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晏明先生，于2006年9月15日晚8时30分谢世，至此走完86年生命全程。
生命与尊严的选择
2006年9月，农历上的黄金季节。度过了潮热蒸腾的夏季，爸妈的精神好起来。
这天，我没课，不用去学院，照例在爸妈午睡后探望。妈妈睡在卧室，说无事；爸爸躺在客厅长沙发上，说胸口不舒服。
我知道，心脏供血不足是爸爸的老病，赶紧将“硝酸甘油”放进他嘴里，然后在爸爸身边坐下，摸着他的脉。果然，心律不齐。我扶爸爸吃了“倍他乐克”，这药主治心律不齐并降压，爸爸对我点点头，平躺着。这之前的一天，就是9月14日，我约了汇仁医院的林主任上门检查，林主任还为爸爸输了很难搞到的人血白蛋白液。林主任临走时建议，最好送父亲住进大医院疗养。
说实话，我很惧怕医院的粗暴检查。那种架着病人保持直立姿态的胸部透视，掀开被子裸露身体的听诊，都使心盛气衰的爸爸忍受不了。为此，我请求过冷漠的医生手下留情，也投诉到过医院办公室。爸爸出版社的李大夫几次告诫我，老人千万不能感冒，他们的副社长就是在医生检查完后，猝然感冒离世的。
我看了一眼台历，9月15日。还有几个小时，妹妹小娅就从墨尔本起飞，要回北京看望爸妈了。
这半年来，爸爸说话无力，常常伸出手指比划。竖大拇指，是最高兴的时候了。我和泰来住在楼下，每天泰来炒了菜送上来，爸爸都会笑着竖起大拇指。妈妈说他是打哑语，爸爸听了，不反驳，只是微笑。我也凑热闹，给爸爸讲了张天翼童话《大林和小林》中的故事，说大林太懒惰了，连笑，也要招呼站在身边的两个仆人，帮他拉开嘴唇的两角，爸爸听了，也还是微笑。
我望着爸爸，问他是不是去医院，他摇头，说不想去。在过去的许多日子里，我都这样与他商量，他同意了，我才通知哥姐，叫上急救车，一道去医院。爸爸说话的语速慢了，表达也简短，但神智像以往一样清醒，总是能对眼前事情做出最为明确的判断。我说要去社区医院灌装氧气，爸爸摇头，对我说了两个字：“保姆。”我知道他希望我守在身边，便告诉爸爸保姆办不了，爸爸小声说：“你别去。”我留下来，马上给社区医院打电话，要求他们带心电图仪器来，又通知了哥姐。
我依旧坐在爸爸身边，告诉他，小娅正在收拾行李，明晚就可以到达北京了，爸爸点点头，表示知道。之后，他不再说话，疲惫地闭上眼睛，我们互相拉着手。
爸爸一向能够忍耐痛苦。很多年前，他患了带状疱疹，我查医书，知道那是由于病毒入侵神经节，使皮肤出现充满液体的成簇小疱的病，剧烈疼痛沿神经支分布，这种疼痛持续了一个月，可爸爸有时坐，有时躺，从不吭声。
时光从我们身边溜走。我问爸爸好些没，他睁开眼睛看看我，摇头。他是那样虚弱，眼神很柔和。我知道，只要我在，他心里就踏实。
社区医生没来。我耐不住了，再次与父亲商量去医院，父亲仍旧犹豫，但看见我很坚决，就同意了。
爸爸被送进了120急救站。输液、降压。稳定后，120急救站要求将病人送往安贞医院。
我们坐进120急救车，大约要有30分钟车程，那正是下班的高峰时段，急救车拉起刺耳的鸣笛声。我挨近爸爸，能够听见他的呼吸。我问：“爸，好些吗？”爸爸小声回答：“难受。”他没有睁眼。我掖了掖他的被子说：“爸，再忍忍，一会儿就到。”爸爸没有回答，听凭我拉着他的手，像在家里那样，静静的，我们感受着彼此的体温和情谊。
我没有料到，爸爸也不会料到，这是他老人家86岁生命行程里的最后一句话。
爸爸被送进急诊监护室，表情平静。我们如释重负，感觉就要度过难关，会像每次那样，他在急诊室住上一两天，就转到干部病房，而后出院回家。
我和哥姐默默地守候在监护室外，就见一位20多岁的女医生走到爸爸跟前，低头叫喊爸爸的名字，一声连一声。爸爸不理睬。
我太知道爸爸的脾气了。他儒雅重礼，最反感小辈人对长者直呼其名。这一生，他受到的非礼太多，总是以高傲的无言作回应。我冲进监护室，希望女医生称爸爸“晏明先生”，可女医生梗着脖子对我说：“我们就这么叫！”
我赶紧附身呼喊爸爸，我以为，爸爸一定像在120车厢里那样回应我，哪怕微微张开嘴！
可是，没有。
一个可怕的念头如同五雷轰顶般炸开：也许，爸爸的灵魂正在越过我们的头顶，向临界飘飞！我纵然抱住爸爸的身体，可是抱不住他飞升的灵魂！
一个月后，为了知晓爸爸最后一瞬间的意识状况，我疯狂地寻找有关“濒死体验”的研究理论。
中国精神医学专家冯志颖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81例幸存者所做的濒死体验调查显示，半数以上者回顾生活往事；近半数者感觉意识从自身分离，轻盈飘浮，舒适无比；约三分之一者感觉通过坑道或隧道样空间；约四分之一者与过世亲人或在世熟人团聚。
德国进行的有42名年轻志愿者参加的“死亡试验”证明，在利用药物失去知觉的22秒时间内，志愿者们分别看见了彩光；看见了亲友；看见了自己发着蓝光的“灵魂”从肉体中“逸出”；看见了一条发光的“隧道”……
我，我，心怀恐惧，连声呼喊着爸爸！我相信，只要他应答一声，就可以亲手关闭那条通往阴森可怖世界的大门！
记得，有一年，爸爸对我说，如果患了重病，他决不愿经历卧床的过程，宁愿离世！现在，他的沉默意味着什么？是想孤独踏上那个我们不能护送他去往的世界吗？
至今，我不能判定爸爸在最后一瞬间的思路。不知道他是为年轻医生的无礼拒绝回应，还是因为惧怕卧床给家人带来麻烦执意离去；不知道他是否听到我悲哀绝望的呼声，是否想到他的儿女守候在身边等待他一起回家！或许，他已经站在阴阳分界处，听不见尘世的嘈杂，只看见炫目的天堂风光，享受着从未体验过的舒适，遂以诗人的自由去追逐那诱人的光亮！
医生们急速赶来，开始施行心脏急救。
人工呼吸。按压，按压。一个医生替换另一个。一个小时过去了。
爸爸固执地保持沉默，心电图呈直线型，没有一丝变化。
时针指向8时30分，负责抢救的女主任直起身，其他医生也离开了病床。主任走到我们身边轻声说，从7时30分起，你们父亲就没有了呼吸。
我们的眼泪流下来了。睁大眼睛，努力看着爸爸，每个人都想把爸爸最后的形象镌刻进心里。我们的爸爸一如以往那样，维持着他努力保护了一生的尊严，庄重英俊，平静地闭着双眼，听任身穿蓝大褂的工人将他的床移向这座大楼的底层。
哥哥马上出门去为爸爸购买上路的衣服。而后，我们在那个阴冷彻骨的地下大厅里，为爸爸更换服装。西服质地很好，爸爸一生注重仪表，就连每天使用的手绢都迭得方方整整。他喜欢身着西服，在台湾、香港、家乡云梦、悉尼、墨尔本和许多我们不知晓的舞台上，放声朗诵自己的诗歌。换衣服时，爸爸很配合，肢体暖暖的、软软的，好像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肌肤相亲。哥哥、二姐和我，动作很轻，生怕弄疼了爸爸。泪水模糊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视线，一串串，分不清是谁的眼泪，滴滴都淌落在爸爸身上！穿好衣服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抱了爸爸，而后对他说，我们先回家了，很快会再来，请您静静等待。
那时，那时的每一分钟啊，我都渴望着奇迹发生——爸爸睁开眼睛、微笑，而后，我们簇拥着爸爸，幸福地回家！
我不能不相信心理感应。事后妹妹小娅告诉我，就在爸爸故去的那一刻，她正在墨尔本家里，向旅行箱里放送东西。骤然，她感到一股无以名状的心悸浪潮袭来，竟难以自持，于是丢下了手里的物件，惊得她丈夫威克多赶紧跑过来，问她要不要帮忙。
我们从安贞医院回到家时，夜幕已经落地。因骨折而卧床的妈妈披衣坐在床上，焦灼地等待着爸爸归来。
在妈妈嫁给爸爸的65年时光里，无数次，妈妈就这样等待着爸爸。抗日战争时等，肃反审干时等，批判胡风时等，反右风潮时等，文化大革命时等。妈妈这一生，活得战战兢兢。可不管日子多么艰辛，妈妈总是能够等来爸爸。只是现在，爸爸与妈妈已是阴阳两隔！
我们咽下泪水，向妈妈报告说，爸爸住院了，要住一段时间，慢慢调理。她老人家相信了，长舒了一口气。妈妈不会想到，我们要将已经发生的噩耗保持到她的百年。妈妈甚至微笑了，轻声说：“小娅现在应当到达墨尔本机场了，明天晚上就能到达北京了。”在妈妈心里，没有什么比阖家团圆更重要。
我走进自己的家，压抑了许久的哭声终于爆发出来！2006年9月15日晚8时30分，我们失去了、失去了、最终失去了亲爱的爸爸！
父女情谊
我看过曹禺先生之女万欢写的文章。说小时候，曹先生坐在沙发上看书，她和姐姐把父亲的肩膀、脑袋当成大山，攀来爬去，还在他的头上锄“草”种“庄稼”，把他的头发揪得“乱七八糟”；而父亲呢，也像个顽童，即使外出很晚回来，姐妹已经睡了时，他也会兴冲冲地把孩子弄醒，在床上疯玩一通。
我家里，从来不曾发生过这番景象。
我幼年眼中的爸爸，高大英俊，才华横溢。他总是外出，老有做不完的事，极少留在家里。他的威严，他的寡言，他的武断，他的不随和，使我多少有些畏惧。
每天早晨，当我起床穿衣时，家里没有爸妈；每天晚间，我脱衣睡觉时，还是没有爸妈的身影。周日，偶尔可看见妈妈为家里劳碌，为我们在作业本上签字，可还是看不见爸爸。
我总在想，他是爸爸吗？为什么常年不住家里？他是爸爸吗？为什么不与我们做游戏？他是爸爸吗？为什么不给我们讲故事？
我们习惯了爸妈不在家的日子，仅有过的几次家庭活动，使我记忆终生。
有一年，可能我三岁，爸妈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国庆焰火。时间还早，妈妈领着哥姐去喝水，留下爸爸和我。妈妈叮嘱爸爸：“你要领紧孩子！”广场上人头攒动，无数成人在狂欢。我乖乖地坐在一块木板上，爸爸站着，他不说话，我也不敢吭声。一会儿，爸爸像想起了什么，拍拍我的头说：“你坐在这里别动，我马上回来！”我太小了，那时最大的恐惧就是离开家离开大人。我看着爸爸远去的背影，感到孤独无助，等着等着，不见大人，就哭起来，随后挤进人山人海，想去找妈妈。那天，妈妈从天安门派出所领回了我，而我的哥姐也没能看成焰火，随爸爸扫兴地回了家。后来，妈妈很多次描述派出所里的情景。年轻民警问：“孩子，这是你妈妈吗？”妈妈期待地看着我，我那时的表情太不正常了，我应该扑在妈妈怀里叫上一声，而后幸福地哭泣。可是，我站着不动，固执地不开口。民警显然生疑，奇怪妈妈在报失电话里描述的孩子外貌与我完全吻合，而我却如此淡漠。年轻民警没主意了，背转身，与另一个年长民警商量。妈妈听见年长民警小声说：“……这年头谁要小孩啊？”于是年轻民警转过身，验看了妈妈的记者证，留下电话，终于放我们出门了。
又一年，可能我四岁，爸妈难得地带着我们到中山公园游玩。公园里，有一个电动游乐区，在那铁栏杆围起的硕大圆盘里，有大小两圈交通工具供小孩选坐。小圈的，有十来架小飞机，它能够有节奏地升降；外面大圈的，是二十来辆小汽车，不能升降。当管理人合闸通电后，圆盘就能够旋转，汽车、飞机随着转，那旋转速度远远比不上今天的“过山车”，大概转上5分钟就算完成一场。坐汽车5分钱，坐飞机1毛钱。爸爸用他那一双大手，轻轻地把我送进小汽车里。我那时像男孩一样梳着分头，孤僻寡言，不爱和别的小孩玩，连保姆都用河南话说我“不经人”，我一直理解那话的意思是“不招人喜欢”。那天我的行为再一次证明了保姆评价的正确。当我坐进汽车时，没有像旁的孩子那样亲昵地向爸妈招手，也没有表示不愿意乘坐，可当大圆盘呼啸着旋转起来的时候，当小飞机、小汽车里的孩子们都纵情欢呼时，我却号啕大哭。圆盘不为所动地继续旋转，我哭了一圈又一圈，直哭得圆盘外面的家长都很扫兴。不用说，爸妈一定后悔带我出门玩。
我对爸爸的畏惧一直持续到了小学高年级。那时，受哥哥影响，——他是北京八中的学生话剧团团长，我总是效仿他在家里大声朗诵，像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臧克家的《有的人》、伊索寓言……我都熟到了会背诵的程度。后来，小学校朗诵比赛时，我无可争议地拿了第一名；再一年比赛，还是第一名；算上校外，一连拿了五个，妹妹老是第二名。我成了小学校红领巾广播电台台长。那时，我对朗诵喜爱到了痴迷程度，唯一心愿，就是考进北京市少年宫朗诵组。我始终认为，走进这个辉煌的殿堂，要靠大人引领，妹妹进北京市少年宫舞蹈组，就是什刹海业余体校体操教练推荐的。可是，我不敢对爸爸说，我害怕他严肃的表情。爸爸当然不知道，这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后来竟然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总之，幼小的我与爸妈完全没有形成现在提倡的亲子交流关系，他们以为我喜欢的，我偏偏害怕；他们忽略的，可能正是我喜欢的。
大了些，我才懂得爸爸的感情，知道他对儿女情谊的表达，有自己的方式。
记得，我插队时回京探亲，与姥姥睡在里屋。那时，爸爸睡眠不好，夜里总要起床，在几个房间踱来踱去。一次，我感觉他走到了我身边，他伸出手，用手背轻轻爱抚我的脸，我觉得眼泪要溢出来了，没敢说话。
还有一次，爸爸挎着我淘汰的绿色帆布书包出门，我说：爸，换个包吧，这个书包已经破了。爸爸说：我背着它，感觉你就跟在我身边。
初中二年级时，我申请入团，那时的好学生都是共青团员。老师说：“你父亲是旧军官，你要写份家庭认识。”我惊呆了，儒雅的爸爸怎么会是国民党军官？我反驳老师：“不，我出身‘职员’！”老师看出我的委屈，轻声说：“有的事，你还不知道呢，我看了你的档案，你不写家庭认识就不能入团。”
回到家，我满腹委屈地问爸爸是不是旧军官，爸爸解释说，是军用文职人员。
各位读者，请注意爸爸下面的话，因为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与此相关。爸爸第一次像对成年人那样，告诉了我这个秘密。1955年，报社组织处干事给他看的审干结论是两页纸，第一页是密密麻麻的文字结论，个人成分定为“职员”；爸爸同意了，在第二页第一行的指定位置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讲完后，爸爸很郑重地对我说：“如果你老师没有说错，那就是我所在的组织部门，事后将有结论的第一页换掉了，我现在必须如实告诉你当时的情况。”
