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栖梧[1]
柳 永
柳永（978？—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年轻时常出入歌楼妓馆，为乐工歌妓撰写歌词，因而不齿于达官贵人，屡试不第。遂放浪江湖，以填词为专业。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考取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七、柳屯田。他一生在仕途上抑郁不得志，独以词著称于世，其词流传极广，即使远在西夏，“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
柳永是被上层抛弃而投入市民阶层的，可视为市民词人，其词在题材和艺术上都有鲜明的市民审美特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他精通音律，善于铺叙，大量制作慢词，推动了词的发展，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有《乐章集》传世。
伫倚危楼[2]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3]。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4]，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5]终不悔，为伊消[6]得人憔悴。
[注释]
[1]《凤栖梧》又题作《蝶恋花》，是同一词调的别名。
[2]伫倚：久久靠着。危楼：高楼。
[3]“望极”两句：极目远望，春愁弥漫于天尽头。望极：极目远望。黯黯：心神沮丧貌。
[4]拟把：打算。疏狂：疏阔，狂放。
[5]衣带渐宽：喻人日渐消瘦。
[6]消得：值得。
[提示]
此首词以“伫倚危楼”四字为着眼点，上片写景为主，下片抒情为主。上片，“伫倚”两句，实写所见冷落景象而含伤高念远之意。“风细细”紧扣登高，又寓凄凉之感。极目天际，离愁暗生，夕阳苍茫，草色烟光，一派萧瑟，这是寓情于景。下片，先以“拟把疏狂图一醉”虚扬一笔，“对酒当歌”，似为呼应，然而，“强乐还无味”，使情感沉痛跌落。最后二句又将情感再度上扬，人形憔悴，而无怨无悔，正是为了对“伊”的那份真情。全词感情强烈真诚，而又跌宕起伏，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词作以“春愁”为核心，景是目中所见，情是心中所思；情景交融，雅俗共赏，是柳词的典型风格。
蝶恋花[1]
晏 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少年时以神童召试，赐同进士出身。宋仁宗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谥元献。喜奖掖后进，名臣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均出其门。工诗善词，诗属西昆体，词风近于南唐冯延巳，闲雅而有情思，语言婉丽，音韵和谐，内容多写闲情逸致，与幼子几道合称“二晏”。有《珠玉集》。
槛菊愁烟兰泣露[2]，罗幙[3]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4]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5]。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6]，山长水阔知何处！
[注释]
[1]这是一首深秋怀远之作，写尽孤单、相思、凄苦之情。词作语言疏淡而含蓄蕴藉，意境典雅而高远，历来被视为晏殊的代表作之一。
[2]“槛菊”句：苑中菊花笼罩着一层轻烟，似乎含愁；兰草沾着露水，如在饮泣。这是用移情入景的手法写衰残秋景。
[3]罗幙：丝罗的帷幕。
[4]谙：熟悉，了解。
[5]朱户：朱门，富贵人家。
[6]彩笺：彩色的精美笺纸。这里指书信。尺素：书信的代称。语出《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提示]
这首词首句写苑中之景，菊、兰本是深秋常见之花，但加上“愁”、“泣”两字，就给全词创造了一种哀婉、凄切的氛围。“罗幙轻寒，燕子双飞去”，看似写气候之变，实则寄寓凄凉、孤独之情。“明月”两句的意境与苏轼《水调歌头》中秋词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相同，写离人彻夜难眠的苦痛，只是“到晓”两字，使意思更显豁，也更沉痛。下片前三句写离人登高怀远。“西风凋碧树”点明深秋季节，“独”与“望尽”极写相思之深和盼望之殷。末两句写人既难聚，连书信也无从寄送，则路途漫漫，相聚无期之意俱在言外，把哀伤之情推向高潮。
词中采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语）词人笔下意象鲜明，除苑中菊、兰之外，双飞的燕子，皎洁的明月、凋零的碧树、巍巍高楼、漫漫长路，组成了生动的意境。其中燕双飞，月团圆，又是对于孤单、别离的形象反衬。词作语言疏朗而含蓄蕴藉。全词无一处直写孤单和凄苦，却又无一处不显出离人的伤感情怀。通篇间接抒情，手法高明，意境高远。
