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赵老汉的故事
坦率说，1968年我插队时，早失了知识青年建功立业的壮心。用“被迫”这个词，可能更贴近我当时的思想状态。
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平缓下来，串联的学生回到了校园，从1968年起，自高三到初一的六届中学生全部面临着向外地分配，北京城不再抚育我们。
那年我18岁，申请去黑龙江军垦，不批；申请去青海做工，不批；申请去内蒙古务农，不批。我的自尊心被一叠重创逼得陡然增长，就铁了心，打算哪儿都不去了。
现实即刻把一个女孩子“反抗”的梦砸个粉碎。赴内蒙古插队大军开拔的头两天，校革委会副主任，一位温文尔雅的原女副校长给我打电话，命令我立即准备行李。我懂了，有人临阵变卦，留下空缺，我便像一具备用的草包那样，被及时地填塞进了窟窿。我握住话筒，积压了许久的怨恨霍地喷出。
我说我是共青团员凭什么不批准我去保卫建设边疆，我说你们既然担心我投敌叛国也就甭再操那份心，我就老老实实蹲在北京决不乱说乱动！女副主任极惊讶我这个乖学生的刻薄，结巴了几下，果断地按住电话。我以为我赢了，心头轻松起来。
我毕竟年少，不知道阶段斗争的手段多得很。最致命的一着，就是专我尊敬的父亲的政。女副主任径直去了我父亲供职的单位，联合那里的头头，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一摆，正被隔离审查的父亲就被放回家，让给女儿打行李。我不想再给父亲平添任何罪状，就乖乖地注销了日后才知道是多么宝贵的北京市户口，流着泪，听任不知把我拉向什么盟（行政公署）什么旗（县）的列车隆隆北行！
一
女生的行李被撂进赵春林的小院。赵春林是“历史反革命”，队上没收了他的房。
泥墙垒起的小院有两座房。一座是刚落成的砖房，柁新檩新，还没来得及裱糊顶棚。我打小没为住房发过愁，不晓得那房花费了赵春林一家人20余年的血汗积蓄。这新房当然归知识青年住。另一座，就是赵春林全家栖身的土坯房了。难以想象，那条泥坑，每晚要并排躺上两代七口人。
队长说，用甚东西朝赵春林的老板子（妻子）要，他老板子是贫农；赵春林平日价不回家，给队里园子种菜，你们碰上了，要提高警惕！
谁是赵春林，他是阶段异己分子还是贫农，种粮还是种菜，我全不想知道。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我收工进了小院，与一位从土坯房匆匆走出的老汉碰了个正着。他黑黑的，瘦瘦的，手里提着旱烟袋。他谦卑地低着头，等我走过后才迈步。他面无表情，一副木讷的样子。我想这就是赵春林了。我听见他拉开柳条栅栏门那“吱”的一声响，以为他就要出院子了，却听见他唤道：“芸香，捎过两个贴饼子来。”他的大女儿芸香应着，端个海碗跑出院。
栅栏门外，站着被当地乡民最鄙夷的“讨吃货”。
“你给要饭的送干粮？”事后，我问芸香。她初中文化，我俩挺说得来，我喜欢她的爽快。
“嗯哪。”芸香说，“俺大（爸爸）说讨吃货不是坏人，坏人偷呀抢的，讨吃货不偷不抢，谁来俺家讨吃，没空手走的。”
我注意到，她提起赵春林时一脸尊敬，全不管她爹黑了白了的。
我望望这座几经风浪颠簸的农家小院，一个被“红海洋”荡涤走了的老词蓦地蹦进脑子里：家教。可是，牢牢掌管着这家庭文化教养权的人竟是赵春林！他是什么人？有着怎样的经历？真的是“历史反革命”？我有点怀疑队长的话。
二
按规定，插队头一年，国家下拨的知青生活费放在队里。
我耐不住那种成天吃酸咸菜的日子，径直去了村外的菜园。
“大爷！”我对园头说，“发我们点菜行不？”
“嗯哪，”园头爽快，“奔西有两畦小白菜，你自家去拔哇，别管俺说甚。”
我奇怪这老汉前言不搭后语的。反正他答应了，我去拔菜就是了。
我沿着菜畦往前走。小白菜绿盈盈的，窜起半尺高。我进了畦，还没伸手，就听园头老远高亢的吆喝：“—喂嘿！做甚咧？出来！说你呀，喂嘿—”
我赶紧直起腰环顾，整个园子静悄悄的，再没有外人。
我顿时感觉脸颊烧得火烫，急急窜回园房。
“大爷！”我很生气，“您是吆喝我吗？您同意了我才去拔菜，做人总要讲道理吧？”