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带给爸爸的打击极大。他平生不善于屏蔽任何事，竟溯源而上，一次次申诉，力图改回“职员”成分。可惜，没有谁会为他核实沉睡进历史的零碎往事，他那企图“自辩”的声音总是被光鲜的革命道理所淹没，甚至招来批判和斥责。我相信，与其说爸爸是为自己，不如说是为孩子，为公道。
那天，看我难过，爸爸就说：“你一定要争取入团，写完材料后，我看看。”我后来回顾，那时他肯定做出了一个决定，帮助我入团的决定。
我没有办法，只好写思想认识，写共产党抗战伟大，国民党放弃战场可耻。我还不大懂得历史，心里很气恼爸爸为什么在沦陷区而不是延安办杂志。爸爸拿走了我的“家庭认识”，把自己关在他的房间。
第二天清晨，我临上学时，爸爸推开门，递给我那份认识书。我至今记得，那材料上，已经满是修改过的红字，密密麻麻。爸爸叮嘱说：“保管好，你放学后再抄一遍。”我看见，在那份材料里，爸爸用的最多的句子是：“我父亲为国民党粉饰太平”。我仰起头，惊问：“是这样吗？”爸爸推推眼镜，迟疑了一下，低声说：“客观上，是。”
当时，我不理解爸爸的“迟疑”，也不会想到，30年后，历史会翻过个儿，中国作家协会连续两次向爸爸颁发了“抗战作家纪念牌”。
认识书交上去了，我成为学校里“深刻认识家庭”的典范，之后我也顺利地入了团。
坦率地说，不管爸爸历史上做过什么，我都不会恨他。我知道他是爱领袖、爱国家的，要不，自记事起，我们家的过年礼仪，—5个孩子年年春节第一件事是向毛主席像鞠躬，之后才向姥姥、向爸妈鞠躬，该如何解释？1966年《中国少年报》刊登了爸爸纪念英烈的长诗，使北京八宝山整个墓地上空都响彻着爸爸诗歌的诵读声，不是他热爱祖国的最好证明？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印证了我对爸爸的感情。
1966年深夏，满北京城都是红旗和红袖标。我当时是初三学生，16岁，因出身不好，不让串联，留在家里。一天，爸爸去上班，但很快回来了，随他回家的还有几个戴着红袖标的人。我一看来人的气势，就明白了，抄家者终于到了。那时，社会上抄家成风，打人成风，无数人不堪凌辱愤怒抗暴而被活活打死！我感觉热血涌上了头！
红袖标们并不看我，为首的问爸爸：“哪个是你的房间？”
他们在爸爸书房里折腾起来，是书就装，是纸就拿，他们出出入入，留下的是空荡荡的书架。他们抄走了爸爸的许多珍贵资料，比如，爸爸主编的40年代抗战报刊，建国前后与郭沫若、靳以、艾青、老舍、曹禺、臧克家、田间、李凌、徐迟等很多很多人的通信，爸爸解放前出版的诗集《三月的夜》，大量诗稿……后来，那些被抄走的资料永久消失了。他们在房间里横冲直撞，旁若无人，没有理睬我。我相信，如果他们中有谁看上我一眼，肯定不会饶我，因为我当时充满了仇恨，我发誓，如果他们谁敢动爸爸一下，我定会以死相拼！
还好，他们表情冷漠，但不凶恶，没有动武，也没有教训我。之后，爸爸难过地注视着我，说了一句“照顾好姥姥”，就随他们回出版社了。
爸爸身着洗旧的灰制服，英俊的脸上写满哀痛。那年，他才46岁，身患肝炎、高血压，看来就像刚出院的病人。我担心他的身体，追出门，却见到了最害怕看见的事情！
我家大门上被刷了一张大字报。这是红袖标们的最后举动，发动这座居民楼里的群众，监督爸爸，让我家名声扫地。大字报称爸爸是“反革命分子”、“反动军官”、“漏网右派”……从那以后，这座楼里的人不再与我们说话。我知道，爸爸承受着更残酷的重压，他白天受尽呵斥，回家还要看邻居的冷眼！
我后来在自己的一篇散文里记录了这年的另一件事：
1966年深夏，父亲下班没回家。那时，每个家庭最害怕出现的就是这种事。母亲也早已被隔离审查，我自己做出决定，给患病的父亲去送药。
父亲供职的机关威严庞大。我不敢惊动门前那两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钢铁长城”卫兵，自卑心理使我对他们怀有一种恐惧。我去传达室求老师傅，师傅让在门口等，我就知趣地缩在一个角落里。
等啊等，天色已经很暗了。远远的，一队行动迟缓的老人，扛着揪，迈着沉重的步履走过来了。我静静地回避在一边，暗暗希望父亲不在这个队列中。那个年代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支“牛鬼蛇神”队伍，洗白了的蓝布制服，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他们接受改造的地位。那年头，绿布军装才是“人上人”的标志。
队伍总算快走完了，正当我呯呯乱跳的心脏趋于平缓时，一张熟悉的脸庞出现在了队尾！那是父亲！我从小看惯了的，我引以为自豪的父亲那高傲儒雅的风度、挺拔魁梧的身躯，哪里去了？他为什么那般沮丧潦倒？父亲也分明看见了我，他的嘴唇张了张，没有喊出口。
哦，我的眼泪—不值钱的、16岁女孩子委屈悲哀的泪水，夺眶而出！
—《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爸爸啊，爱您的不止是我，是您家里的全体孩子！我们在那个屈辱的年代与您共同承担苦难，我们知道那张贴在门上的大字报会带给您压力，于是谁回家都撕上一把，直到把那张大字报撕光撕净！
那时，这个小家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再也难禁祸事，任何波浪都能把它撞得粉碎。爸爸的血压突破了正常血压值警戒线，高压窜升至220毫米汞柱，头晕，失眠，肝区疼痛。我们知道闯了祸，害怕给爸爸带来麻烦，以致战战兢兢。第二天爸爸回家后，我们死死地盯着他看，担心他被红袖标打骂。谁知，爸爸居然微笑了，他表情轻松，说，红袖标知道大字报没了，但忙着打派仗，顾不上再贴一张，不过训了话，让老老实实做人，逢事汇报，接受监督，也就算过去了。那天，全家人脸上都绽开了久违的笑容。
1938-1945，爸爸的青春记忆
我不知道，爸爸是否喜欢与人交流，只感觉他的内心是孤独的。
文化大革命的一天，电台里播放着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录音片段，房间里回荡着李光羲的《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我正从厨房走出，要进客厅，被小娅拉住，顺着她的眼神看去，一幅场景永生驻留在我的脑海：爸爸端坐在宽大的棕皮沙发里，两手搭在扶手上，紧闭双眼，任凭泪水一滴滴地顺着脸颊往下淌！
啊，我的爸爸，您想起了什么，如此悲哀？
多年后，我辅助哥哥为逝去的爸爸整理著作时，终于读懂了那颗孤独骄傲的心。
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在《沈从文家书·后记》中写有一段话，那字字句句，都使我感同身受，使我惊讶世间留有如此之多的共同遗憾！张先生说：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我后来在爸爸的回忆录《我在重庆的日子》里，发现了一段最能解读他落泪原因的文字：
1939年9月，我来到重庆南岸的海棠溪，望着浩浩长江滚滚东流，不禁兴起思乡之叹。我的家乡在长江中游，金珀色的大江正向东方流去，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家乡呵，你离我多么遥远，至今，我来到被称为战时陪都的重庆，我是怎样思念你呵，铁蹄下苦难的家乡！
我和小娅猜对了。爸爸那天落泪，是忆起家乡沦陷的悲凉。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即1938年春，日军逼近武汉。17岁的爸爸辍学，告别家乡云梦，赶到武汉，考入国军军委会所属忠诚剧团。他们步行跋涉数千里，沿途演出抗日剧目，以激发民众抗日。1938年冬，剧团抵达湖南常德、桃源、阮陵；1939年春，由沅陵步行到芷江和贵州镇远，夏初到达贵阳；1939年冬，抵达重庆。爸爸演出过街头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出过阳翰笙的四幕历史话剧《李秀成之死》（饰蒋老爹）；演出过马彦祥的名剧《古城的怒吼》（饰老郭）；演出过吴祖光的名剧《凤凰城》（饰何耀奎）；还曾导演过曹禺的名剧《雷雨》，兼饰鲁大海。
爸爸高傲的气质一定在这里得到了修炼。他的艺术发展空间很大，作为剧团最年轻的演员，他可以历练成为优秀的话剧演员、导演；也可以从事歌唱，他一度作为男高音独唱演员多次登场。在我们成年后，禁不住我和妹妹几次请求，他给我们用口琴吹过一支曲子，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曲名，只记得当时很惊讶，爸爸的口琴怎么具有手风琴效果，他的嘴唇刚刚贴紧口琴，那令人陶醉的旋律就流淌了满屋，惊得我终生难忘。即使爸爸后来告别艺术场，也保持了一种贯穿生命始终的习惯：在音乐声中创作诗歌。
可是，爸爸的艺术生涯在重庆戛然而止。谁都没有想到，一场灾难正悄悄逼近这个剧团，逼近忠诚于抗日事业的几十位青年演员。爸爸回忆道：
1939年冬，我们到了重庆。在阳翰笙的热情支持下，《李秀成之死》的演出，轰动了重庆。由著名导演洪深、史东山、应云卫、陈鲤庭、王瑞麟、何非光等组成导演团，马彦祥担任执行导演。阳翰笙经常亲临指导，是重庆进步戏剧界的一次大动员。在这期间，我常到中苏文化协会阅览室和生活书店，读了更多的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作品。也读了藏克家、艾青、田间、戴望舒等诗人的作品。
在剧团，我和几个接近的演员组织了读书会，读哲学、文学书籍。由于我时时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常发牢骚、骂大街，被视为左倾分子，朋友们劝我离开剧团。于是，我四处奔走，得知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为抗日前线培训战地报纸的编辑、记者而主办新闻研究班，我通过友人的帮助，经过考试后，于1940年1月入学。
—《诗路跋涉五十五年》
1989年7月—1995年8月于北京柳芳南里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段史实。
爸爸所在剧团的上级单位，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于1938年春创立，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桂永清任教育长。
那时，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阶段。可国民党在1939年1月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法》，其中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以及《共党问题处理办法》中的“共产党人在各地一般公私机关团体服务者，一经党察，即以非法活动治罪”等规定，都使爱国青年极为不满。面临两党关系恶化、两军军事摩擦不断，爸爸在忠诚剧团发起组织了以抗日为宗旨的读书会。爸爸无处放置他那奔腾不息的爱国激情，经常独自站立在嘉陵江畔岩石上，高声朗诵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的诗，也朗诵自己的诗。他那年18岁，与进步人士交往，宣传抗日，不满国民党，永远怀有为真理献身的激越，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当权者视为“左倾分子”。
1940年1月15日和18日，忠诚剧团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李秀成之死》。这部借以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来警示抗日形势的话剧，深受观众欢迎，得到进步文艺界高度评价，演出大获成功。
可是，一个阴谋正在出笼。
藏身在剧团的特务向教育长桂永清密报，说《李秀成之死》宣传共产主义，团内有共产党组织。桂永清大怒，立即报告政治部部长陈诚，说大批共党混进剧团，其首领女扮男装，潜伏于附近居民家中，设有电台，广布通讯网；说在重庆的邹韬奋、沙千里是领导人，即将举行暴动。陈诚立即指令按《限制异党活动法》行动，于4月中旬在战干团5000名学员中进行大搜捕，株连抓押六七百人；又专门派出战干团三青团负责人、特务头目滕杰连夜在暗室审讯，用电刑、棍棒等严拷毒打逼供；把扮演李秀成的李英活埋；其他演职员二十多人，用刺刀刺死，挖深坑秘埋。新中国成立后，有关调查资料称：被活埋有姓名者210名，无名可查者五六十名，受刑致残者四十余名，因共产党嫌疑被监视者三百余名。(见《阳翰笙剧作新论》第37页，石曼文)
这场屠杀，发生在綦河下游，历史上称它为“綦河惨案”。
大抓捕开始后，除扮演忠王娘的女演员等几人侥幸逃生外，剧团演员无一幸免。那位女演员连夜找到重庆第三厅主任秘书、即本剧作者阳翰笙，阳翰笙又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马上联系到新任军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此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属的《新华日报》连篇累牍对綦河惨案进行披露，社会舆论大哗。张治中只好亲赴綦江，释放在押学员，将桂永清降职调离战干团，将7名凶手押送军法司惩办……