临江仙[1]
晏几道
晏几道（约1030—约1106），字叔原，号小山，晏殊幼子。生平仕途失意，职位低微，曾任颖昌府许田镇（今河南许昌市西南）监。其词与乃父齐名，号称“二晏”，构思精巧，措辞婉妙，多感伤之作，是婉约词名家。有《小山词》。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2]。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3]。记得小苹[4]初见，两重心字罗衣[5]。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6]。
[注释]
[1]这是一首怀旧之作，亦寓兴废之感。
[2]“梦后”两句：指梦后酒醒，人去楼空，风流散尽，心上人也杳无踪影。
[3]“落花”两句：用“燕双飞”反衬“人独立”。语出唐代翁宏《春残》诗：“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4]小苹：据晏几道《小山词跋》，当时一贵族人家有一歌女名苹，曾为词人侍酒。
[5]“两重”句：“心字罗衣”即女子领口裁成“心”字形的丝服。“两重心字”两个“心”字领相叠，含有“心心相印”之意。
[6]“当时”两句：当时曾照小苹归去的明月依旧（小苹却散失了）。彩云，喻小苹。李白《官中行乐词》：“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提示]
小晏仕途失意，多少与钟情作词有关。他在官场遭人白眼，却与歌女结下深情。这首《临江仙》是为怀念歌女小苹而作，反映了两人心心相印的情意和小晏不以身份贵贱为意的真诚。
这首词的内容包括两个场面：上片及末两句是一个场面，写眼下的寂寞思念。“梦后”、“酒醒”两句是风流散尽、人去楼空的孤独愁闷；“落花”、“微雨”两句以“燕双飞”反衬“人独立”；末两句写明月依旧，伊人杳然，物是人非，哀思无穷。“记得”三句是插入的另一个场面，写以前与小苹初见的情景。初见即心心相印（两重心字罗衣），原因是“琵琶弦上说相思”。小苹唱，唱小晏的词，男重女才貌，女重男才学。正是有了第二个场面的描写，才使第一个场面的思念格外真挚动人，也使全词具有缠绵而健康的格调。
全词构思精巧，今日的情景穿插往昔的情事，类似电影的“闪回”。“明月”在词中既是生动的意象，又是联结的线索。词作语言精妙。“高锁”、“低垂”，暗示人去楼空；“燕双飞”反衬“人独立”；“两重心字”双关心心相印；“琵琶弦上说相思”暗寓男女互敬互重；末两句更有余音不尽之妙，表达了词人绵绵无穷的思恋。
定风波[1]
苏 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苏轼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放，历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因被诬作诗“谤讪朝廷”，遭御史弹劾，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后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哲宗时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出知杭州、颍州。绍圣初，又以“为文讥斥朝廷”的罪名远谪今广东惠州、海南儋州。卒谥“文忠”。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历经坎坷，思想上常有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失意时每能达观自解，始终保持积极进取、欲有所为的精神。
苏轼在文艺创作的各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散文自然畅达，随物赋形，如行云流水，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词开豪放一派，突破了唐五代以来的艳词藩篱，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诗歌、绘画、书法亦有很高造诣。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2]。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3]，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4]。竹杖芒鞋轻胜马[5]，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6]，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7]，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注释]
[1]定风波：词牌名。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即苏轼因“谤讪朝廷”罪被贬谪黄州的第三年。