园头露出古怪的笑：“好你个女子咧！俺不是要你别管俺说甚吗？俺喊俺的，你拔你的，队长说不着你北京娃，俺喊过了队长也说不着俺咧！”
我扭头就走。心里说，我就是一辈子不吃菜，也不能容忍别人把我当贼！
就在我气哼哼地将要走出菜园时，看见了一个人。他头顶破旧草帽，一下一下锄着草，腰后别着杆旱烟袋，他不曾扭头，可我知道他是赵春林。
我仍旧疾步走着，不想搭话。就在我与他走个平行时，低沉的山西口音响起来了：“娃，你脚板下是菜。”
真的，眼底下有一捆用“草要子”系得整整齐齐的青菜！我们多久没吃菜了呀！
那时候，我决没想到赵春林会往菜里喷洒毒药什么的，我的革命警惕性老是挺差。不管怎么着，我们得了一捆青菜！我心花怒放，提起菜就跑。
跑了两步，我站住了，回过头去看赵春林。我没有看见那张黑瘦的脸，看见的仍旧是一顶破旧草帽。他好像从来就没跟我说过话，好像一直是在那里锄草，一下一下的。
三
1970年冬。
我被贫下中农选进大队领导班子，被分派去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老实说，我不情愿干这种差事，我家有海外关系，从“文革”起就被打入另册。掌管档案的“旗安办”说不定一直把我当成阶级异己分子看。可大队书记说我识文断字，大队委员中除了我再没别人能干这种事。
为搞运动，上头派出军代表。于是我与军人小仇成了搭档。
这小仇是天津人，军队正班级，与我同岁，中共党员。在我的记忆里，除了谈工作，他几乎没有与我说笑过。
一天，小仇抱给我一个笨笨的长方形黑木箱，说里面装的全是他从旗档案室抄回的材料。
我就看见了赵春林的名字。
赵春林，出生于1920年，山西洪洞县人。初中文化，参加国民党军队年代不详，1949年和平解放北平时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军衔上尉。1950年至内蒙古定居。
我不知道赵春林怎么流落到内蒙古，又为什么当了农民，为什么数十年来心甘情愿地接受着上级布置下来的每一次深及灵魂与皮肉的审查和游斗。
小仇把一叠粗糙的绿纸片递给我。那是他在旗档案室找不着纸时，裁用的几张标语纸。
纸头上的抄录令我大吃一惊！上面写道：
山西洪洞县×村××揭发，听说赵杀过三个人，两男一女。
山西洪洞县××村×××揭发，听说赵下令杀过两个老汉。
山西洪洞县×村×××揭发，赵砍死过七个人，有两个共产党，我是听说的。
……
算了算，一共16条人命。
我心惊肉跳，问小仇：“是真的吗？”
小仇正正军帽，一脸严肃，没说话。我觉得他挺深奥，每次对话我都难以探到他的心底。
小仇决定“政策攻心”，那年头最讲心战。
赵春林来了。笔直地站着，双手呈给军代表一份《认罪书》。我偏过头去看，在那个不要文化的年代，我被《认罪书》上一手漂亮的小楷字吸引住了。我敢说，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到如此富于神韵的汉字！仿佛他赵春林不是在写检查，而是献上书法大赛作品。
认罪内容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历史上集体参加过国民党……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上面没写一桩命案。
小仇的脸色铁青。我知道事态严重，也把脸板起来。我先命令赵春林坐，然后就和小仇轮番念语录，念文件，让他交代隐瞒了的问题，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妻子儿女想一想。
他愣愣的，像是装傻，我就果断地亮了“人命”的底牌。
以后的几十年，我一直清清楚楚记得，赵春林像被火猛丁灼烧了似的，浑身打个激灵，以至于他坐的木椅吱吱地乱响一气。而后，他举起眼睛，就像一头要被宰杀的老牛那般惊恐。他头一次呼喊出了我的名字，语调绝望：“郭冬呀，俺自小到大，别说杀人，连鸡也没杀过，俺不敢杀呀……”
他从木椅滑落到地下，昏花的老眼连续不断地溢出浑浊的泪，他就伸出黑瘦的手掌去擦抹。
不知道是我攻了他的心，还是他攻了我的心。我顿时无语。
我早就知道，我搞不了阶级斗争。我心太软，常常凭直觉断定是非，有时还会毫无原则地把全部同情投向孤立无援的弱者。
那时，我心头的感情浪头迭起，怎么也遏制不住地想起了我的父亲！