在这场屠杀中，“凡在团部刊物上发表过抗日文章、写过抗日诗歌、宣传和阅读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忠诚剧团有往来以及家中来信和汇款、汇物遭扣押和吞并后提过意见的人，几乎都被抓去审讯和殴打。凡是赞扬《李秀成之死》剧本写得好、戏演得好和对该剧内容、人物进行过评论的人概无幸免”。（庞国强：《由一出话剧引发的奇冤惨案》）
此时，爸爸到哪儿去了？
1940年1月，爸爸因不满忠诚剧团领导愤而离团，转身投考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新闻研究班。就在爸爸脱团的第二天，剧团开往綦江，之后就是公演《李秀成之死》，以及随后遭遇“綦江惨案”。很多年以后，爸爸还十分悲痛地怀念着那个剧团的演员，怀念着读书会的朋友。
就这样，爸爸选择了人生的另一个平台。他从新闻研究班毕业后，曾经在桂林报社任职，可是，他不能容忍碌碌无为的日子，向往成为编辑家，办刊抗日。他的愿望被写进后来成功办起的重庆《诗丛》中：“在抗日战争的大旗下，团结广大的诗人群、作者群，为广大诗人作者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
1941年2月，爸爸背着一卷诗稿去往重庆，与写诗的朋友菲北、宋瑚，还有女友北野，筹办这个《诗丛》。
重庆，云集着中国著名的进步作家群。四位20来岁的年轻人遍访名家，向郭沫若、田汉、臧克家、王亚平、沙鸥、柳倩、常任侠、臧云远、力扬等组稿，在这里，爸爸还结识了他一生的朋友、重庆中华大学化学系学生沙鸥。他们为刊物四处筹集经费，自己却忍饥受冻。
年轻人在沙坪坝邮局租借的“沙坪坝二号信箱”，见证了《诗丛》组稿的艰难。《诗丛》第一期没有发刊词，爸爸作为主编兼发行人所写的《编者的话》，以诗般的语言表达了办刊宗旨：“我们愿在抗战的池塘里，作些小小的蛙鸣”。
《诗丛》创刊号终于在1942年3月问世，结束了重庆没有诗刊的历史；而《诗丛》第二期，由于印刷脱期，延至1942年5月出版。
我们可以想见爸爸从印刷厂拿到杂志时的狂喜心情，那杂志上的任何一个名字：—郭沫若、田汉、臧克家、王亚平、柳倩、臧云远、徐迟、袁水拍、苏金伞、邹荻帆、王晨牧、吕剑、彭燕郊、谷风（牛汉）、徐放……都可以进入历史，他们的任何一篇作品，都是抗战的武器！虽然出于经费困难，这青春活力四射的《诗丛》终于停刊，可爸爸却坚定了办刊救国的信心。后来，爸爸背着这套凝结他无数心血的两期杂志和许多手稿，走向抗日前线，走向国共开战后的颠沛流离的日子，后来又走进新中国。
再后来，这些可以送进文物陈列馆的杂志，到哪里去了？
爸爸在《我在重庆的日子》里写道：“我保存全套《诗丛》（包括以后的《诗丛》恩施版）二十余年，在六十年代后期的史无前例中，全部散失了！我们的心血成果毁于一旦，这是生平感到最难过的事！”我知道，这里指的就是我目睹过的1966年那次造反派抄家行动。
就在《诗丛》出版的1942年初，爸爸与倾全力辅助他工作的女友，我们的妈妈北野，结为百年之好。
北野，原名邓桂亭，又名邓北野，1922年1月25日出生于河南滑县，在滑县师范学校就读时，适逢抗战爆发，不满16岁的妈妈毅然离家投身战争。1940年，爸妈在抗战青年受训的桂林营地相识。那时，女兵很少，每逢妈妈和几位女兵手拉手唱着歌儿走过营地时，总能惹来艳羡的目光。爸爸自称河南老乡，请妈妈尝了几回“糊辣汤”一类的小吃后，那手拉手唱着歌儿的女兵们就少了一位。
爸妈在重庆结婚后，没有花前月下的安逸，带着他们的《诗丛》，昼夜兼程，直奔鄂中抗日前线郝穴。那是1942年5月，鄂中第六战区的地方部队创办《胜利报》，邀请爸爸到抗日前线主办报纸。就在鄂中长江北岸江陵郝穴那个地方，爸爸独当一面，倾力办起《胜利报》（四开，周刊），那年，他22岁。
爸爸是为了信念不惧生死的人，他常常亲临战火纷飞的阵地采访与宣传。一天，日寇夜半发起攻势，爸爸单人独骑去找司令部。那是深夜，爸爸看不见村口哨兵，只听见村外密集的枪声。正疑惑间，猛见一位老人迎头跑来，老人在喊：“鬼子进村了！赶快调头！”爸爸一边道谢，一边调过马头，策马飞奔。日本哨兵显然也发现了爸爸，立时，子弹就从爸爸脊背两侧呼啸飞过……还有一次，爸爸在报社写稿，警报的悲鸣一声紧似一声，日本人的飞机已经飞临城市上空，爸爸完成了手里的稿子才撤退。当他从防空洞重新回到报社的时候，无限悲痛：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还有那留存着他体温的木椅，已经被炸成了废墟。就这样，爸爸以生命换来的一篇篇消息、通讯，在军中迅速传播。
就在这个1942年的冬天，我们的大姐降生了。1998年爸爸给远在澳大利亚的我大姐写信回忆说：“记得你妈在公安县麻河小镇生你的那晚，好像在昨天。我是目睹你妈痛苦分娩的情景的，险些难产，又是农村接生婆，一切不消毒，真是可怕极了。”我查了地图，公安县距郝穴不远，是距离前线最近的县城。我们的爸爸待女儿降生后，低声安慰了孤独无助的妈妈，扭头重返郝穴，继续在战场奔波采访，主办他的《胜利报》。
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浸透了苦难。1943年初，这支地方部队不敌日寇的强力扫荡，败退、败退，终于溃散。那鼓舞过无数士兵奋勇杀敌的《胜利报》，撒落在鲜血浸染的阵地上，撒落在士兵的遗体上，成为爸爸一生的伤痛。这支地方部队中活着或死了的英雄们都不会想到，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四十年间，他们奋勇杀敌的行为算不上是“抗日”，算什么呢？没人知道，应当是什么都不算，因为这支部队不归共产党领导，活着死了的人中也无一是中共党员。
爸爸流泪告别了阵地，从长江北岸突围，在大雪纷飞中，夜半渡过长江，到南岸调弦口，寻找失散的妈妈和只有三个月大的我姐姐。
我们的妈妈已经断炊，离开以“公安三袁”著称的公安县，去寻找爸爸。
他们在调弦口会合。调弦口位于鄂南，与鄂中偏东的云梦县同处一省。这云梦是爸爸的故乡，1938年春，爸爸就是从这片土地走上抗日战场的，而后，他一次次在梦里见过自己的家乡。日本人的刺刀和太阳旗封锁了回家的路，爸妈带着我姐，只能在鄂中松滋、公安和鄂西巴东，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应当是包括爸妈在内的所有沦陷区人民悲痛的呼声！
亲爱的读者，我终于弄懂了自己1965年申请加入共青团时遭遇的困惑，就是爸爸主办国民党地方部队报纸的历史，使他在建国初期就被上级暗中定性为“旧军官”，从而注定了我们5个子女坎坷的命运。那时，面对我的质疑，爸爸和妈妈都很难过地分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作为中学生辍学抗战，一心打日本鬼子，哪里知道要去投奔延安才算抗日！”
1943年5月，长途跋涉的爸妈流浪到了恩施，恩施位于鄂西，是湖北省省会所在地，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扎在这里。艰难的岁月铸造了爸爸的钢铁意志，他的流浪生活再艰难，也不可一日不写诗、一日不思抗战，他的诗情如泉涌般流溢，短短时间内，就以“战地诗草”为副题，在桂林《诗创作》和后方各地报刊连续发表了五十余首反映抗日前线的抒情诗。爸爸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被推荐到恩施的武汉日报社，主编文艺副刊《鹦鹉洲》。
《鹦鹉洲》是个大刊，影响深远。爸爸不怕辛苦，全身心投入工作，前两三个月还有助手协助，后来就独挑重担，一个人编辑每周出刊六期的文艺副刊了。
爸爸这样理解他的追求：“这是我1940年开始从事报纸新闻编辑工作时，所期盼的编副刊，可以和自己的写作志趣结合起来，还可以结识更多的作家、诗人、朋友”；“当时，我23岁，精力充沛，认为编一个文艺副刊，既是职业，又是事业，自己愿意付出更多心血编好副刊”。（《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记老诗人、诗评家、编辑家沙鸥》）可爸爸也有顾虑：“听说，《武汉日报》是国民党CC系的报纸，这种报纸的副刊怎么编？我编副刊的主导思想：要办好一个刊物，必须依靠进步作家、进步力量。进步力量和CC系是水火不容的，这个矛盾如何解决？”（《靠的进步力量—我是怎样接编《鹦鹉洲》的》）
爸爸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作家支持，局面很快打开了。此时的爸爸，拥有主办《诗丛》、《胜利报》的经验，又精心联络了一批作者群。他接编《鹦鹉洲》后，除继续和当地作者联系外，还向重庆进步文艺界大力组稿，并同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广泛联系。很难想象，战火纷飞的1943年，交通阻断，邮路难通，可爸爸却拥有许多坚定支持他的各地文友。他的《鹦鹉洲》立于湖北恩施，可重庆作者却有一大批：沙鸥、王亚平、常任侠、柳倩、邹荻帆、罗紫、易卜林(傅伯雍)、向晓(碧梧)、邹绿芷、邹绛、索开、刘溶池、公兰谷、蒂克、罗泅、冯秋、许蓝、徐铁石、蝶石等，加上湖南等地的王晨牧、李白凤、吕亮耕等，《鹦鹉洲》很快成为进步作家发表作品的阵地。
我常想，爸爸本来可以倾心致力于自己热爱的诗歌创作，他自1940年春19岁那年，在靳以主编的《文群》发表处女诗作《涢水之春》以来，发表了大量抗战与思乡的诗歌，20岁那年就被诗评家称为“年轻诗人”，可是，他却把创办一流报刊，作为终生事业来追求。在他的后半生中，这个追求与现实发生了无可避免的矛盾。这是后话。
那时，除了抗战作品外，爸爸也在《鹦鹉洲》刊登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的作品，用以暴露国统区黑暗、表现大众现实生活；刊登苏联抗战主题的短篇小说和诗歌，用以反映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的伟大史实。《鹦鹉洲》当然不是红色刊物，爸爸很快意识到，较量开始了。按照工作程序，爸爸编好每期稿件后，要送给总编辑张考祥审查，由他签字后发排。可是，张考祥总是删掉爸爸送审的进步作品，为此，爸爸据理力争，一次次与张考祥发生争执。
爸爸的倾向，终于惹恼了武汉日报社社长宋漱石。一天，宋漱石找爸爸谈话。
“我在省府的一次会上，见到省新闻检查所的负责人。他说，我们的文艺副刊亲苏，发表苏联翻译作品很多，甚至连载俄国人抗击希特勒的《俄罗斯人》，为俄国人张目，这不符合我国国策……你以后留意一下，少发表苏联的东西……”宋漱石这样警告。年轻的爸爸毫不相让：“苏联是援助我国抗战的友好国家，是我们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盟友，怎能说发表苏联作品就有问题？这些检查官太无常识，宋先生可以同他们讲讲国际形势。其中许多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是帝俄时代的作家，不是苏联作家……”宋漱石对下级的顶撞很恼火：“你不要太天真，不要干有利于共产党的事，别人会扣一顶红帽子的……”血气方刚的爸爸当即反驳道：“胸怀坦然，还怕什么红帽子！”
朋友们深知爸爸的脾气，也一直担心他的处境。1950年5月，沙鸥给爸爸的信中述说了这种担忧：“从徐州解放之后，我的心就为你担忧着，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而我，始终无法打听出你的消息。在上海、南京、武汉，我都问过我的友人，都不知你上哪儿去了。我开始为你的安全忧虑，你的忠实与直爽，使我怕敌人搞掉了你！”
友人们担心国民党特务对爸爸下手，因为那时被暗杀的进步文人不胜枚举，可爸爸照旧我行我素。在报社，逢到张考祥删掉进步稿件，而爸爸据理力争无效时，爸爸就会以辞职威胁张考祥。当时，报社在恩施找个能编能写的熟练编辑很不易。排字房师傅拼版时，常常会缺几百字拼不上版，那时，爸爸总能连夜赶写出短文、短诗，补上这些空白。对此，宋漱石、张考祥颇为满意，加上爸爸之前负责编排《鹦鹉洲》的作家韩劲风(寒山)和张兆麟(刘乐扬)，就是辞职走的，所以，一旦爸爸辞职，《鹦鹉洲》就开了天窗。这招多少管用，宋漱石、张考祥不得不向爸爸作些让步。
自1943年春至1944年冬，爸爸编《武汉日报》文艺副刊《鹦鹉洲》将近两年，呕心沥血。让我们听听当年《鹦鹉洲》的主要作者怎样评价爸爸的工作。
1980年，刘溶池先生撰文回忆：
晏明编的文艺副刊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登带国民党官气的文章；相反，一些青年作者富有朝气的民主性气息较浓的作品，不管是创作或翻译，该刊却敢于登载。记得王亚平、沙鸥、公兰谷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也时在《鹦鹉洲》上出现……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恶作剧》，对当时大学军事训练教官进行讽刺、嘲笑。这样的作品，在重庆是发表不了的，但《鹦鹉洲》居然刊登了，这出乎我的意外……《鹦鹉洲》肯登载苏联作品，足见编者的态度是同情苏联反侵略战争的正义行动的……
—转引自《靠的进步力量—我是怎样接编《鹦鹉洲》的》
1981年初，沙鸥先生撰文回忆：