[2]《东坡志林》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蛳店，子买田其间，因往相田。”此词当为相田道中遇雨而作。
[3]已而：不久。
[4]吟啸：吟咏，歌啸。徐：慢慢地。
[5]芒鞋：草鞋。苏轼被贬黄州后，曾在答李之仪书中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
[6]料峭：形容春天的微寒。
[7]萧瑟处：风雨凄凉处。萧瑟：一般用来描摹树木被风吹拂所发出的声音，亦用来形容寂寞凄凉的情景。
[提示]
这首词借道中遇雨之小事，即景生情，抒写词人被贬黄州、备受打击后旷达处世、淡泊人生、意存退隐的心情。
写眼前景，想心中事，言在此而意在彼，隐喻寄托，是这首词的主要艺术特点。上片着眼于雨中。“莫听”二句明写诗人道中遇雨时置风雨于不顾、吟啸徐行的潇洒风度，暗示他在政坛风雨中遭贬后仍镇定自持、泰然处之的心态。“竹杖”句通过“竹杖芒鞋”与“马”的对比，隐喻远放江湖、安步当车实胜奔走官场，因而非但无所畏惧，反觉一身轻松。“一蓑烟雨任平生”，表达了自己深愿从此在浩瀚天地中自在地度过一生的心意。下片着眼于雨后。“料峭”三句所写寒风吹酒醒、斜阳送晚照的景象，含有风雨令人清醒、晚景或尚有望的达观。“回首”三句则说，回头想想，还是感到宦途风云毕竟阴晴莫测、安危难料，总不如像陶渊明那样早赋归去，退隐江湖。那就无所谓风雨阴晴，真可以宠辱皆忘、超然物外了。全词体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生活中痛苦复杂的心情。
满庭芳[1]
秦 观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扬州）人。北宋文学家。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曾任定海主簿、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馆编修官等职。绍圣初坐元祐党籍，累遭贬谪。
秦观少从苏轼游，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擅诗文，尤工于词。其词善写男女相思离别，兼抒身世之感。柔婉凄丽，情韵俱胜，历来被视为婉约派正宗。有《淮海词》。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2]。暂停征棹[3]，聊共引离尊[4]。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5]。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6]。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7]，罗带轻分[8]。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9]。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10]。
[注释]
[1]满庭芳：词牌名，又名《锁阳台》。此词选自《淮海居士长短句》，作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
[2]“画角”句：画角指古军乐器，因外施彩绘，故名画角。谯门：古代建筑在城门上的高楼，用于瞭望。
[3]征棹：远行的船。
[4]引离尊：喝饯别酒。引：一本作“饮”。“尊”通“樽”。
[5]蓬莱旧事：据《艺苑雌黄》载，作者曾在会稽太守程公辟处做客，住于蓬莱阁，于一次宴会中喜爱上一女子，不能忘怀。此句即指此类情事。蓬莱阁旧址在今浙江绍兴龙山下。
[6]“寒鸦万点”句：借用隋炀帝杨广所题诗句“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
[7]香囊暗解：暗暗解下香囊作为别后纪念。古代男子有佩带香囊的风气。
[8]罗带轻分：古代用结香罗带象征相爱。此处以罗带轻分表示分别。
[9]谩：空，徒然。青楼：妓女、歌舞女住的地方。薄幸：薄情。杜牧《遣怀》诗曰：“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10]“高城望断”两句：写回头远望，高城已消失在黄昏的灯火中。唐代欧阳詹诗《初发太原途中寄大原所思》：“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
[提示]
这首词通过对离别场面的描写，抒写了离情别绪，寄寓了词人仕宦失意的身世之感。
融情于景，寓情于事，善于营造抒情氛围，是这首词的突出特点。上片落墨于景，景中见情。“山抹”三句，写眼前景，极力渲染萧条、冷落、沉寂的气氛，为情人离别作了铺垫。“暂停”两句，写借酒话别。“多少”三句，写离别之际，回首往事，徒然增加伤感之情，往日欢聚之乐一如眼前景色般迷离朦胧。“斜阳外”三句，化用前人成句，切合眼前所见，与离别之情相映衬，意境凄美。下片着眼于情，情中有景。“销魂”二字点题，神光所聚，允为词眼。“香囊”二句，写赠物话别的实事。“谩赢得”二句，写情场之外，一无所获，况今日情人分离，徒负深衷，伤心人别有怀抱，“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于此可见端绪。“此去”三句，展望未来，团聚遥不可期，唯有以泪拭面耳，写情如此，凄婉欲绝。“伤情处”三句，以景结情，意在言外，孤寂、失落之感溢乎言表。
