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又可，又名吴有性，姑苏洞庭（今属江苏苏州）人，生活在大约17世纪上、中叶，明末医学家，温病学说形成的奠基人。
明朝末年，战乱频仍，疫病流行。崇祯十四年（1641），吴又可亲自见到疫病在山东、江苏和浙江等省猖獗流行，很多人都染上了病，有的甚至全家都染上了病，一条巷子里一百多家，没有一家幸免，一家数十口人，没有一人活下来。当时，不少医家出于职业道德，热心地为病人治病，可是却错误地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来治这种疫病，结果白白死掉的人难以计数。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他还每时每刻深感那些可怜的病人没有死于疫病，反而死于医家之手的沉痛教训，决心对温病的成因、传染途径以及平日用过的验方作深入仔细的研究和探索。
吴又可对先代医家的医学着作钻研之余，还经常冒着患病的危险亲自到传染病发生的地区进行采访、调查，并将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日积月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认识温病和治疗温病的经验。
吴又可是一位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人，他反对因循守旧，富有革新思想。他认为先代医家张仲景虽写了《伤寒论》，可是只是针对一般外感风寒的，和瘟疫迥然不同。对于传染病的病因，他认为“既非风寒所致，也非湿热造成的，而是天地间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导致的”。对于所谓的“异气”，他又称为“戾气”，或“杂气”。他认为“戾气”的种类很多，只有某一种特点的“戾气”才能诱发出一种特定的疾病。他还进一步肯定“戾气”又是疔疮、痈疽、丹毒、发斑、痘疹之类外科和儿科病症的原因。这种把传染病的病因和外科、小儿科传染病感染疾患的病因，都看成是由于“戾气”引起的见解，对于外科、小儿科疾患感染的防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此外，在对传染病的治疗方面，他主张针对发病的原因而进行医治，他说“因邪而发热，但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己。夫邪之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他希望终有一日，能发明治疗各种病患的特效药。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了现代传染病的各个方面。他所处的时代是17世纪，而他的成绩是在东西方都还没有应用显微镜来观察致病微生物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了不起的科学成就。
吴又可根据自己长期对温病的观察和研究所取得的经验，写成了《瘟疫论》，书中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传染病的新思想和新学说，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吴又可的成就启示我们，在科学的领域里，前人的成就是应该尊重的，应该学习的，但不能满足前人已取得的成就，不能被前人所定的框框限制和束缚住。吴又可敢于跳出当时绝大多数医家所拘泥的张仲景的《伤寒论》的古法，跳出只在伤寒学的注释上转圈圈的窠臼。他猛烈抨击墨守伤寒成规的做法，把这种保守思想嘲笑为“指鹿为马”，“屠龙之艺”无所施的泥古不化的思潮。他这种善于思考，勇于突破前人框框的进取思想，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