……晏明作为一个好编辑，在他主编武汉日报文艺副刊《鹦鹉洲》时，就显示出他的才能。当时，我在重庆中华大学求学。不仅我给副刊写了许多稿子，也代他约了许多稿子、诗、散文、小说、杂文、评论，等等。晏明编的文艺副刊，有几个显着特点：
1．倾向性很明确，他是在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编这个副刊的，政治形势反动，但他把《鹦鹉洲》办得很进步，这很不容易，要冒很大风险。如我写过一篇近万字的散文《屠场》，是影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个大屠场，他全文编发了。据说此文发表后，引起了麻烦，晏明又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应付了特务机关的追查。
2．在编辑工作上的另一特点，是团结了广大进步作家。当时在中华大学和重庆其他大学中有名气的进步青年作家、诗人，大部分都为《鹦鹉洲》写稿，还有重庆等地的进步作家和年轻朋友，也热情支持。这就培养了人，不团结人，是谈不上培养人的。
3．在编辑、版面技术上，也很出色，每个版面，都很大方醒目，重点突出。……
在《鹦鹉洲》、《诗丛》发表作品的主要诗人、作家有：臧克家、常任侠、柳倩、力扬、苏金伞、臧云远、邹荻帆、曾卓、绿原、公兰谷、刘溶池，一些作品极为尖锐，矛头直指当局，引起不少麻烦；期间晏明撰写了大量充满激情的爱国诗歌、散文、评论和杂文。
—《关于晏明的若干片断回忆》
1977年冬天，爸爸在北京东单三条老诗人柳倩家中，见到了从未谋面的与《鹦鹉洲》有关的友人，他就是爸爸编《鹦鹉洲》的前任编辑韩劲风。前面说到，当时先后负责《鹦鹉洲》的作家韩劲风(寒山)和张兆麟(刘乐扬)，都是辞职离去的。为什么辞职呢？是由于受到特务机关监视，在恩施处境困难，才辞掉编务去往重庆的。这就是说，爸爸当年的处境确实很危险。
韩劲风一听柳倩介绍，立即站起身，紧紧握着爸爸的手。50年代时，韩劲风任《光明日报》编委，以后调任天津《新港》文学月刊编委。他很动情地对爸爸说：“我离开武汉日报社后，听说，一位写诗的年轻朋友接编《鹦鹉洲》，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虽离开了，却很关心《鹦鹉洲》，经常看看这个副刊，我很高兴，觉得它保持了原来的面貌、风格，发表了许多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作品。后来，我才听说是你。我们是神交三十多年的朋友啊！……”（《靠的进步力量—我是怎样接编《鹦鹉洲》的》）
1943年春至1944年冬，这段在恩施主编《鹦鹉洲》的日子里，爸爸还是不能忘记他的重庆《诗丛》。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居然先后在武汉日报社、新湖北日报社副刊，出版了《诗丛》恩施版和鄂中版。
1983年，爸爸回忆这段往事：
《诗丛》诗刊，能以副刊形式在《新湖北日报》上出现，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报纸是陈诚任主席的湖北省政府的机关报，社长是一个投靠国民党的托派分子谢然之。但在报社内部，从总编辑夏晨中、主笔马锐筹、助理编辑夏木三及许多青年编辑都是思想进步、同情或支持革命的朋友，其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员。
《诗丛》作为半月刊先在《新湖北日报》副刊版出版（四版一整版），出刊后不拆版，每两期合拼为32开出版（后改为25开本），印成书后，交由当时恩施的唯一一家书店国民文化供应社总经售，向全国发行。
《诗丛》恩施版，从1944年春开始，共出刊12期，单行本共6期，……主要内容是讴歌抗战，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农村疾苦及歌颂和向往光明……就我的记忆，诗人王亚平的《檄讽法西斯》一诗，辛辣尖锐，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1944年秋，谢未泯兄在鄂中创办《新湖北日报》鄂中版，秦敢兄主编文艺副刊。在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在报纸副刊上出版了半月刊《诗丛》鄂中版。出版几期，我记不清楚了。当时，由于热爱新诗，为了传播诗的种籽，只要有可能，就争取编诗刊。为办诗刊，即使失业也在所不惜。对于朋友们的热情帮助我是永远铭感的。
—《靠的进步力量—我是怎样接编《鹦鹉洲》的》）
应当说，爸妈这段日子是比较稳定的，没有流浪的艰辛，没有朝不保夕的生活忧患，妈妈怀上了我的哥哥。忧虑的只是国家前途，可这时连抗战形势也明朗起来，胜利捷报频传。可惜，好日子总是很短暂。一封信打乱了这个家庭的平静。
1944年11月，沙鸥来信说，要在重庆筹办文学月刊，约爸爸赴渝参加编辑工作。前面说过，爸爸一直向往成为编辑家，办刊抗日。为了这个理想，他义无反顾。我们的妈妈是个极为贤惠、温顺的女人，她由于生产第一个女儿艰难，十分盼望爸爸留下来，与她共同度过第二次生产难关。可柔弱的妈妈没法说服爸爸，只好听任他出走，使她独在恩施面对后来的艰难人生。
爸爸说到做到，毅然辞去《鹦鹉洲》主编职务，带着手稿，再次来到重庆。可是，事情难如沙鸥所愿，那个重庆的文学月刊并没有办起来。爸爸这一去，使妈妈完全陷入生活困境，她保存着爸爸留下来的十几个鸡蛋，留待产后吃，可妈妈生下哥哥后，那小心呵护的鸡蛋全部发酵了！
我成年后，多次听到妈妈为此事埋怨爸爸，虽然每每只是一两语，可我知道，这件事对妈妈的伤害有多深；而爸爸呢，只是听任妈妈说，大概心里也充满了愧疚。
爸爸到底是爸爸。面对重庆新刊物胎死腹中的事实，他不甘心。既然来到重庆，就不能空手而归。于是，为复刊《诗丛》，他开始奔波，寻找经费，沙鸥、向晓（罗泅）、冯秋（戈白）、杜嗣茀（杜诗馥）等诗友也鼎力相助。他们的努力，居然创造了奇迹。
复刊号《诗丛》，为第二卷第一期。此期以“民歌民谣特辑”为中心，以讴歌抗战、反对溃败、投降及揭露国统区黑暗统治的作品为主。《诗丛》中，有妈妈先期搜集的全国富有地方特色和抒情色彩的民歌民谣；有王亚平、徐迟、任钧、臧云运、李岳南为民谣特辑书写的论文；有四十年代少见的旁征博引的长篇论文—徐迟的《民谣—史诗的基础》；有柳倩、谷风（牛汉）的组诗；有沙鸥反映农村苦难生活的四川方言诗；有臧克家、王亚平、力扬、袁水拍（马凡陀）、甘永柏、邹荻帆、曾卓、徐放、吕剑、姚奔、王采、薛汕、周为、孙跃冬、王余、穆仁、罗泅、戈白（冯秋）、蒂克（考昭绪）、吴视、邹绛、沙金、寒侠等的政治抒情诗；有苏金伞、邹绿芷、彭燕郊、王晨牧、青勃、罗翎（向晓）、罗紫、李开、童晴岚等的反映农村生活及农民疾苦的诗；还有孙甲、袁水拍、魏荒弩等人的译诗。三个多月后，复刊号《诗丛》正式出版，由地下党领导的新知书店总经售。
可惜，出版了一期，依旧是缺乏经费，《诗丛》再度停刊，实际上是永久停刊了。
重庆没有爸爸的位置，那是湘桂大撤退的年份，湘桂文人纷纷涌向重庆。爸爸面对的是饥饿。那时，哥哥已经在恩施出生，妈妈等待着爸爸寄些银两，而爸爸却一再失业、失业！他后来叙述过这段心境：“有一个晚上，我蹒跚地走向江边，思绪如潮。当我走上江边的岩石，深感前途茫茫，往事如烟，心内如焚，真想一跃跳进激流之中，了此一生。但一想到远方的妻儿女，自己又清醒过来……向晓、冯秋、诗馥、慧中、陈慧、陈代珍……晚饭后发现我精神颓丧，几个人举着火把到江边呼喊我，寻找我，我才如梦初醒，走下岩石。当他们紧握住我的手时，我已热泪盈眶……”（《我在重庆的日子》）
也不是没有路。一位有身份的人对爸爸说：“长此失业，不是办法，我认识张道藩的秘书，可以介绍你到‘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去工作，请他在张的面前说说话，谋个科长职位是不成问题的，你看如何？”爸爸的脸孔涨红了，众所周知，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是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负责的文化特务机关啊，爸爸怒目而视，气愤地说：“我，宁可失业！”
好消息来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
那是双喜临门的日子。一天，在四川《铜梁民报》当编辑的爸爸因事去重庆，走到一家小旅馆门前时，见到一位年轻妇女手牵两岁多的女孩，背上驮着四个月大的男孩。那是谁？爸爸惊呆了。那位年轻的女性，历尽艰辛，跋涉千里，从恩施一路找到重庆！爸爸叫了声“北野”，就哽咽住了。就在那家小旅馆门前，爸妈相拥痛哭，他们享受着久别相聚的兴奋，为重逢落泪，为抗战胜利喜极而泣，全然忘记了一个月后《铜梁民报》停刊，爸爸再度失业的可能。
“第一流的编辑家”
爸爸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几年，他兴奋地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兢兢业业地办着两份刊物。
1950年7月，爸爸从湖南郴县小城走进北京新民报社。
《新民报》是家老报社，1929年创刊，拥有一批批名编辑、名记者及名作家，经历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洗礼。当时，北京市文联中共党组书记王亚平，兼任北京《新民报》总编辑，沙鸥任《新民报》副总编辑，两人都是爸爸创办重庆《诗丛》时的亲密诗友。爸爸进了《新民报》副刊编辑室，如鱼得水。
现在看起来，爸爸仅仅担任新民报副刊编辑工作，担子就够重的了。他开始先编副刊的《新学生》，为这，要联系大学生作者，要亲自到北京各大学了解情况，还要辅导这些学生写作；半年后，爸爸担任《萌芽》编辑，后任文艺组长。这期间，他几乎找到了所有能够联系上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为《萌芽》写作。
可除了这份繁重的工作，他还有旁的任务，那就是编辑另一份刊物《大众诗歌》。
《大众诗歌》，1950年1月1日创刊，大众书店出版、发行，是新中国首创大型诗歌月刊。郭沫若为刊物题写刊名，王亚平任主编，沙鸥任副主编。不用说，《大众诗歌》云集了中国当代最优秀诗人的作品。
杂志创刊时，爸爸还在湖南小城。他于1950年7月进入北京时，《大众诗歌》已经编到第八期。爸爸很快兼任了这个杂志的执行编辑与编委。很难想像，《大众诗歌》这样一个为全国文学界瞩目的刊物，竟没有专职工作人员。爸爸没有二话，兼职承担起了选稿、编稿、对红、付印等等工作。从第八期开始发表的《诗讯》栏目，就是爸爸编写的，他主动与各地诗人联系，废寝忘食。
爸爸离开家，住进了办公室。他把全部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新中国的作家、诗人，感念建国初期的欣欣向荣，走进人民大众之中，讴歌工农兵生活，《萌芽》的稿件堆积如山，《大众诗歌》的稿件也堆积如山。
爸爸怎么能不珍惜盼望已久的和平生活？怎么能不珍惜来之不易的编辑部工作？
很多次，爸妈向我们讲述过我家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日子，爸妈原以为能够寻找到一张平静的办公桌，开展自己的事业。可是，解放战争的硝烟，打碎了国人的梦想。如果有谁以为打跑日本鬼子，中国人民就可以安度幸福生活了，那实在是出自于善良愿望的一种假设。
我家先是经历了“大喜”，爸妈度过了与我姥姥、舅舅重逢的欢乐后，紧跟着跌入了“大悲”的深谷。此时，我家已有七口人，除了姥姥、舅舅外，二姐也降生进这个家庭。生活陷入绝境。
兵荒马乱，无米无炊。爸妈失业、还是失业。为了找份工作，爸妈携带一家老小，从湖北迁到了湖南，先是落脚在长沙，而后流落到郴县。爸爸作为被原有生存秩序抛出的人，屈辱地告别自己那个阶层，成了街头小贩，而且是最贫寒的小贩。他靠别人指点，将鸡蛋从此地运到彼地，挣那微薄的差价。他买不起火车票，只好与无数小贩相拥在火车顶上。谁都明白，赶上火车刹车，被损毁的决不仅仅是鸡蛋。妈妈也放下了笔杆子，日夜钩织线帽，为一家老小换点米钱。
半个世纪后，我借参加学术会议机会，在长沙老城里徜徉。没有地址，没有熟人，我走过一座座面临危改的破旧小楼，走进一条条苍凉的小巷，找不到爸妈住过的小屋，只能静静地感受艰苦岁月带给过爸妈的绝望和悲凉。
就这样，爸爸以感恩思想投入了他向往的新中国工作，到次年妈妈也携我们进北京定居，并与爸爸同任北京新民报社编辑时，爸爸就爆发了30岁年轻人的极度热情，忘我工作，以办公室为家了。约稿、组稿、改稿、编稿，回复信件，爸爸竭尽全力，那时，他心里燃烧着一颗冉冉升起的太阳。
可是，正当那太阳走向正午，喷射出绚丽光芒，令全国诗人欢欣鼓舞时，却猝然跌落。《大众诗歌》出版了12期，被上级叫停。
那是爸爸献身的事业啊，他多想、多想为新中国办好这唯一的诗刊！爸爸在心里发问：如果，《大众诗歌》能够被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重视；如果《文艺报》在发表读者来信批评《大众诗歌》“处理稿件不及时、处理方式简单化”之前做些调查，了解《大众诗歌》没有专职编辑人员这一事实；如果不是中国文协党组个别负责人提出，《大众诗歌》是党的宣传机构，应由国家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不应由私营大众书店出版发行；如果中国文协党组主要负责人丁玲同志能够听取王亚平、沙鸥的意见，将《大众诗歌》纳入中国文协党组领导之下，甚至请她兼管或由她指定具体负责人，那么，《大众诗歌》还会在推来推去、拖来拖去的情况下被迫停刊吗？