这首词善于用典，熔铸意境，如化用隋炀帝、杜牧等人的诗句，贴切自然，与全词融为一体。用字颇见工巧，“抹”字、“粘”字，摹景入微，有如画笔，备受称道。
永遇乐[1]
李清照
李清照（1084—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山东济南）人。父亲李格非系北宋著名学者，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丈夫赵明诚，宰相赵挺之之子，历任州郡行政长官，是金石收藏和考据家。夫妻志趣相投，感情深厚，常在一起校勘金石，鉴赏书画，唱和诗词。靖康之变（1126）打破了他们宁静美满的生活，他们随宋室南奔避乱，不久赵明诚病死，李清照辗转流离于浙东一带，在孤苦中度过晚年。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女作家，工诗能文，尤擅长词，其创作以南渡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词摹写闺情相思，清丽婉约，时见活泼之致；后期词表现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慨，内容更为深广，风格则转向低沉凄苦。其词工于造语，善于用白描的手法创造独到的意境，后人常将之与李煜词并称。有《漱玉词》（后人辑本）。
落日镕金，暮云合璧[2]，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3]，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4]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5]，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6]。铺翠冠儿[7]，捻金雪柳[8]，簇带争济楚[9]。如令憔悴，风鬟雾鬓[10]，怕见[11]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注释]
[1]选自《校辑宋金元人词》本《漱玉词》。《永遇乐》：《词谱》卷三十二云：“此调有平韵、仄韵两体。民韵者始自北宋。（首见于柳永《乐章集》）……平韵者始自南宋。陈允平创为之。（见《日湖渔唱》）”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谓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
[2]镕金：谓落日颜色灿烂如金。合璧：谓暮云聚合，像璧玉之状。
[3]“吹梅”句：笛子吹出哀怨的《梅花落》调子。《乐府诗集》卷二十四《横吹曲辞》：“《梅花落》，本笛中曲也。”
[4]次第：转眼，一会儿。
[5]中州：河南为古代九州中心，故称中州。这里指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
[6]三五：旧历正月十五，即元宵节。
[7]铺翠冠儿：镶有翡翠珠子的头饰。
[8]捻金雪柳：用金饰的丝绸或金纸扎的雪柳。捻金：用手指搓转成的金饰。雪柳与上文铺翠冠儿皆为古代妇女元宵节的装饰品。
[9]“簇带”句：谓插戴满头，打扮得非常漂亮。簇带：满戴；济楚：整齐漂亮。
[10]风鬟雾鬓：头发蓬乱貌。李朝威《柳毅传》：“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鬟雾鬓，所不忍睹。”
[11]怕见：害怕，懒得。
[提示]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国古代两位最杰出的女诗人都饱经离乱之苦，当蔡琰奔走在塞外的朔风中，当李清照孤身飘泊于江南的行旅之际，她们恰恰吟唱出了古代女性最有价值的篇章。
读李清照的《永遇乐》，不可不提她那篇自叙身世的散文《〈金石录〉后序》，也不可不提她那些活泼清丽的早期词作，因为它们合力展示了身为名门闺秀的词人诗酒浪漫的生活，卓尔不群的才性，它们更展示了一位封建知识女性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感知和追求——她的绰约、她的烂漫、她的不凡的梦想与隐隐的苦痛——那是一个向美的历程，然而那种蕴藏在平静生活中的探索被中断了，战争以巨大的挟裹力将词人抛出个人的诗意空间，让她在颠沛流离中加入群体的咏叹，承受一个时代的命运。
