爱才能感受爱，用心才能温暖心，用给予才能换来幸福，用尊重才能赢得尊重！这是他刚刚形成的认识，它将升华为一种坚定的生活信念，引导着他走完以后的生活路程！
自然，以后的路上还会有风雨、有泥泞、有坎坷，但是，只要这个信念不变，那么，希望的太阳就将永远照耀着它！
他要下车了，忽然想到一件事，急忙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纸，蹲下身，仔细地擦净了地板上的那口痰迹，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纸叠好。下车后，他要把它连同自己对生活的失望，一起扔进果皮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