封存好《大众诗歌》的所有资料，1951年4月，爸爸申请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四川进行土地改革。他再次到了重庆，再次执笔描绘重庆，一连写了三十多篇土改散记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热爱。
1952年1月，爸妈共同调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参加筹备、试版工作。爸爸编副刊，负责文艺评论和创作，妈妈任市政组记者。
爸爸忘记了培养我们，呕心沥血地打造着一批年轻作家。
爸爸发现了少年刘绍棠的才华，多次手牵佩戴红领巾的刘绍棠到报社食堂吃饭，给他讲授创作经验。
现在我整理爸爸的资料时，惊讶地发现，爸爸居然还牵领着刘绍棠去过同春园饭店吃饭。天哪，在那个举国艰难的五六十年代，爸爸从未带领过我们五个儿女出入过饭店，哪怕是小小饭馆！爸爸太珍惜人才了，不知道怎么疼爱他们好。
爸爸从稿件中还发现了另一个少年的名字：丛维熙，由此改变了这个少年一生的命运。那时，从维熙在北京师范学校念书，多次给爸爸投稿。丛维熙的语感很好，富于想象力，只是基本功稍差。爸爸用稿有着严格的标准，他一遍遍指导丛维熙修改文稿，不达标准不采用。丛维熙失了信心，来信说再也不想写作了，因为投稿不中，碰钉子太多。爸爸笑了，赶紧写信鼓励他坚持写作，说只要坚持必能成功。如果当年的丛维熙不接受意见，那也就没有了日后成名的显赫，他听话，继续写，继续给爸爸寄稿子，直到毕业后，爸爸仍旧关注着他的前途。丛维熙作为师范生，被分配到北京远郊青龙桥小学任教。命途多舛，他又碰到了麻烦，那所小学的校长不支持他写作，批评他搞“自留地”。年轻的丛维熙极为苦闷，没路可走了，专程赶到报社向爸爸诉苦。是啊，丛维熙还写不写稿子呢？只要写，只要发表，他就逃脱不了校长的指责！此时，爸爸做了另一件有益于丛维熙前途的大事，就是为他调动工作。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每个人都如同棋子那般定位在国家人事计划的大棋盘上，哪允许个人选择自己的命运？爸爸一次次找到报社主管人事的领导，向他推荐小丛老师如何如何好，说得领导动了心，让爸爸准备丛维熙的材料。爸爸就如大海捞针那般，从资料室，从家里，从办公室里，找寻丛维熙作品，并字斟句酌地拟写推荐报告。多次周折后，从维熙终于迈进了北京日报社大楼，先任编辑，后任记者，就此开创了一生的文学道路……
爸爸在北京日报社期间扶植成名的青年作家，可以排成一支令人瞩目的队伍：刘绍棠、从维熙、刘厚明、李学鳌、温承训、韩映山、房树民、任彦芳、韩忆萍……
下面两封信，可见爸爸当年付出的努力。一封，来自工人诗人李学鳌：
晏明同志：
二十八年前的今天（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在北京日报发表第一首诗时，是你和李传琇同志经发，以后在北京出版社出的诗集，又是你当责任编辑，所受鼓励、指教永远不会忘记。
学 鳌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另一封，是被平反后的刘绍棠写给爸爸的：
晏明兄：
你对我的少年时代的扶植，我是感念不忘。
我和你，自从结识，就产生长兄幼弟的情感，至今不衰，这是因为，你一直非常爱惜我，我也一直感谢你。少年知遇之情，珍贵无比。
绍 棠
1981年7月24日
后来，爸爸又调动到北京出版社以及十月杂志，那时，他扶植过的作家已经不胜枚举：谢冕、李发模、顾城、杨炼、江河……
作家陈祖芬记录过爸爸的编辑生活：
60年代，晏明在北京出版社编辑一本《浅谈读诗和写诗》的书。他本来完全可以找一位名诗人来写；他自己已经出版了三本诗集，也写过诗评，更是完全可以写作此书。但是他偏偏物色了当时从北大毕业不久的谢冕当此书的作者。谢冕写好提纲后，出版社把提纲打印了发给北京汽车制造厂和朝阳区文化馆，晏明一家家地征求意见：“请同志们对这个提纲谈谈看法。哪些深了，哪些浅了，大家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请毫无保留地提出来。我们会把意见转告作者，一定把这本书写好。”
书，果然写得很好。只可惜那横扫一切的“革命”把作者的原稿扫得荡然无存。作者唯独把晏明那热情地鼓舞他的信，一直保留了下来。十几年过去了，信纸已经发黄，变脆，但是信依然完整地珍藏着。已经成为诗歌评论家的谢冕，是把信，把深深的情谊放在最可靠的地方了—存放在他的心里。……
贵州北部山区有一个叫李发模的农民儿子，试着把一首叙事诗寄到《十月》编辑部后，意外地收到了晏明一封又一封长信。“这位编辑和你很熟吧？”贵州的同志们问李发模。“我怎么会认识他？我也没给他写过信。”“那他对你这么热情！意见又提得这样中肯，你要好好修改，才对得起人家的苦心呵！”
李发模的叙事诗《雪地上》在《十月》发表后，受到了好评。李发模的诗友—贵州六枝矿的一位青年电工，多么希望自己也能结识这位编辑。于是这位电工也鼓起勇气给晏明寄去了诗，而晏明也给他写了一封封鼓励的信。中国有个民间故事叫《石门开》。谁要喊开了石门，你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晏明那心灵的石门，被多少诗歌爱好者喊开了。晏明那精神的宝藏，慷慨地奉献了出来。……
—《当我们赞美玫瑰的时候……》《文汇月刊》1981年第6期
作为编辑，爸爸的胸怀很宽。当80年代初朦胧诗潮漫流进诗坛的时候，爸爸编发了顾城、杨炼、江河等人的诗作，1981年，还推荐他们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爸爸是现实主义诗人，并不喜欢晦涩难懂的诗，面对诗坛论争，他多次在研讨会上表示：“朦胧诗在我国自古就有，借鉴外国象征派、意象派、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使诗歌具有朦胧美，这是有益的尝试”；他希望对部分年轻人的探索多给予帮助、引导，认为：“青年人在寻找适于表达他们思想感情和生活见解的形式，是可喜的”；他主张因势利导，反对“轻易把一种诗的风格说成是什么体、什么派”。坦率说，爸爸并不喜欢某些年轻诗人的张狂，就为这些孩子的成长，他能够在公交车里挤上3个多小时，去与一位高傲的年轻诗人谈心，使那个人为之动容。
在爸爸离去的日子里，我一封封地阅读着作者写给爸爸的信，其中就有顾城、杨炼、江河的：
晏明伯伯：
我的水平是很低的，我自己看这些诗都有点脸红。记得第一次给您写信，我还犹豫了半天呢！我总有些自愧的感觉，自己太不成熟了。当然，由于自己幼稚，有时也会产生一些急切之心……
再寄上两首刚写好的小诗，请您看看，提出批评。
顾 城
1979年10月7日
晏明老师：在《十月》上发表过的我的诗，我个人认为是我的诗作中较深、较难懂的一组，这增强了我的信心。唯有这种形式的长诗读来较累，会给您增加不少疲劳，使我十分不安。这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啊！
北京作协已开始吸收会员了。我知道您已帮了许多忙，操了很大心，我很感激您！
杨 炼
1981年10月25日
晏明伯伯：您的信很使我感动，使我激动。很少有老作家像您这样关怀年轻人。您千万不要介意。我绝不是因为退稿才不继续投寄。我说的是发自心底的话。
现在我深感不足的，就是根底太差，希望您能不断地帮助我。至于生活，我不在乎，有饭吃，有时间，就行了。
也许您会笑话我，在长辈面前出点丑，也不要紧。
谢谢您读我的信，并盼望您抽暇给我以指导。
江 河
1982年5月6日
2008年，我参加北京作家赴河南自驾采风活动时，同行的一位中年作家向我走来。“郭冬，我去过你们家……”说话人梳着长发，一看就是特立独行的那种人。他叫曾哲，中国作协全委，以创作西藏题材小说闻名全国。“一定是找我父亲了？”我说。“是。你父亲特别好，那时候我正学写诗，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找晏明老师，真的，他人特别好……”曾哲的态度很诚恳。
我知道，爸爸当年向曾哲，向许多年轻诗人讲过诗，具体讲过什么，他们不一定记得住，可肯定会记住，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在人们从善如流的年代，有一位老编辑，人特别好，他牺牲了自己宝贵的创作时间，在《十月》编辑部，在家里，一批批地接待作者，与他们促膝谈心，发表他们的作品，甚至留他们吃饭。
我在爸爸保存的资料里，发现了两篇题为到爸爸家里做客的散文，它们的作者都是鲁迅文学院学员。据说当年鲁迅文学院宿舍里常常传诵着爸爸的名字和事迹，想要在大刊上发表作品的青年作家就手揣抄在纸条上的地址，结伙去找爸爸，期冀从这里崭露头角，一举登上文坛。下面两篇节选的散文或许可以说明许多年轻人当年造访爸爸的情景。
头一篇载于《遵义报》（1987年4月22日），作者吴恩泽：
在老诗人晏明家里做客
发模邀我去一访老诗人晏明，我立即显出了山里人的惶恐。
我们去时已是薄暮时分。晏明老师刚刚下班回到家里，此时正在吃饭。见到我们，他立即起身热情地与我们握手，让座，他的夫人邓老师忙不迭地给我们沏上热茶。来京已有许多时日，这一瞬间里，我突然间感到了如同回到家里一样亲切和踏实。心里的拘谨和矜持顿时烟消云散。
我听发模说过，对于他从黔北山乡走向全国，晏明老师是付出了他的心血的。发模为此十分尊敬和感激他。但是，晏明老师却又是那样谦恭，时时处处向应该算是学生辈的朋友征求意见，甚至也没忘了向我这个根本与诗无缘的人询问看法。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以诗人的敏感和善良的心地，怕冷落了我，随时找我谈话。当他得知我是梵净山区的一个苗族作家时，十分高兴．便和我谈我的家乡，谈我的民族，谈我的创作。他问得很细，连我平时喜欢谁的作品，我对生活的熟悉情况都不厌其烦地一一问到。他不断地勉励我一定要努力读书，刻苦写作，凭作品从山沟走向全国。我向他谈了我的家以及我的家族，还谈了我自己的坎坷的人生。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这个性格内向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话，而且又是和一个刚刚語面的老诗人。晏明老师呢，认真地听着我说，不时插上几句，不时为我们的茶杯续水，使我只觉得是在与一个忠厚的长者漫话家常。直到夜深，我和发模才告辞了晏明老师和他的夫人邓老师。
第二篇载于《孝感日报》（1992年6月12日），作者叶凌：
在诗人晏明家做客
京都三月，春天来得迟。
而我第一次走进著名诗人、编辑家晏明夫妇的居室时，在翰墨书香中所感受到的却是五月阳光的温暖和六月南风的清凉。
那日他刚从外面散步回来，热情地同我握手问好！他一边为我沏茶一边问候家乡众多的朋友。然后他谈文学，谈对生活中人和事的看法。谈人品对文品之重要。他说做文须先做人，没有真诚、真正的人品，也不能有真诚的作品问世。他说写作没有什么诀窍，多读多思多写。不怕苦、不怕失败就能成功……当时他的夫人北野先生正忙于看稿，她不时插进一些诚挚而精辟的语言。……
现在，在晏明家里做客。笔者面对两位安详而豁达的老人，他们具有云的超然、书的谦逊和父母般的微笑。邓北野先生为我们端出香喷喷的面条，热情耐心地教我按照北方人的吃法，在面条中拌入新鲜生菜和各种可口调料，两位老人静静地看着我把面条一口一口地送进嘴里……那目光、那神态，好像寻常百姓家慈爱的父母在专注地关怀远行而归的游子。
那是一顿平常而又令人难忘的午餐，阳光在窗外射进来一片绿影，它告诉我，春天来了。
那些年，妈妈说家里成了俱乐部，总是聚拢着许多年轻人。那时，我有了自己的小家，但也常常回爸妈家看望。很多次，我前脚进门，后脚就赶来一两位造访者。只要赶上饭点，不论对方是谁，爸爸都会这样说：“在家里吃个便饭吧！”我知道，爸爸的话出自心底的善良。于是，实诚的年轻人就留下了。他们总是长坐不走，聊到夜幕降临。我就下厨房，即使两菜一汤，也要花掉不少时间。那时，正是我在事业上的打拼阶段，心里极为心疼那些滑落的时光，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不做，就是我那白发苍苍的妈妈亲自下厨房。有时候，逢上来客重要，爸爸还会专门打电话叫我回家做饭，这使我多少有些怨言。
必须承认，面对陌生作者，爸爸看到的是那个人的未来，而我看到的是爸爸的当下。我看着爸爸将一把药片咽下，就劝他：“世态炎凉，世风日下，您扶植成名的作家不计其数，有的作者一成名就成了陌路人，有的人过河拆桥、挖墙脚……”我说的人，有名有姓，事实确凿，如果把这些名人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将令读者大吃一惊。看得出，爸爸一直为此难过，可以后的日子证明，爸爸矢志不渝，终生都在做人梯。
我感慨爸爸的奉献精神，也由衷地羡慕这些年轻作者，至于我自己，就没有这份幸运了。