《永遇乐》便是词人晚年代表作品，很能表现她在国破家亡之后的心境。词赋元宵，与另一首后期名作《声声慢》不同，这里采用以乐景写哀的手法。词的开篇即铺叙了元宵节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一切似乎都那样睛和美好，然而其间穿插着词人三个重重的问号：对着天边灿烂的夕阳风景，弥上心头的却是“人在何处”的空漠；在满城烟柳、悠悠笛韵中，感叹的却是这逐渐走来的春色自己能领受几分；即便醒悟到这是元宵佳节，这是良辰美景，可到底还惊疑不定：“次第岂无风雨？”无所依傍、事事无心、劫后余生的警醒，在繁华背景的映衬下，愈显出人群中的孤独、热闹中的凄清。可是，接着，“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又让我们看到：那外界的繁华原是有意将词人融入其中的——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然而，词人太清醒了，清醒得要拒绝繁华的表象，清醒得无法去呼应那虚浮的风雅与欢乐。她宁可在人群中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前人每谓清照“倜傥有丈夫气”，这丈夫气，不仅体现在《夏日绝句》对英雄的缅怀中，也体现在这几句词所勾勒的主体形象上。
但辚辚车马怎能不搅乱词人锐敏的神经？词的下阕，在抚今追昔中进一步揭示词人内心无法弥合的创痛。故国、家园、往昔的欢乐，有多少可以忆念？词人独独撷取了一个小小的片断：“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这是一个充满了女性情思的画面。当年的盛妆华服，当年的烂漫无忧，反衬着今天的风鬟雾鬓、憔悴愁苦。故国何在？生命的华年远去了，许多美好的东西也被带走了。反复的自我观照亦是对时代的质问，那种失落，那种沧桑，能让人想起李煜的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虽然二者仍有着男性与女性微妙的心理反差。词的结语作“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是一种欲说还休的心绪，它道出的不是词人向周围世界的靠近，而恰恰是：她与他们之间的隔膜。
全词的格调是低沉的，毕竟，身世之悲加上家国之痛，太沉重了。然而，仔细品味，在词人对痛苦的沉浸中，你仍能发现其高洁的心性，与对生命价值的执意追寻。
值得一提的是，李清照的词往往不事雕琢，无需假借，而一以白描的洗炼洒脱，寄寓自己情感世界最细腻最起初的部分。《永遇乐》也证明了这种艺术风格的臻于成熟。
青玉案·元夕
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21岁时参加抗金义军，后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提点刑狱、转运副使、安抚使等职。一生主张抗战，但大志未遂。长期受到主和派的排斥打击，42岁落职闲居江西农村，68岁抑郁而死。
辛弃疾才兼文武，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诗人。有将相之才未展其用，一腔忠愤寄之于词。他的词现存600多首，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唱出了爱国广义的强音，词风以豪放悲壮为主，兼有清丽明快和缠绵妩媚的风格。有《稼轩长短句》。
东风夜放花千树[1]，更吹落，星如雨[2]。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3]，玉壶光转[4]，一夜鱼龙舞[5]。蛾儿雪柳黄金缕[6]，笑语盈盈暗香去[7]。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8]，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9]。
[注释]
[1]花千树：树上置灯火，谓之火树。本句形容灯火之多如千树花开。
[2]星：比喻灯。《东京梦华录》“正月十六日条”谓：“是日京城各坊巷各以竹竿出灯毯放半空，远近高低，若飞星然。”
[3]“凤箫”句：一说排箫，以其形参差如凤翼，亦名参差。又其声如凤鸣，《荀子·解蔽》引逸诗：“凤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箫。”这里借代乐声。
[4]玉壶：喻月亮，见唐人朱华《海上生明月》诗：“影开金镜满，轮抱玉壶清。”
[5]鱼龙舞：《汉书·西域传赞》“漫衍鱼龙角牴之戏”句下颜师古注云：“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报。华，事入于殿箭，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激水作雾障日。华，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此处喻指灯之热闹精彩。
[6]“蛾儿”句：周密《武林旧事·元夕》云：“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黄金缕，形容鹅黄色的柳条。
[7]盈盈：仪态美好的样子。
[8]蓦然：忽然。
[9]阑珊：零落。
[提示]
《青玉案》，宋人常用的词调。案，几，一说，案为古“碗”字。本篇是辛词中属于婉约风格的作品之一。它描绘了元宵佳节满城灯火，游人如云，彻夜歌舞的热闹场面，记叙了一对意中人长街巧遇的情景。作者笔下的“那人”是一个理想化、富于象征意义的形象。词人对“她”的追求，寄托了深刻的寓意，表达了不愿随波逐流的美好品格。
