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北京内城西侧城墙下的一条小胡同。
街道主任沿路一叫“泼街喽”，就有许多人应声端着水盆走出家门。
一次，胡同东口的黑漆铁门走出位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她仰脸望着主任，困惑地问：“奶奶，干吗把水泼在街上呢？”主任乐了：“闺女，为了路上不起土呗！”
那是一条没铺石子的土路。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小胡同极少铺沥青，全是土路。主任没说，胡同里住着两位部长，车来车往，土很大。叮叮当当的洒水车挤不进小胡同，只能靠百姓“泼街”。
小女孩什么都没说，反身跑进黑漆铁门，不大工夫，提着一只铁皮桶吃力地走出来了。她把桶里的水倒在土路上，水就把灰色的地洇成黑沉沉的一片。一趟一趟，小女孩的裤腿都能攥出水了。主任摸摸孩子的头，心疼地说：“闺女，这不是你小孩子干的呀！”
那个女孩就是我。
其实，深深镌刻进我童年记忆的影像又何止那条小胡同？在幼小的我看来，我们居住的大宅院是够漂亮的。院中央细细长长的绿漆走廊隔开了三套小院落。新娘子文芹结婚时，是披着雪白长纱裙、款款摇过那长廊的。整个大宅院住着四户人家，相安相敬，不生杂事。每逢深秋，也是院里大枣熟透时，各家的男人就相约爬到几棵大树上收枣。只要抱着大树使劲一摇，素常无人打动的枣儿就下雨般地坠落一地。可惜，以后的几十年，我再没见过那么大那么脆那么好看好吃的枣儿。
最令小孩子心旷神怡的是后院。那套十来间房的院子闲置着，没人去住。于是，一入冬，大孩子把水房里的水引到院当间，就浇出了一大片光溜溜的冰场。孩子们尖叫着，在冰上滑来摔去。夏天时，大伙儿钻进连成片的空宅追逐穿梭，好不开心。可逢到夜晚时，没有一个孩子敢独自走进后院，我们怀疑后院有鬼，有孩子说，见过两个鬼飘落，一个红毛，一个绿毛。
如果说，大宅院的宁静是被1976年举世惊骇的唐山大地震所带来的市民大盖简棚风潮打破的，不如归咎于20世纪50年代中那场蓬蓬勃勃的人口生育竞赛高峰；如果说归咎于人口爆涨，又不如说那嘈杂起自于1958年的灭杀麻雀运动。
谁也没想到，小小家雀儿在共和国完成工商业改造之后，会像十多年后出现在全国大地上的“走资派”那样，成为国人愤然诛之讨之的目标。
那是1958年4月19日，北京300万人上阵。“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派出30辆摩托车全市“侦察”。人们扔下正业不干，房上房下，敲盆打桶，追赶呼号。人民战争的武器多种多样：竹竿、红旗、鞭炮、石子、弹弓、锣鼓、喇叭筒、洗脸盆、气枪、假人、草人……那时，我们这帮不谙世事的孩子也爬上自家院子的屋顶，欢叫喝彩，摇杆呐喊，巴不得有只惶惶惊飞的雀儿一头栽落进我们的宅院！
那天晚上，长安街格外热闹。一队队汽车满载着死麻雀和“麻雀俘虏”，人们高呼口号，进行“胜利大游行”。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首都军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就从那次灭杀麻雀运动以后，大宅院的黑漆铁门敞开了。就像整个中国的人口一样，大宅院的人口骤然膨胀了。素常冷寂得让孩子阵阵害怕的空落后院，一下子拥进了五六户房客几十口人，最后，那间宽大的水房也被新户占领了，水龙头被赤裸裸地移到了当院。
以后，我和同龄人一样，从此地到彼地，从少年到中年，历经人生坎坷。然而，那条泼过水的湿漉漉的小胡同，和坐落在小胡同尽头的大宅院，却一直结结实实地镌刻在我记忆深处。
1994年春，我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采访危旧房改造工程。其间，我特意拐个弯，去寻找我那久违了的“百草园”。
尽管我无数次目睹了简棚相连、陋室相依的今日大杂院情景，尽管我反复叮咛自己不要对那片乐园寄予太高的期望，然而，我还是在踏进黑漆铁门的瞬间，惊愕了，战栗了！
我不知道，那飘曳过新娘子白裙的绿漆长廊消逝在哪儿？还有那宽敞雅静的院落？那一树树繁茂肥硕的枣儿？那光洁透明的冰场？挤入眼帘的世界，没有一枝花、一片叶，衰败残破的老屋下，净是密密麻麻的碎砖油毡房！那铸造过我们童年幸福的乐园被谁戕害得满目疮痍？30年的光阴改变不了大山大水，却怎么能把一座美似花园的院落毁成了这般模样？我突然想到，1958年那惶惶惊飞的麻雀在跌落人间大地时，一定对人类怀着深深的失望！
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从油毡棚里甩出来：“嘿，那个人，你哪儿的？”
是位陌生的老妈妈。我说我是原住户，她说你原住户上这儿干吗！
我就在她凌厉目光的逼视下，嗫嗫嚅嚅地退出了30年来时时萦绕在我心里梦里、忍辱偷生岁月曾经给予过我温馨回忆的永世难忘的家园！
变了模样的还有小胡同。那条路早已滚了沥青，铺了石子儿，被车碾子轧成平坦然而依旧是狭窄的小路了。路两边的墙体倒还洁净，墙根刷了灰色土灰，再往上看，白白的，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文芹的白纱裙。
没听说这条小胡同要拆迁。它离繁华的西单不远，却够不上商业地盘的资格；它离早先西侧的护城河很近，可惜那河那城墙早已不复存在，它便没了古迹的依托。它在那成千成万的有着三五百年历史的民宅中算不得最危最困的，因而“危改”还轮不上它。
我就站在我的小胡同里。那时，我想起了两个人。准确地说，是在整整一个月的危改工程采访中，我不时想起的两个人，两位先知的前辈，一位是马寅初，另一位就是梁思成了。