1978年冬，爸爸恢复工作，参加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的编辑工作，负责诗、散文、报告文学作品。那时，我算是个文学青年，虽然发表过作品，可还是常常遭遇退稿，正需要老编辑扶植。不用说，见爸爸“复出”，我直觉得看见了万丈光芒。可是，没等我说话，爸爸就抢先打招呼道：“你可以把稿子寄给别的报刊，但是不能在《十月》上发表。”看着我失望的样子，他扶扶眼镜，补充说：“你要有志气，走出自己的路。”我十分委屈，为避免退稿，那几年只能默默地将稿子寄给《妇女》、《妇女之友》这样的非文学期刊。1985年，我将以电影蒙太奇形式结构的报告文学《从那篇国土到这篇国土》，试着交给《人民日报》，居然很快发表，并在多刊转载了。那时，我觉得天空无比明澈！爸爸呢，也很高兴，见到我从邮局买回的报纸，他还喝了小酒，连声说：“不错不错，占了《人民日报》一个版嘛。”再后来，那篇报告文学入围全国第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时，我鼓起勇气，请求爸爸向相熟的评委介绍一下情况，可是爸爸说：“这话我不好说啊。”自那以后，我再没向爸爸提过类似的请求，即使2005年，我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出老房子》成为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候选作品时，我也没有告诉爸爸。我遵守父训，在爸爸任职十月杂志社的十年间，没有将稿子送交过《十月》。很多年以后，我已经不再抱怨爸爸，我知道，爸爸是像要求自己那样严格地要求着我。他本人是在19岁那年发表处女诗作《涢水之春》的，那之前也经历过心情黯淡的退稿阶段。对退稿，我们父女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个历练阶段、成长阶段、必经阶段。爸爸没有亲手编发过我的稿件，但却时时指导我，告诫我。他说要用诗样的语言书写散文、小说，以及报告文学；他提醒我追求独特的风格；他甚至亲自动笔，为我修改文章。爸爸对我的期望显然比对任何人都高。尽管迄今为止，我没有拿到国家创作界的最高奖项，“没能登上他们所期冀的事业巅峰，可是仍旧获得了父母永恒的理解和挚爱”，（郭冬：《文学的思考》）并在同等经历的我们这一批人里，成为最早的教授之一。我看得出，爸爸注视我的时候，眼神里常常充满了欣慰与愉悦。
爸爸打造了许多年轻作家，也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一批文学泰斗的足迹。爸爸的书柜里，有一排发黄的书，那是他当年呕心沥血组稿、亲自编发的书：郭沫若的《雄鸡集》、夏衍的《杂文与政论》、曹禺的《迎春集》、巴人的《遵命集》、臧克家的《杂花集》和《学诗断想》、刘白羽的《文学杂记》、周立波的《文学浅论》、艾芜的《浪花集》郭小川的《针锋集》、徐迟的《诗与生活》、田间的《海燕颂》、袁水拍的《文艺札记》、李凌的《音乐杂谈》（三集）……哪一篇，不是爸爸从散见的各种报刊中搜集而来；哪一集，没有体现出爸爸作为杰出编辑的智慧；哪一部，没有流淌着爸爸勤奋的汗水！
臧克家先生在《我眼中的晏明》中陈述此事：“我们在各报刊发表的文章，自己也找不全，而晏明却为我们找全了散失的文章，真是大海捞针。他把搜集全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再由作家本人完稿。我们感到惊异。这一套文集在文艺界和读者中发生了广泛影响，受到好评。夏衍同志为这套书称赞过北京出版社工作细微，连他自己也找不到的文章，晏明代为找到了。”
我后来从臧克家伯伯嘴里得知，当时，搁笔多年的老作家杨晦、孙伏园、何家槐等先生，应爸爸登门之约提笔写稿；杨朔的散文名篇《十月北京城》、《香山红叶》也应爸爸之约并亲自陪同参观访问后写成的，它们后来收入选集及中学文学课本；臧克家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有的人》，也是应爸爸约稿，在新民报（或《大众诗歌》）发表，后来流传甚广，成为代表作之一，十余种选本选用。
爸爸约稿，也改稿。当年文坛上流传着一句话，说郭老不准改动他的文稿一个字。可是，爸爸改过。50年代初的一天，在郭沫若住宅的客厅里，爸爸指着校稿说：“郭老，您看，这个地方改动一个字，读起来会更好……”爸爸说话声音很大，因为郭老的耳朵有点背。1941年，爸爸在重庆创办《诗丛》月刊时就到郭老住宅天官府七号约过稿。那次，郭老说：“我好久不写新诗了，有时写一些诗词，你们登诗词吗？”年轻的爸爸说：“不登诗词，我们的诗刊专登新诗，散文诗也可以，评论、译诗也登。您为我们写篇谈诗的文章吧。”郭老笑笑说：“以后写了文章，再寄给你们。”他们还聊起家常，爸爸说他姓郭，郭老就说他俩是本家，那年爸爸21岁，郭老50岁出头。一晃十余年过去了。这次，郭老听爸爸说需要改动一个字，就戴上花镜，顺着爸爸手指的地方看去，郭老念念，笑起来：“好啊，改、改！”爸爸对我谈起这件事时，已经忘了改动过哪个字，他是想告诉我，郭老其实很谦虚。
爸爸全身心地投入了编辑工作。1981年，李凌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时，聘请爸爸担任诗词教授，已发了聘书，但爸爸因编辑工作太忙，无法固定为学生开课，学院只好改聘为特约研究员。爸爸曾对诗词班的学员稿件进行过修改，学员将那些改过的稿件传来传去，非常兴奋。
爸爸被老作家称为“老朋友”，被年轻人称为“大编辑”，被陈祖芬称为“人梯”。我想，最让爸爸宽慰的，一定是老朋友的关爱。爸爸曾经谈及长他16岁的克家伯伯对他的关爱。1957年，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已经调到出版社的爸爸，接到原来工作过的报社电话，请他回单位提意见。其实，爸爸刚刚经历过“肃反”、“审干”风潮，应当知道运动的严酷。妈妈处世谨慎，再三劝阻他，可爸爸还是去往报社，“鸣放”了心底的意见。其中一条是，“肃反”打击面过宽，把朋友当成了敌人。很快，爸爸为他的直率付出了代价。妈妈担心的事来了。运动后期，爸爸被冠以攻击“肃反扩大化”之罪名，遭到反复批判。妈妈更担心的事是，一旦爸爸被戴上帽子，组织上就会清算老账新账，说不定会把这一家人都赶出北京，爸爸看来是在劫难逃。可老天在节骨眼上帮了我们一家人！因上级派发名额限制，爸爸没有被划成“右派”！天呀，爸爸不是右派！令爸爸感动的是，臧克家伯伯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赶到出版社去看望他，克家伯伯握紧爸爸的手，使劲摇啊摇！同样的感动还有多次，爸爸向我们深情地讲述过：十年浩劫未过，爸爸还在昌平小村劳动改造时，久未得到爸爸音讯的克家伯伯放心不下，特地致信询问安抚。最让爸爸难忘的，是克家伯伯对他工作的评价：“我和徐迟等同志常称赞晏明的编辑工作和他的业务水平。徐迟、李凌等同志常称晏明是第一流的编辑家，姚雪垠也有类似的话。”（臧克家：《我眼中的晏明》）
九曲十八弯，爸爸在编辑事业的长途中默默跋涉。
爸爸从不对我述说他的苦闷，可是我知道，离开他的作者后，爸爸的心灵很孤独。
不用述说他的养父，也是伯父，我们的大爷爷郭奎生先生被错误镇压的苦楚—大爷爷是支持过抗战的开明士绅，“任地方抗日游击队军需六个月”（云梦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云法刑监字〔1986〕36号文），当共产党逮捕他时，邻里村庄的众多百姓联名签字担保，但换来的却是1951年2月15日的枪决与35年后的道歉。爸爸至今难忘云梦县法院1986年4月1日的无罪判决：“原判所定解放后的主要犯罪事实失实。是此，本院特依法判决：撤销云梦县人民法院一九五一年二月对郭奎生的判决。宣告郭奎生无罪”，县政府送来了1000元抚恤金，但抚养他成人的养父却难以复生，爸爸在痛哭之后，将抚恤金捐给了乡村小学；
不用述说前面所述组织人员对爸爸成分言行不一的划定，那种让爸爸在“职员”成分结论的表格上签字，却又暗地里将“职员”更换为“旧军官”的行为，令爸爸终生愤懑；
不用述说“连坐”的屈辱，那种因成为“关管杀”直系家属，外加生父去往台湾的关系，使爸爸已经无法逃离新中国的肃反、审干、胡风案、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一轮轮政治运动的审查与批判，爸爸就在每一次审查与批判后，屈辱地等待着下一个风暴；
也不用述说史无前例运动中爸妈被监督劳动多年的伤感，以及我们儿女背负的种种耻辱，那么，总得述说点什么吧？
没有。爸爸习惯了心灵的孤独，从不倾诉。那累积在爸爸心灵深处的失望之情，多厚、多厚了啊，一层，一层，又一层，终至淤积成了一座失望之山！
大山遮挡住了所有的光亮。几十年来，爸爸如履薄冰，承受着没有尽头的煎熬，担心一场场突然而至的政治风暴对他，对我们母亲，对五个儿女防不胜防的袭击！
我不知道爸爸是否后悔当年没有去往台湾。
1949年，120万大陆国民党军人军属分批登上了开赴台湾的舰艇。我在报告文学《难回故里》（《北京文学》2011年第五期）里叙述了这段家事：
让我们回到1948年的长沙。
那时我还没出生，上面有三个哥姐。爸爸在20世纪末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抗战作家纪念牌，当年他是报纸主编，写过发过很多抗战诗歌，可战争一结束，他就失业了。
爸爸送爷爷去台湾时，停靠在福建港口的轮船“噗噗”地冒着白汽。时任国军军官的爷爷紧紧拥抱着爸爸，颤声说：“我的儿子，报馆关张了，你失去薪俸，老人孩子等着吃喝，为什么还留在大陆？”爸爸不回答为什么，只是坚定地重复：“我不走。”爷爷踏上轮船的那一刻，说了一句令爸爸终生难忘，后来几次转述给我的话：“你，真的相信那些左派朋友？”
爸爸的眼泪流下来。这是父子俩多年不同的政见。
招手，招手，招手；再见，再见，再见。
那逐渐缩小的身影，最后消失了，永远消失在了两个人的生涯里。
爸爸和爷爷从此没能再见。
冬季的长沙，空荡而寒冷。
我需要在这里进行修正。这次整理爸爸的资料得知，爸爸是在1949年6月，从我的新家湖南郴州，去往广州送别爷爷的。那时，爷爷已率一家人登上泊于黄埔港的轮船，正要启程去台湾。爷爷曾任教师，军报编辑、记者、总编辑，会画画，擅书法，能行医，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爷爷伫立在大海边，劝爸爸一同去台湾办报，可爸爸却反转劝说爷爷：“您跟国民党跑了几十年，得到了什么？回家乡当医生不好吗？”爷爷难过地登上了轮船。
几十年过去了。爸爸后悔吗？他没说。可我知道，当年，蒋纬国手下的一个人找到他，劝他离开大陆，那个人一定了解他，所说的话不知是否打动过爸爸：你去台湾办报，你将成为台湾第一报人！
亲爱的读者，我在前面说过，爸爸的理想之一就是成为编辑家，像邵飘萍、成舍我前辈那样，创办第一流报刊啊！流落到长沙、郴州的爸爸，失去了与进步作家的联系，全家濒临生活绝境，如果那年去往台湾办报，办一份像《诗丛》那样的刊物，或《鹦鹉洲》那样的报纸副刊，不失为一条路啊。
很多年后，我与爸爸已经能够像知心朋友那样交谈。我问爸爸：“有人劝您去台湾，成为台湾第一报人吗？”爸爸说：“是。”我没有问爸爸是否考虑过，他能否真的成为台湾第一报人，因为我心底坚定地认为他能。我问爸爸：“您为什么不去呢？”爸爸说：“我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很失望。”我想，他如果去了台湾，开头很多年仍旧会对国民党的“报禁”失望，可毕竟，还有希望，成舍我先生就是在1988年台湾解除报禁后创办《立报》的。
30年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记忆，60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吗？
爸爸曾经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很失望，那么，现在呢？是来自于何时、何地的失望打造了他的孤独心境？
爸爸自20岁担任主编，就为创办第一流的报刊而奋斗，他本来是想把这个理想贯穿终生的，而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来没有机会得到依照自己的思路、办刊宗旨，创办报纸或刊物的机会，即使十年浩劫结束，国家急需人才的时候，他也没能成为无数报刊领军人物中的一个。他那反复被纠缠的“历史问题”—在国军中办刊的历史是不是反共反革命行为，搅得他心力交瘁。这还不算，他的“历史问题”株连了我们的妈妈北野。
妈妈的情况是这样的。她投身抗日战争时，是滑县师范学校15岁的学生，以后经历了各种培训与办刊的历练。1950年10月，妈妈在北京新民报社副刊担任编辑、记者；1952年1月，调入北京日报社参与筹备、试版工作；1958年初，调至北京晚报社参与创办工作，1959年初起主持二版(本市新闻版)，任编辑、记者，组稿、编稿、采访、写稿以及画版，独当一面。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初期，妈妈作为市政组记者，为北京城建设的报道呕心沥血。
比如，报道北京苏联展览馆（1958年更名为北京展览馆）建设工程。1952年，政务院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访问苏联后，中央决定建设苏联展览馆，苏联还派出建筑专家帮助设计施工。自1953年10月15日建馆工地举行开工典礼起，在长达一年时间里，妈妈经常吃住在工地，追踪采访，不断向北京人民报道这个有着一万多名建筑工人和六千多名解放军战士日夜奋战的工地战况。妈妈陪同副市长王昆仑开展调研，与苏联专家朝夕相处，每日奔走在工地与报社之间。我家那时住在西城，离建馆工地不远，可妈妈没空回家。有一次，我睡醒觉，发现枕边多了一个精致的金属盒，那里面是糖块，很甜很甜，原来那是妈妈从开馆后的展览馆买回来的苏联糖！我们吃了很长时间，也把那个漂亮的小盒保留了很多年。几年后，爸妈特意带领我和妹妹去参观展览馆，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老兄为展览馆建设立了一功！”他俩总是互称“老兄”。妈妈笑了，她一指天空：“那个地方是高高的脚手架，我爬上去采访，吓得新凤霞在下面喊：那是谁家的小鬼爬上去了？快下来！”