朋党论[1]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后任谏官，正直敢谏，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也因此受到排斥，屡遭贬谪。晚年累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官高誉厚，思想渐趋保守，卒后谥号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为文宗法韩愈，反对浮靡时文，奖掖后进，“三苏”、王安石、曾巩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在他带领下北宋文坛盛极一时，且影响及于后世。
欧阳修的散文纡徐委婉，练达疏畅，语言明白易晓，独具特色。诗如其文，词则富于情韵。有《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诗话》，开后来诗话形式之先河。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2]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3]，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4]。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5]，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6]，更相称美，更相推让[7]，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8]，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9]。及黄巾贼起[10]，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11]，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12]，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13]”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14]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15]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释]
[1]本文选自《欧阳文忠公集》。宋仁宗时，欧阳修支持范仲淹等的政治改革，被诬为“朋党”。欧阳修作此论进呈仁宗以辨邪正。
[2]幸：希冀。
[3]共工、兜：古史传说中的人物。
[4]八元：古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八恺：古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恺”。
[5]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辅佐尧，举进八恺、八元，流逐四凶。
[6]据传说，皋陶（yáo摇）掌管刑法；夔（kuí葵）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业；契掌管教化。《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曰：‘嗟！女（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
[7]更相：相互、相递。
[8]纣：商（殷）最后一个君王。周：指周武王，灭商纣，建周朝。
[9]后汉：东汉。献帝：实误，应为桓帝、灵帝。桓帝时宦官专权，以“诽讪朝廷”罪，将李膺等二百多“党人”逮捕。灵帝时，宦官陆续杀害、流放、囚禁所谓“党人”数百名。史称“党锢之祸”。
[10]黄巾贼：对黄巾起义者的诬称。
[11]据《后汉书·党锢传序》记载，灵帝害怕“党人”与黄巾合谋，乃接受建议，释放“党人”。
[12]唐之晚年：指唐穆宗至宣宗年间（821—859），统治集团内形成牛党（牛僧孺为首）、李党（李德裕为首），史称“牛李党争”。
[13]昭宗：应为哀帝，唐代最末的君主。投之黄河：指被宰相朱全忠谮杀大臣裴枢等七人被投于黄河事。清流：指德行高洁之士。
[14]诮：责备。
[15]厌：满足。不厌：不满足，不嫌多。
[提示]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提出“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这既是本文的出发点，也是本文的主旨。第二段晓之以理。第三段鉴之以迹。