1966年深夏，父亲下班没回家。那时，每个家庭最害怕出现的就是这种事。母亲也早已被隔离审查，我自己作出决定，给患病的父亲去送药。
父亲供职的机关威严庞大。我不敢惊动门前那两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钢铁长城”卫兵，自卑心理使我对他们怀有一种恐惧。我去传达室求老师傅，师傅让在门口等，我就知趣地缩在一个角落里。
等啊等，天色已经很暗了。远远的，一队行动迟缓的老人，扛着锹，迈着沉重的步履走过来了。我静静地回避在一边，暗暗希望父亲不在这个队列中。那个年代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支“牛鬼蛇神”队伍，洗白了的蓝布制服，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他们接受改造的地位。那年头，绿布军装才是“人上人”的标志。
队伍总算快走完了，正当我怦怦乱跳的心脏趋于平缓时，一张熟悉的脸庞出现在了队尾！那是父亲！我从小看惯了的，我引以为自豪的父亲那高傲儒雅的风度、挺拔魁梧的身躯，哪里去了？他为什么那般沮丧潦倒？父亲也分明看见了我，他的嘴唇张了张，没有喊出口。
哦，我的眼泪—不值钱的、16岁女孩子委屈悲哀的泪水，夺眶而出！
那以后，我眼前常常晃动着父亲腊黄消瘦的脸。
那以后，我小小的心灵就认定，世间有许多冤案。
可是，现在，我为什么就认定赵春林老汉是被冤屈了的呢？仅仅因为他与父亲同龄吗？仅仅因为他与父亲处境相似吗？我是怎么了？
小仇严肃地咳嗽一声。我恢复了自持，态度严明起来：“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回去好好反省，有情况随时来报告。”
其实，那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对党可说是知之甚少。
那黑瘦的躯体从墙根爬起，在我们威严目光的凝视下，缓缓地移出去。
四
以后的三年，我经历了一生中最受煎熬的苦痛。
上级规定，凡在乡村接受满两年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可以被招工招生，进入企业或学校。
像是一场风，城里的人事干部来了走，走了来，筛了拣，拣了筛。到知识青年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公社已经把我们大队的70多名北京知青，用唯成分论的筛子细细密密地过了无数遍，最后，只筛剩出四五名没有单位肯用的人，留在村里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重新提起自尊去抗争，决不找谁求情；每天带着我的“铁姑娘队”下死力气干活；工余时间耕种我的两亩实验田……
我可以不在乎招工单位对我的歧视，也可以忍受公社党委拒批我的入党志愿书的不公，还能吞咽不配恋爱的苦楚，可是我啊，不能忍受有谁践踏我热爱这个国家的忠诚！倘若真的出现了叛国标语的话，为什么在拥有数10万人口的旗里，有人几番劫住我这个赢弱女孩子的家书，验看，而后广泛流传！
我大病不起，硕大个炕早就只剩下了孤零零的我。冷风吹碎纸窗，暴雨浇透屋顶，炕上摆了一堆接雨的盆罐。可是，我不知道冷，眼前总是跳跃着拂不去的丛丛红火苗，那火苗紧紧簇着我，烧得我无处躲，无处藏！我舔舔嘴唇，上面满是凹凸不平的水泡。老鼠欢喜地跳上了炕，在我盖着的棉被上嬉戏追逐！
“闺女，你醒了！”惊喜的一声。
我睁开眼看。那是大妈，芸香的母亲。
而后，我听见深沉的山西口音：“郭冬啊，这就是你的家，吃甚，说一声，俺让芸香去呼市买。”
呼市，呼和浩特，离我的小村庄40里地。
我没有扭过头，我知道说话人是赵春林。
心里酸酸的，泪水顺着我的眼角淌到枕头上。
老两口慌着抱柴烧火，煮上小米粥。
五
有一天，公社干部小吴告诉我，说赵春林的外调材料回来了，两位外调人专程去往山西，没能确定赵春林的任何一桩命案。
小仇早带着他那深不可测的威严回了部队。我不知道他是否看透过我“立场摇摆的阶级本性”，但可以肯定，他没有举报我。