比如，报道张百发青年突击队。1954年4月28日，在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工程的第一工区，由张百发和11名青年人组成的北京第一支钢筋工青年突击队诞生了。妈妈第一个报道了张百发青年生产突击队，那年，张百发不过19岁。32岁的妈妈，扔下两岁的小女儿，跟着张百发的队旗，转战京城，从八大学院、友谊宾馆、东郊厂房到人民大会堂工地，妈妈连续报道。所有建设工地上的工人，都受到了《北京日报》报道的鼓舞，到1955年1月时，北京城的建设工地已经发展到735支突击队，而张百发队也成为了全国著名的青年突击队。妈妈自己，也因为成绩突出，在1958年5月，被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吸收为会员。
为自己的冤案株连妈妈，使爸爸心中永存伤痛。在他心里，妈妈太善良、太真诚、太老实，他为自己不能保护妈妈而难过。1964年，单位领导认定妈妈不宜在新闻部门工作，就像甩掉一个包袱那样，把妈妈下放到北京南口农场基建队，而后是遗忘，遗忘了那个在偏僻郊区农场运土和泥、盖房种树长达14年的著名记者。更令人伤心的事还在后面。当妈妈和全国人民一同迎来了祖国的涅槃时，组织上想起了她，召唤她走进报社大楼，妈妈以为自己会重新回归新闻战线，兴奋万分。可领导请她坐下，恳切地要求她在一张“退休”的文本上签署姓名。妈妈听话，她不知道所有拒绝签字的老编辑老记者后来都重返岗位，她理解组织的难处，用那娟秀的小字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没想到，从这一刻起，她就结束了自己璀璨夺目的新闻生命，而组织上也就心安理得地彻底遗忘了这位骨干。那年，她才满56岁。以至于后来当上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寻找妈妈几年，竟然发出“怎么找不着北野”的慨叹！再后来，《北京晚报》刊发了整版通讯《1950，北野1958，北野》（高立林《北京晚报》2008-01-17）之后，这个报社的很多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北野的，也都在慨叹：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在那个年代，最大的法不是人民之法，而是领导“看法”。以“组织”身份出现的领导，一旦对谁有看法，那这个人就得完蛋；最倒霉的，是株连家属，这个人的家属，也统统会跟着遭殃。
到爸爸自己也被下放到昌平县小乡村劳动改造长达10年，而我们5个子女也无一不受到牵连时，爸爸办刊的理想，已经成了遥远的梦。
1982年11月，有个名叫周涛的作家，从遥远的乌鲁木齐北山坡给爸爸写信，无意中触动了爸爸的心事：
晏明老师：
您好！我觉得，当今诗坛要出现好的作品，除了许多别的因素外，有一批真正有事业心、有眼力的老诗人来编刊物也是很重要的。新诗的声誉到了如今的地步，确实令人心里难受，大型丛刊是否能为诗歌的繁荣多作些努力呢？很希望有机会得到您的指导……
周 涛
1982年11月11日
周涛看出了文坛的浮华，看出了编刊的重要性，爸爸何尝不想挑头办个刊物？很多年，很多次，爸爸忍不住又想起办刊的理想。1985年，“七月派”诗人、教授、老朋友彭燕郊还提到这个理想：
晏明兄：
将来，条件许可，我们当然还要搞个诗刊，一个老老实实探索新诗艺术发展道路的诗刊，不出风头，不搞热闹场合，“甘于寂寞”的诗刊，你说好不好？或许不容易实现，但这个想法本身不就够迷人的吗？
彭燕郊
1985年1月15日于长沙
彭燕郊先生在等待，那一代中的不少老编辑在等待，爸爸也在等待。他们如同贝克特笔下的狄狄和戈戈那般，虔诚地等待着戈多的出现。不过，爸爸的等待还多了一分期待，他的“历史问题”不翻案，便永无出头之日。申诉，申诉，申诉，直到1999年4月，明晃晃的太阳才驱散了乌云。北京出版社党组终于发文确认，爸爸参加革命时间为1947年4月，确定离休干部待遇。
以一个公道的结论，更正一个错误的结论，花费了44年时间。这年爸爸79岁，白发覆盖了满头。
如果说，这之前组织上不愿意将一份报刊交给历史不清白者的话，那么，后来，无论哪个报刊都不再需要一位资历厚重而垂垂老矣的人来掌舵了。爸爸白白等待了一生。
苍天看得见，爸爸那曾经在20岁就爆发过的耀眼才华，一点一点地被湮没在了这片他为之矢志不渝奋斗的土地下，直到他自己也睡进了这片土地。
用生命写诗
爸爸的另一个梦想，是成为职业诗人。在他31岁那年，命运的拐点迎面走来。
1952年，北京市文联根据爸爸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调动他从事专业创作。那是通往爸爸诗歌创作高峰的一条笔直的道路，金光闪烁。爸爸自18岁投身诗歌创作起，一直在寻找这条路。
可惜，爸爸所在报社领导的表态，终结了他多年的希望。报社不肯放弃独当一面的干将，以“工作需要”为由回绝了北京市文联。
历史，在某个细节上错位之后，就彻底改变了它滑行的轨迹，也彻底打乱了爸爸的生命走向。
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很听话，爸爸服从组织决定，仍旧留在报社里，继续走着编辑兼创作的双重奋斗道路。
爸爸去世后，我将他的著作找齐，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书柜里，一共12本，有诗集、评论集。那些我听说过的已经散落、遗失、被抄走的集子，几经哥哥寻找都不得，它们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书柜里了。我恭敬地站好，向那12本书，向爸爸经历的艰苦岁月，向爸爸高尚的人格，向爸爸兢兢业业创作的成果，—鞠躬！当我抬起头来时，泪水已经落了满脸。我为坚强负重的爸爸不平，为无尽付出爱心的爸爸心痛！
这是一代编辑家陨落的年代，编辑家群体的离去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结束。像爸爸这一辈人的奉献精神—以自己生命作铺垫培育青年的人梯精神，以后还有吗？
苍天作证，我亲历亲见，爸爸在从事繁重的编辑工作之余，在送走一批批求教的年轻人之后，在回复完那些高高堆积的读者来信之后，是怎样伏在写字台上，在那黑幕拉开的暗夜里，开始研究自己酷爱的八行体四节小诗！每天每天，他都将暗夜中的两个小时留给自己，丑时后睡去，天明又挤上公交车上班！公平地说，爸爸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勤奋的人，也本当是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爸爸原名郭灿之，1940年春，在作家靳以先生主编的《文群》发表第一首诗《涓水之春》时，用了笔名晏明。晏，是其母姓；明，寓意向往光明。爸爸说：“我的母亲姓晏，她是一位勤劳的受苦人，在我少年时期她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我是在母亲的儿歌声中长大的，她经常一边纺花，一边教我唱故乡的儿歌和歌谣，后来我爱诗、写诗，是由于我受母亲的影响，我以晏明为化名，是为了纪念受苦的母亲。”（《关于我的笔名及其他》）自此之后，“晏明”成为爸爸在户籍上、工作单位上的正式用名，也成为他一生发表作品的主要笔名。就从《涢水之春》那首思乡诗作起点，爸爸开始了用生命写诗的征程。
有过那样的日子，1946年。爸爸书写了大量政治抒情诗和叙事诗，抨击国民党统治，反映农民疾苦和农民反抗征兵、征粮行动。由中共地下党领导，沙鸥、李凌、薛汕合编的上海《新诗歌》（月刊），几乎每期都发表爸爸的作品。《大公报》、《文汇报》，《《诗激流》、《海燕》、《诗创造》、《诗垒》等报刊，也连绵发表他的新作。
有过那样的日子，1947年。沙鸥向爸爸公开了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作为中共地下党指定的联系人，他负责与爸爸联络。就这样，作为老诗友与新同志，他们以笔为武器，共同揭露国统区的黑暗。沙鸥主编了一套《春草诗丛》，其中就有爸爸的诗集《三月的夜》。这是爸爸的第一本诗集，沙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文。《三月的夜》，由上海新诗歌社出版，选自爸爸1940年—1947年所发表的诗作，分为三辑：第一辑《战地诗草》，收入爸爸发表的第一首诗《涢水之春》及反映抗日前线生活的战地诗草和思念沦陷的故乡的诗；第二辑《雾都抒情》，是反映现实生活及抨击时弊的诗；第三辑《三月的夜》，以反映农民疾苦及抗丁抗粮的抒情叙事诗为主。那时，爸爸生活在偏僻闭塞的川北潼南小镇，他在《后记》中说：“面对正在进行的人民革命战争，我的声音是何其微弱！我多么盼望走出这狭小的天地，使我窒息的天地，去大声疾呼，去纵情歌唱……”
有过那样的日子，1953年。爸爸编选了自己于1950年至1952年发表的诗歌，组成第二本诗集《收割的日子》，由北京自强书局出版。诗集全部是自由诗，分为两辑，第一辑，是支持抗美援朝的诗，第二辑，用以描写旧农村渔民的苦难和斗争，以及新农村新气象。其中叙事诗《湖的故事》曾在《大众诗歌》发表，诗人徐迟对《大众诗歌》主编沙鸥说，他很欣赏此诗，认为是好诗，题材、情节、语言都很新颖，说他将来编诗选时要收进去。爸爸对他的第二本诗集这样评说：“在诗创作上，我应该继续耕耘，而我却收割了。尽管收割与耕耘并不矛盾，收割之后，当然要继续耕耘。无休止地耕耘，无休止地收割。我这里所说的收割，不是单纯地收割，而多少意味着丰收。我的创作园地，是歉收的，我渴望丰收。”
有过那样的日子，1959年。爸爸编选了自己于1957年至1959年发表的作品，组成第三本诗集《北京抒情诗》，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诗全部写于北京，大部分是以北京为题材或与北京有关的抒情诗，故谓之《北京抒情诗》。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北京长安街之歌；第二辑：我们的车轮滚滚向前；第三辑：献给莫斯科；第四辑：东风万万里。爸爸陈述了编选诗集的初衷：“生活在北京是幸福的。40年代历尽艰辛、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北京安定幸福的生活，感受很深。于是，我写了一些赞美北京的抒情诗。”（《关于诗集〈北京抒情诗〉》）
1980年冬，爸爸对自己的创作道路进行了反思，他回忆：“当时，对有些事物心中曾暗自怀疑，如中国进入共产主义时代。我参观了最早被称为进入共产主义的河北徐水的人民公社，有些外国人（可能是外国记者）也在参观。当我走进敬老院，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一切。我注意到外国人的冷漠表情，深感不安，从心里默默自问：‘这就是共产主义？……’”，然而，为“赶任务”，爸爸写过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诗，其中包括假、大、空作品，为此，爸爸不安。
有过那样的日子，1966年。爸爸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编选了自己于1960年至1965年发表的诗作，以写劳动人民及先进人物为主，组成第四本诗集《欢歌》。《欢歌》审定后，双方订立了出版合同，可就在即将开印时，中国禁闭森严的铁幕轰然落下，浩劫爆发，《欢歌》被红海洋湮没了。
有过那样的日子，1978年。刚刚“解放”、出任中央乐团团长的李凌，将在昌平县乡村劳动的爸爸，借调到中央乐团从事创作。爸爸接连完成了大型声乐作品《刑场上的婚礼》（清唱剧）、《风暴》（大合唱）歌词，抒情独唱歌词。他的合作者是作曲家张文纲、王树、王酩，歌唱家罗天婵、刘秉义、傅海燕等。他的讽刺歌曲《一三五七八》获得了文化部建国30周年文艺创作奖。
有过那样的日子，1979年。爸爸倾情投入山水诗创作，他从唐人山水绝句中汲取营养，厚积薄发，立志踩踏出山水诗创作的新路。他去往云南，采得滇池睡美人山凄美的爱情传说，他的长篇叙事诗《相思海的传说》在《北方文学》发表后，引起轰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广播电台、上海广播电台等十几家电台分别配乐朗诵播出，广为传诵，成为长达数年的保留节目。1980年，上海《文汇月刊》2月号再次刊登《相思海的传说》，该诗很快入选四种版本的诗选集。
有过那样的日子，1982年。爸爸登上祖国第一名山—黄山。爸爸看到，百花盛开的桃花溪，为浓绿的黄山披上了绚美的彩带，悬崖上杜鹃怒放，在那云之峰，爸爸惬意地追逐着一只鹰。就在那时，诗的喷泉，在爸爸心中汹涌，回到北京后，他一连写了三十多首黄山诗，在各地发表。