说明道理，让人通晓，最重要的是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作者在这里首先归纳一个普遍的规律：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根据这一普遍规律，作者认为小人无朋，只有君子才有真朋；君子之朋以之事国，能同心共济，终始如一。于是得出，朋（党）有真伪（正邪）；小人之朋将为害，君子之朋能兴利治国。这就是作者提出的论点。作者提出的这个论点，足以从道理上帮助人君明辨君子与小人，所以作者希望人君采纳自己的观点：“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议论文，讲究有理有据。作者在提出论点之后，便以事实为依据，来论证所提观点的正确。为此，作者回溯数千年的历史，列举了历史上朝代兴亡同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典型事例，让事实说话。作者还宏观地分析了前面所叙述的全部史实，指明朝代兴亡的关键是各朝君主对朋党的取舍态度（这就把本层次的叙事与上一层次的说理联系起来了）。事实胜于雄辩，这些确凿的史迹，足可以为人君之鉴戒。以“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作第三层次的结句，正与第二层结句相呼应。
理已明，迹可鉴，充分而有力地完成了论证工作，实现了作文的目的，文章便戛然而止，不另缀赘言，十分利落，体现了欧阳修为文挥洒自如的功力。
宋代文学概述
经过五代动乱的岁月，赵匡胤统一了全国，建立北宋王朝，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宋代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公元1127年，宋、金民族矛盾激化，金兵灭辽后，挥戈南下，汴京失守，徽、钦二帝被俘，北宋覆亡。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南渡，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王朝。自此宋、金对峙百余年，南方出现了小康局面。直至元人灭金后，兴师南下，直取临安。公元1279年，南宋覆亡。
宋代在政治和军事上软弱无力，但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上有很大的发展。宋代文学继承了唐代的优良传统，在古文、诗、词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特别是词的发展，形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另外，在小说和戏剧方面，到宋代亦有突出的创造。
词到宋代，是鼎盛时期。北宋初年的词，多受五代的影响。著名的作家如晏殊、晏几道父子，或富贵浓丽，或婉转秀丽，都承袭了花间派的流风。自柳永开始，词风才大变。晚唐五代的词，都是数十字的“小令”，内容大多描写儿女之情。柳永是第一个大量写“长调”的词人，长于铺叙，多用俗语，内容反映了都市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和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苦闷。他的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相传“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词到苏轼，风气又一变，柳永词虽以铺叙见长，但仍不脱婉约之风。苏轼则一反柳永旖旎之情，代以清旷豪放之风。苏轼才情横溢，常以诗赋、经典语入词，并用散文句法作词。他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以词写情说理，吊古伤今。他的词风，不拘声律，自由奔放，使词脱离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诗体。自苏词出而宋词与五代词始有截然之别，并由此而形成了豪放派词。
苏轼之后，北宋主要词人是周邦彦。周承柳永余风并加以发展。周邦彦也是一位音乐家，创造了不少新的词调，他的词声律严整，“曼声促节，繁会相宣”，适合于歌唱。他还善于把古人诗句，融化入词。人们说他的词集婉约派的大成，影响所及，开南宋姜夔、吴文英一派。
北宋末年，出现了我国文坛上第一流的女词人李清照。她流传至今的词虽不多，但意境深切，造语清新，显示了不凡的才华。特别因晚年遭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她将漂泊的身世和悲凉的心情融入词中，真切感人。
词到南宋，又有发展。由于南宋王朝偏安一隅，不思北伐恢复中原，南宋文人身受家破国残的惨痛，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词坛上涌现出大批爱国词人，最著名的首推辛弃疾。辛弃疾一生以抗敌报国自许，由于夙愿未酬，便将满腔爱国热情和慷慨激昂、牢骚不平之气熔铸于词篇。他的词抚时感事，气魄雄伟。在风格上继承了苏轼词豪放的特色，并加以变化，大大发展了散文化的句法。辛派词人有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其中两刘的词，自由恣肆，是辛的嫡系。辛弃疾还以通俗的语言创作了不少描绘农村风物的小词，活泼清新，可与范成大的田园诗媲美。