自1953年6月中国人口大普查后不断向中央进谏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经以怎样的精力调查，怎样的毅力演讲，怎样的胸怀承受批判啊。
他认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千分之三十，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因此他屡屡上书，呼吁“控制人口”。
1959年，他投书《光明日报》，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马老的预言不幸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1991年，北京市一位主管建筑的常务副市长视察青年湖危改小区。由于资金短缺，那小区停停建建，建建停停，17年总算建成972间房。其间随建随迁，原计划解决的1035家危房户似乎大多该有了圆满结局。可一调查，这片小区的危房竟增加到了1100户！副市长就说话了：“你们怎么统计的？嗯？从1974年到1991年，危房户倒比原来多出65户？17年白干了？”房管局的人们可有诉苦的机会了：“市长同志，人是活的呀，70年代十来岁的人现在全抱小娃娃了，咱建房的速度跟不上人民生育的速度呀……”
青年湖小区如此，北京城如此，整个中国呢？世上有没有哪位伟人能够逆转人口对生产力发展的沉重遏制？我又何必为一己乐园的失却而痛心疾首？
45年前，还出现过一位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师。他是建筑学家，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维新派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
梁思成描述的北京，分为新旧两城。旧城，像美国的威廉斯堡城那样，关起门来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立体环城公园”。人们站在城楼角楼上将饱览中国悠久的古文化，在城墙上筑起的“凉亭”与“花池”畔散步。新城将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富于时代生命力的城，它以西郊三里河为共和国与都市行政中心，在这里，“无数的新建筑将要接踵地兴建起来，街道系统将加以改善，千百条的大街小巷将要改观”！梁思成兴冲冲地将自费刊印的《对首都建设的建议》呈报给中共中央。他没有想到，共和国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设方案。
历史就那样随着中南海会议桌上的争议结局，无可挽回地倾斜下去，瞬间的表决无情地铸造了永久的未来，于是，就有了今天新旧杂糅老城的模样，有了愈来愈多的像我那条小胡同、那个院落的成片旧宅，有了永远追赶不上危旧房发展程度的“救危不救穷”工程。
又有一个故事。听着开心，想来却心酸。
就在今天，一伙大学生坐在土城旧址上激烈讨论，用市场经济观点发展着梁思成的规划：“如果北京老城面貌依旧，这座博物馆的外国游客参观券值多少钱？”有人说300元人民币，有人说50美元。逐项累计景点，年轻人一相情愿地把门票增加到了300美元。大家兴奋异常，决定把可观的门票收入一分为二，一半用于维修装饰旧城，另一半为老百姓建筑花园式住宅，大家拍手欢呼，可刹那间，欢笑声就变成了深重的叹息！
是啊，那本该屹立于世、令全世界倾慕的幽燕文化博物馆在哪里呢？那本该林立于新城的万千民宅楼在哪里呢？上千万北京市民难道不是早应该住进梁思成设计的新城新楼中吗？
梁思成败了。马寅初也败了。他们不是败在输了面子，输了见解。他们是败掉一种文化，败掉一段历史，败掉一个理想，败掉一座世界古城！还有比这种“失败”更可悲、更惨痛的吗？
好在还有“亡羊补牢”的古训。翻然悔悟的共和国早在1962年，也就是痛批马寅初人口论的第五个年头，就把“计划生育”纳入了国策。尽管那时国家人口的基数已经十分庞大，其后又经历了“文革”生育高峰，使得中国人口不得不以每年新增上千万人的速度急剧递增；然而，我们今天毕竟还只是12亿人口，而不至于像马老1953年推算的那样，将于2003年，达到令世界瞠目的26亿人口！我们北京市的危房也毕竟在一片片减少，万千建筑大军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紧张构筑着民居高楼。尽管我们首都的93万同胞（这并不包括目前居住在如我童年宅院中的那些居民）还住在危旧房里，还有1001万平方米危旧房（也同样不包括如我那条小胡同里的所有院落）没有得到改造；可是，从1979年起，这座老城每年至少竣工住宅500万平方米。它所建的新区面积已经相当11个北京旧城，这，容易吗？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尽管，“亡羊补牢”实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我常常自问，今日阿Q的诞生，是不是因为我们老祖宗补牢者的血统绵延数千年的结果呢？我们在聊以自慰的同时，为什么不多听听诸如梁老马老这些大师的话，免得日后无穷“补牢”呢？
毕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人际关系，都经不起反反复复的厮打磨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