之后，他的组诗《黄山，奇美的山》（五首）在香港《新晚报》发表。有个人，成为爸爸的合作者，并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腾飞。那是香港著名作曲家屈文中，他发现了爸爸的诗，激情四溢，立时坐到钢琴边，用手指滚动出一串音符，他边读诗，边构思，边弹琴，先是谱出了组诗的第一首《天都峰，我多想伴着你》，接着又谱完了另外四首诗。大型声乐作品大合唱诗篇《黄山，奇美的山》就这样诞生了。翌年7月，台湾成明合唱团在国父纪念大会堂隆重地表演了大合唱《黄山，奇美的山》，首演轰动，震撼台北，以后又在香港音乐会堂二演……之后，在台湾、香港多次演出，并由台湾福茂唱片公司录制成唱片和盒式磁带，风靡台湾、香港和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美国。大合唱诗篇《黄山，奇美的山》获得台湾作曲金鼎奖与优秀唱片金鼎奖。爸爸的诗，就这样借着音乐的翅膀，飞往各国各地。屈文中不知道，爸爸写诗，总是在音乐声中创作，当爸爸打开音响，当古典音乐的旋律淌满了书房的时候，爸爸那富于音乐节奏的诗歌也就一首首地铺在了纸上，所以，屈文中一读到爸爸的诗歌，就看到了飞舞起来的音符。
1985年9月，爸爸应中央电视台之约，二上黄山，拍摄《黄山、奇美的山》大合唱诗篇的专题艺术片《诗乐合璧黄山情》，于1986年元旦和3月14日两次向全国播映。据屈文中来函介绍，台湾较早就拍摄了有关这部声乐作品的专题艺术片。
有过那样的日子，1983年。爸爸看见，春天披着滴血的红花走来，祖国告别了浩劫岁月，到处是色彩缤纷的春天。爸爸先后到南方几个省区旅行，祖国秀丽迷人的山水，激发着他的诗情，那诗的灵感，像绵绵春雨般飘洒。爸爸写了很多绝句式小诗，从1979年—1982年所发表的诗作中选出部分，编辑为两本，一本是《故乡的栀子花》（长江文艺出版社），是献给母亲和故乡云梦的诗集；另一本是《春天的竖琴》（四川人民出版社），是从各种角度描写春天的诗集。爸爸在探索，探索诗歌的构思、语言、形象、意境上的独到，探索六行、八行、十行……以及更长的抒情诗（包括政治抒情诗）的艺术表现，探索怎样把叙事诗写得抒情、唯美……
有过那样的日子，1987年。爸爸不顾家人殷殷劝阻，决心奔赴长江源头，他要以诗歌表现长江源头的壮观。从北京到青海高原，他先在海拔两千多米的西宁市小住，后乘“巡洋舰”越野车，越过海拔3900米的河卡山口，抵达兴海县（海拔4000米）。那时，他呼吸急促，开始输氧；再后，继续行车，全天600公里，历时14小时，先后越过海拔4000余米的鄂拉山口、温泉、姜路岭、花石峡，他攀登、跨越！他见到了公路旁的白色路牌：“巴颜喀拉山口—海拔5，100米”，他明白，长江正源，不是巴颜喀拉山，他要寻找的是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下的大冰川！于是继续攀登，当他抵达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江源头所在地玉树藏族自治州时，州长握着爸爸的手笑了，说他是登上江源年岁最高的作家。爸爸到达了治多县，藏语，“治”是长江，“多”是源头；治多即是长江源头，爸爸终于见到了高高尖尖的各拉丹冬雪峰，见到了长江之源！爸爸还看见了东娥错那，那是藏语，意为“山中美丽的黑海”，是长江源头雪峰峻岭中最大最美的高山湖泊。尽管高山反应使爸爸头晕头痛、四肢无力、难以入眠、体重减轻十多斤，然而，从江源归来，爸爸的创作激情喷涌，他以《长江源抒情诗》为总题，陆续写诗100余首，在各地报刊（包括台港）发表。
后来，《东娥错那梦幻》出版了，爸爸将书递给我，我翻开诗集，见扉页上有爸爸苍劲的题词：“冬儿：我于1987年(67岁)冒险登上海拔六千余米的长江源头，用生命换来这本诗集。父字”。
这本用生命换来的诗集，被吴奔星先生称为“发展了我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山水诗”的诗集，是爸爸诗歌艺术的巅峰。爸爸从40年代初期探索山水诗，矢志不渝。这部诗集凝练了他数十年历经的人生磨难和彻悟，是将聚集一生的能量向“美”发出的啼血般呼唤：“追求诗的凝炼、含蓄、清新、明丽，追求诗的形象、音乐、色彩和意境的美”；“探索生活的美与诗美的融合”；“着力于诗的音乐感，让音韵美倾注于我的诗中”；“对诗美的探索与追求，我不会放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瞬”！（《晏明山水诗选·自序》
我的心震颤了。更为震颤的事情发生在爸爸攀登长江源头的第二年。爸爸迅速消瘦，我于1988年5月陪爸爸做了胃镜检查，医生的诊断很明确，胃癌。
一切都不能阻止爸爸放弃创作，放弃创作就是放弃生命。爸爸在切除了三分之二胃部过后，重新打开音响，在古典音乐的流淌声中创作诗歌；甚至，重新走进了他无比热爱的高山大川。
写啊写，爸爸写欢乐、写期冀、写青春、写恋情、写情爱、写困惑、写失落、写苦痛、写忧患意识、写现代意识、写对现代化的渴望……他将这一切统统寄托在山水上。他的作品连绵出版：诗集《花的抒情诗》、《海的抒情诗》《一束野蔷薇》、《高原的诱惑》、《晏明山水诗选》、《晏明短诗选》（中英文对照）；诗论集《青春诗路》……
爸爸独特的风格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老朋友的书信连绵飞来：
晏明同志：
《春天的竖琴》、《故乡的栀子花》都读过了。我非常喜爱黄山一组和桂林一组诗，诗意很浓，技巧、语言，臻于完美，难得之作。
刘白羽
1984年4月17日，北京
晏明兄：
这些年来，你默默无声地埋头工作，为中国新诗添加了许多好作品，为新诗的发展做了许多好事。我以为，这是足够你引以自豪的。—现在人们总怕说骄傲，其实，自豪感也许不能不包含一点骄傲，这种性质的骄傲应该说是一种自信心，一种坚强意志的表现。你现在的工作，影响不小，也就是说作用不小。目前，新诗还处于低潮，但只要我们大家都像你一样默默无声地埋头工作，新诗会有一天要“一飞冲天”的，文学史将要记下作出贡献的人的劳绩的。
彭燕郊
1985年1月15日，长沙
晏明诗兄：
拜读《东娥错那梦幻》，首先感到您开拓了诗的领域，发展了我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山水诗，似乎也有一点兼而有之的边塞诗味道，合而言之，也不妨称为“边塞山水诗”，他人所无而兄所独创。
吴奔星
1993年4月5日，南京
晏明老师：
说实话，我十分爱读您的诗。……您的许多山水诗，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而不浮，实而不泥，诗的容量不表现在诗中已经写的，而是启迪人的审美想象，所谓日读而常新……长江转来您所赐赠的《花的抒情诗》，使我爱不释手。当时正好出差，在往返的车上，在招待所里，反复吟诵，竟背下了许多诗章。回京后同《博览群书》的编辑谈起您的这本书，他们认为可以写文推荐。
吕晴飞
1987年10月29日，北京
晏明同志：
在诗坛骚动的今日，看到老诗人严肃探求诗艺，继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情感真挚艺术完美的新作问世，我想大家会是极为振奋的，至少是我激动不已。其中许多诗篇早在期刊发表时就曾拜读，自是喜爱，此次结集出版，就更觉珍贵。这部诗集是诗坛近年来较有份量的一部力作，容我一些时间，我准备就您的全部诗作写一些学诗体会，社会应该对严肃从事创作、并取得成就的老同志写公正评价。
林 希
1991年6月17日，天津
晏明同志：
收到惠寄的《东娥错那梦幻》，用生命换来的这本诗集。小小一本诗集，其重千钧。您于古稀高龄，冒险登上海拔六千余米的长江源头，“我披华发攀上多拉丹冬，呵，恋情如沱沱河奔流冲击”。诗人显然已处于凝神的、专一的精纯的心态，把握了审美观照的重要特征，而作为一位现代诗人的“静然的观照”，又决然我道我禅。您的观照，载着五千年的沉重，苦苦深思，默默呐喊。想象的健足踏遍姜古迪如的雪岭，诗情的狂热融化了那飞瀑的雪莲。
我以昏花的双目，竭力随同您攀登一遍，自然，还只是影影绰绰。不过，我确切辨认出如您在自序中所说的，“我是从现实主义道路走来的，但我希望创作道路的方法、艺术流派与表现手法，更多样更丰富些。”您在努力这样做，在现实主义精神统摄下的多种表现手法以至多种创作方法。我将抄下您的这一句作为座右铭：“让时间老化吧，让我走自己的开着鲜花又长着荆棘的诗路与生活之路”。对我说来，只是一种向往。过去，对我埋的更深些，因而痛苦理应也更多些，不能轻装，难以蝉蜕。希望不断得到老弟的鼓舞。特致以敬礼！
公 木 1993.3.2
这里，用得着爸爸致瑞蕻、莫洛、唐湜等诗人的信，说明他的志向：
我已年届67岁，即将隐退，但诗兴仍浓，从1939年开始写诗，追求近半世纪的诗歌艺术，虽跟随我的坎坷人生道路而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但我决不轻易放弃我热爱半世纪的亲密伴侣，愿与诸诗兄、同志共勉，继续诗艺献身，直到我停止呼吸，假如人有灵魂，我相信我的诗魂永远不散！
晏 明
1988.1.14
请读者注意此信的书信时间。此时，距爸爸从海拔六千余米的长江源头退下已达5个月，他日渐消瘦，应当是处于胃癌早期。
爸爸接下来的情况，我记载在一篇散文中：
他到底是他，日寇的飞机没有炸伤他，十年浩劫没有整垮他，疾病就更不能打倒他。
“生命，永恒不屈地／在永恒的冰雪中，／滚动着不可抗拒的新的春天……”
他为他的诗作，为他酷爱的祖国，坚强地站起来，迎接生命的挑战！
—《新体育》1994年第2期
如同爸爸明确告知我，不能在他所在的十月杂志发表作品一样，我也没有为爸爸的诗作书写过评论。但上篇散文是个例外，我按照新体育杂志朋友的约稿要求，以《生命、阳光与运动》为题，记录了爸爸向癌症斗争的过程。
爸爸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不能放弃诗歌。很多次，我下班回来，保姆老赵都会迎上来说：“你爸爸握不住笔了，喘着气，躺在沙发上还是写呀写的，我劝不住、劝不住啊！”爸爸苦笑着，很难过的样子。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将那些富于音韵美感的词语组合成诗句，字迹也歪歪扭扭。他用手指指诗稿，意思是请我帮助修改。下面的诗，写于他去世那年的春天，哥哥帮助润色后，朗读了两遍，爸爸笑着伸出大拇指，表示可以了：
历史的再现
—收到中国作协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牌有感
银色的抗战胜利纪念牌／和我的满头白发相互辉映，／仿佛我又一次跨上栗色战马／驰骋在鄂中抗日战场。／我把胜利的诗句印在报上，／一颗颗沉郁的心闪着晨曦的光。
窗外，大雪飘飘，大雪飘飘，／是银色的雪片存满纪念牌，／还是纪念牌染上岁月的风霜？／哦，鄂中，鄂中，生我育我的爹娘，／我多想像那纪念牌上的人物，／扑向你，扑向你深褐的胸膛……
爸爸拼尽全力创作的最后一首诗，是为他尊敬的兄长、65年的老朋友臧克家而作，那时，克家伯伯已经去世，诗稿上满是爸爸的眼泪：
诗国丰碑
—收到藏克家纪念集《他还活着》
您是诗人典范，明目昭昭，／您是诗国丰碑，紧依蓝天……
您还活着，没有走远／您的诗句不曾干涸，有如清泉，／您还在奔波忙碌，为民族魂魄／铸造最坚强的诗句支点。……／让生命之火不熄，直到永远。
两个月后，爸爸的生命之火，熄灭了。
可以告慰的是，正如爸爸一生没有离开过诗歌那样，爸爸一生也没有离开过家庭温情的拥抱。爸妈相濡以沫，执手相扶，共度了65个春秋。妈妈富于才华，本可以早早经营自己的文化天地，可她总是无怨无悔地为爸爸抄写诗稿，以致我们现在一看见妈妈以娟秀小字抄写出的爸爸诗歌手稿、复写稿，就深深为她惋惜。妈妈平生虽然留下了大量新闻稿，可仅为自己出版过3本小书。妈妈退休后，先后被《旅游》杂志、《大学生》杂志、《婴幼儿家教报》聘为编辑，并获得了北京市优秀版面设计奖。爸爸自青年到暮年，一向为妈妈骄傲：“我的爱人北野，一位老记者、老编辑，贤妻良母的典型。她一面勤恳工作，一面操持家务。文学事业，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的作品，渗透着她的汗水。”（诗集《一束野蔷薇》后记）
2006年9月23日，我见证了爸妈之间的神圣感应。就在我们五个儿女分别从国内外聚齐，为故去的爸爸送行的这个早晨，我唤醒妈妈，准备服侍她起床后，悄悄离家去往安贞医院的告别大厅。没想到，妈妈从恶梦中惊醒，一把抓住我的手，一字字，清晰地说：怎么我身子底下都是水啊！
那时那刻，爸爸已经被工人从冰冻箱移出，他老人家正在温暖的告别大厅等候我们。
那一天，我们没有通知任何朋友，以家庭相聚的形式，为爸爸送别。告别大厅里，回旋着爸爸喜爱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我们五个儿女，每人朗诵了一首爸爸的诗。
我朗诵了爸爸的《故乡的栀子花·记忆》：
从童年的记忆的大海，／我捞起湿漉漉的栀子花，／呵，是母亲昔日的泪水，／是母亲苍苍的白发。
童年的泥泞的小路，／故乡的云般的栀子花，／像黄昏濛濛的雾，／弥漫着土屋的家……
我相信，天堂是在天上。仰头看，但见流星从我们头顶的苍穹急剧滑落。我坚信，有一颗写着爸爸名字的星，正待降落人间。我的爸爸晏明，中国337名“抗战作家”之一，编审，诗人，一位重情重义的好人。用不了多久，爸爸的星就会回归故土，它跳跃在他童年的小路上，跳跃在我们妈妈身边，跳跃在滋润诗歌怒放的祖国大地上。他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他如此挚爱这片土地，挚爱土地上的亲人故友，还有，他的那些年轻作者。
对我们，他的孩子，爸爸最大的心愿，莫过于一点，愿孩子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具人性、更具尊严、更具文明，强于他所经历过的那个社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