上级为赵春林定了案。—历史反革命。敌我矛盾，按人民内容矛盾处理。
我不平了。既然不能落实赵春林的罪状，怎么能够定案？又怎么能够把一位起义有功者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不是说“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吗？
我就去找公社。我虽然难以救助自身，却看不得别人受冤屈。
小吴是个下放女干部，内蒙古农业学院教师，其实已经不“小”，30多岁，比我还大10岁，她素常喜欢和我一起聊天。她听完我的话，就说：“老实讲，我也不同意对赵春林的这个结论。可惜，赵春林的档案在旗里，由旗里定性，我们找过旗委，旗委不同意更改结论。”
“我去！我打火车票去旗里！”我血气方刚。
小吴不吭声，一双柔和的大眼睛沉静地盯着我，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了一种暗示。
我没资格进旗，我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
我的档案也在旗里，名分上只是比赵春林稍稍强一点，他是“黑五类”，我是“黑五类子女”。
六
1973年夏，经历高考后，我到底接着一纸入学通知书，就要返回我离别太久了的故乡北京。
望着小仇留下的那个笨笨的长方形黑木箱，我为难了。
全般交出吧，说不定日后会成为赵春林受整的依据；不交吧，分明是我失职。
我没辙了，一屁股坐在地下，呱嗒呱嗒拉着风箱。铁锅里的水扑腾腾地翻滚了许久，我才拿定主意，把那叠来自洪洞县“我听说”的绿纸头抽出来销毁，交上黑木箱！
如果，我就这样做了有多好；如果，我知道以后的十几年这几张纸片会沉甸甸地压迫我的心灵；如果，我知道日后每看见绿色的标语纸都会使我不安的话，我，我，我怎么会干出那样的傻事！
我的确抽出了绿纸片。我捧着上锁的黑木箱走过赵春林家，走向大队。我啊，突然被一种不知来自何方的威慑力所感召，就好像头顶上有一道要化透我魂魄的灵光，在冥冥中指示我走向不可抗拒的神明。我再一次内省了，转身跑回屋，从炕席下抽出那叠还未烧毁的“我听说”，就那样把所有的材料统统交给了大队部！
最终是全部交出去了！
七
14年后，我以科研工作者身份重返内蒙古。
我心里满是灿烂的阳光，因为临行前与赵老汉通了信。老人的字迹已经大不如前，可仍旧刚劲有力。他详细地画了路线图，甚至将郊区班车运行时间都打听好一一注明。他说家里盖了房，他的身体很好，大妈也很好，芸香已是两个娃娃的母亲了。
见面时，我们都很激动，赵老汉盯着我看，我也看他。我觉得我们是第一次心心相印地读懂了对方。而后，我们的眼睛就都有些潮乎乎的了。
我将一包礼物分送给大家，赵老汉也摆了一炕桌酒席。桌上的菜全是现从供销社买来的罐头：红烧猪肉，清蒸鲮鱼，酱牛肉什么的。
我不安了。我太知道这里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每人每年70斤小麦，两斤胡麻油，过大年才能吃上几口肉。
芸香笑了：“那是先前咧。现在俺家的日子在村上是数得着的。俺们几兄妹分家不分心，地归自己种了，全都由俺大一手安排，有种粮的、种菜的、种瓜的，还合起来买了挂拖拉机，家家添了彩电。村上人都羡慕俺有个好大呢。”
我知道，赵老汉在这个全村绝无仅有的传统文化味道甚浓的家庭里，不论是昌明和顺的今天，还是苦风凄雨的昨日，他始终都保持着长者的权威，作人的尊严。我暗暗为他庆幸。
赵老汉仍旧黑瘦，仍旧沉默寡言，可是一直在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笑，明澈的笑。他的表情豁达朗畅，再没有了往日的惊恐和苦闷。
他不大动筷子，老是抽烟，不住地往烟袋锅里蓄着烟末。一顿饭下来，浓浊的烟雾流淌了满屋子。
交谈中，我得知，原来被没收的，我们住过的那座新房已经归返赵家，现在是他的长子住着。他说，他的“历史反革命”案到底被平反了。“四人帮”倒台后，他扛着铺盖去了旗里，就在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墙角蹲着，一天天不走。后来，被磨烦了的公家人拿他这个“老农”没法子，先办了他的案。说到这里，我平生头一次听见赵老汉“呵呵”的笑声！
