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列数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愚忠，怕是不该遗漏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们出于对自然力的依赖与崇拜，把“上天”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心理折射到人际关系中来，尽忠君王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君王，天子也。用墨子的话说：“天之意，不可不服也，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所以，“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长夜中，愚忠的事例可用车载斗量。春秋时的豫让，为了给主人智伯报仇，先是“变名姓为刑人”，混迹赵府，伺机行刺，败露后，又“行乞于市”，乘赵襄子外出时，再次谋赵未成。被抓获后，襄子问他：何以如此？答曰：“忠臣者死名之义，吾为智氏而死，死得其所！”于是“伏剑而亡”。智伯何许人也？乃晋国显赫一时的大夫，蠹政病民，人心丧尽，为赵襄子等灭掉，在当时可谓顺应潮流；豫让助纣为虐，不但是愚不可及，而且势必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到底，愚忠忠于的不过是落后的生产方式。我想，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步履维艰，和这类“忠臣”太多并且一直在承袭着香火怕是不无关系的。
现代愚忠，在史无前例的那十年达到登峰造极、俗不可耐的地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几乎成了一种宗教仪式，三个忠于、四个无限、两个凡是各领“风骚”一时，“紧跟与否”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评价标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必然成为“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年月，泱泱华夏，只准有一个声音回响；十亿人口，只需要一个大脑思维。个别领袖走上了神坛，芸芸众生便只有匍匐在地的份儿了。愚忠观念的恶性膨胀，一方面使人的个性和创造精神被扼杀，在盲目的崇拜中失去了个人的主导意识与价值；另一方面，又促使有的领袖人物头脑发涨，把自己看成了普度众生的仙人，以至听不进不同意见。
有持异议者或曰：“今之领袖和昔之君主怎么能相提并论？”言外之意，尽忠领袖与尽忠君主有本质的不同。但他们恰恰忘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本质区别。忠君与爱国，在中国封建社会倒常常是并行不悖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就是国家的象征。今天则不同了，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已经把少数独裁者垄断的“家天下”一变而为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国家。作为人民的公仆，领袖人物应对人民尽忠，才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他们所以伟大，恰恰是因为他们把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人民为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所进行的伟大事业。如果以为对事业的忠诚可以用对领袖的忠诚来代替，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其实，封建官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并未把尽忠皇帝和报效国家混为一谈。魏征在一次劝谏唐太宗后，就曾提出要求：“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太宗不解：“难道忠臣和良臣还有不同吗？”魏征解释说：“良臣应该辅助君王，治理好国家，君臣同心，俱享尊荣；忠臣则虽对君王忠贞不二，却对治好国家没什么帮助。结果往往是身诛国亡，这样的忠臣有什么用处呢？”魏征主张的为臣之道，基于君臣共享富贵，立意虽然不高，但他认为愚忠的结果往往是“身诛国亡”，着实说到了点子上。愚忠导致人治，民主导致法制。而人治是悬在社会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它随时可能由于一两个人的决策失误、素质变化甚至健康原因，而将国家命运、人民前途推入黑暗之中。历史上，虽有过“贞观之治”、“文景之治”等一类盛世，但就总体而言，则是烽烟迭起，饿殍遍地的时候居多。其源概出于此。这一点，十年动乱也给了我们血的教训。
人们在经历了漫长的坎坷后，总要回过头来对自己走过的路进行反思。愚忠，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愚忠是否绝迹了呢？从形式上看，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一类的宗教仪式是没有了，但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封建思想的清除不力，作为人身依附观念的一种表现，愚忠的“磷火”又时有闪现。君不见，以人划线，攀比靠山，干部施恩图报，个人有恩必报等现象仍存在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吗？看来，彻底清除愚忠这一封建思想的影响，真正使个人的主体价值和创造精神得到尊重，还要待以时日，需继续努力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