我们都没有提过去。
许多次，我抬头看他，想说上一句。赵大爷，我对不起您啊！就像鲁迅先生在《风筝》里所写的那样：“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啊’。那么，我的心就轻松了！”
可是，我说不出口。
我恨自己的犹豫，如果14年前不是由于犹豫，我怎么会使歉疚这个魔鬼至今追索咬噬着自己的心灵？
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吃完饭，我到底说了。不是对赵老汉，是对芸香。我没有勇气面对喜气洋洋的老人，我只想请芸香代我致歉。
哪知道，芸香细长的眼睛一下睁圆了：“郭冬姐，俺大念叨好些年了，说要不是你的关照，他吃苦就更多了！他请你喝酒吃饭，是谢你咧！”
我转过身。憋忍了14年的眼泪，滚滚不息地涌出了眼眶！
八
我悄悄问赵老汉，为什么不回土生土长的山西洪洞县，却要在内蒙古定居，受尽屈辱挫折。
赵老汉叹口气：“俺对不起一个人啊。家里父母订了娃娃亲，那时俺才念中学，心高气盛，不肯成亲，找到这女人说了句：你自己寻个好人家成亲吧，反正俺是要走的。俺就真走了，抗日去了！哪想到她这个人也是心高气盛，一辈子不结婚！只要她活着，俺就不敢回村，不敢见她，对不起她啊！”
真没想到，赵老汉竟同我一般，也常年忍受着歉疚的折磨！广袤大地上的人们啊，是不是人人心头都藏匿着令自己不安的一份悔事？
我到底找到补过的机会。
离开村庄那天，我问赵老汉还有什么难处。
赵老汉略微沉吟了一下，说还有桩冤事。他早先也是国家职工，乡供销社会计。可50年代一次大病时，社主任断定他必死无疑，便果断地注销了他的姓名，迫不及待地将自家侄儿顶了他的缺。病好后，赵老汉无处可去，沦为农民。开头几年，他还上书，想争出个理来，可理没争到，历史问题倒被刨出来了。后来赵老汉就绝了正名分的念头。
我决定帮助他，嘱他写个材料。
我参加的学术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会议最末一天，赵老汉骑车40里地赶到饭店来看我。我请他吃饭。他极斯文，只吃了一点菜，就默默地蓄着他的烟袋锅儿。我劝他把没动的菜饭带回去，他死活不肯。
我没有食言，将他的材料转呈到了中共中央一个部门。不久，获悉该部门的批示并材料，一齐下转到了自治区、市、旗，我也在旗委书记到京时，反映了情况，请他们实事求是地查证。
再后来，我收到了他的信，不是那刚劲有力的笔体。我慌忙打开信。已值中年的我大哭。
他死了。肺癌。1988年春。
据说，他和他的亲人都没有料到，送葬的队伍极长，极长。
据说，上头真的下来人调查案子。没有找证人，没有找亲属，听说他死了，掉头就走。
据说，赵老汉死前念叨的最后一句话是—郭冬打信来没？
……
我没能赶回内蒙古为他送葬，我为老人剪了厚厚一摞纸钱。在那个春天，在北京东郊，我悄悄地为老人点燃了纸钱。
那几张绿纸头是早飘走了，可又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落下来了。它压迫着我的心，使我透不过气。
现在，那颗曾经被同类追索过大半生、因为改革开放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灵魂，再也不会抗争地长睡在地下。
可是，活着的人怎能安心？长长的希望，引导赵老汉走到过暮年。
长长的希望，给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带来过生存的勇气。
20多年前，我们这一批因计划经济失调而被迫迁徙到边疆乡村的知识青年们在磨难中得以长大，难道不是因为始终不懈地追逐着希望？不是从万千个像赵老汉那般普普通通的农民身上洞见了人生的光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怎能忘记昨天？
我想说：悲剧诞生过，然而，中国人民—万万千千赵老汉那样的农民，万万千千我这样的知青，还有我们历尽沧桑的祖国，拒绝悲剧再度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