南宋继承并发展周邦彦词的代表作家当推姜夔。姜夔词不独辞句工巧，结构完密；由于他精通音律，其词音律特别和谐。他还一洗周派词人喜作露骨情词的陋习，创造了典雅沉郁的词风。继姜而起的同派词人有吴文英、史达祖等。
散文到晚唐中衰。宋初杨亿、刘筠等承五代流风，文趋骈俪，一时文士，靡然相从。北宋最早提出恢复韩柳散文传统的是柳开、石介、尹洙、穆修等人，但成绩不显著。到庆历以后，经欧、苏诸家的努力，宋代散文的发展便达到了高潮。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文宗韩愈，但独富韵味，委婉畅达。他能奖掖后进，“三苏”、曾巩都出自他的门下，王安石也曾得其提携。他重视理论，提出重道重文、先道后文的主张。他努力创作，写出了《泷冈阡表》、《醉翁亭记》等散文名作。他又校补了韩愈的文集以为典范，并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奠定了一代文风。
王安石的散文，多属政论。其文雄辩简洁，言之有物，一扫文人浮泛之习。他的《读孟尝君传》，寥寥九十字，就有力地驳倒了世俗的看法。其他如《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等，都是他的代表作。
“三苏”的散文，以苏轼成就为最高。他才气横溢，所写散文自由驰骋，纵横多变，他自评“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大抵飘忽变化处如庄子，雄俊明快处如贾谊，圆转周到处如陆贽。佳作极多，以《赤壁赋》、《石钟山记》等最为人们传诵。
和欧阳修并世或相先后的散文家，还有范仲淹、宋祁、刘敞、司马光等。
明代将欧阳修、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选录他们的文章，作为学习散文的典范。
宋代道学特盛，形成了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一派的古文。为文从容平易，专门发挥性理、表彰经义，后世纯粹说理的文章，往往由此发展而来。理学家还有一种语录体，多用当时民间口语阐发义理，比较通俗，但缺乏文采。
宋初诗坛，杨亿、钱惟演等宗法李商隐一派，作诗求骈丽，对仗，好用隐辟典故，称“西昆体”；杨亿编集他们相互酬唱之作为《西昆酬唱集》。反五代绮靡之习，复李、杜古风的是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继起，力矫西昆浮艳之弊，奠定了宋诗发展的基础。
梅尧臣的诗，闲淡深远，上追陶、谢，虽作近体诗，而存古意，合其作诗要“意新语工”的主张。苏舜钦诗以豪放纵逸胜，好作古体诗，内容结合当时的现实，具有进步意义。欧阳修诗学韩愈，参以李、杜。他的诗平易流畅，力去艰深滞涩之病。《明妃曲》即是他自负的代表作。王安石的诗，也以散文化和议论为特色。他写的《明妃曲》，立意新颖，和欧阳修所作相比，各具千秋。
最能反映宋诗特色的代表作家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的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多畅达之语，少蕴蓄之情。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特色，到苏轼诗达到顶点。黄庭坚的诗，在用词造句、体制格律方面很下工夫。他提出了许多作诗的主张和方法，他以杜诗为宗，在提倡句法散文化的同时，标榜用典故，尚拗律、险韵，去陈反俗，好奇特，崇瘦硬，自立门户。南宗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举二十五人的诗皆学黄庭坚，“江西诗派”由此而得名。
南宋诗人，首推陆游。范成大。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早年学诗，亦曾受江西诗派影响，在技巧上颇用工夫。由于他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里，立志以挽救祖国危亡为己任，竭力反对南宋统治屈膝求和的政策，主张积极抗战，恢复失地。可惜壮志未酬，只能将满腔热忱付之诗集之中。现存陆游诗共九千三百多首，他的成就，在宋代诗人中，是名列前茅的。范成大的诗多写田园风物，对农村的观察很细致，用语亦近似白话，流畅自然。另有号称“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宗江西诗派，诗风富健粗豪，亦以白话入诗，擅写田园，自成一家。
南宋诗坛，不受江西诗派影响的，一是永嘉四灵（徐灵辉、徐灵渊、翁灵舒、赵灵秀），诗宗晚唐；另一是严羽，诗宗盛唐，著有《沧浪诗话》，为我国论诗名著。
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是文天祥。他在山河破碎之时，毁家纾难，奋力抗元，被俘后坚贞不屈，从容就义。他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宗杜甫，然而其内容阔大，正气磅礴。读他的诗，其亡国的悲愤、坚强的信心以及宁死不屈的气概，跃然纸上。
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促进娱乐伎艺的发达，“说话”成为一门专门职业。说话人所用底本，即是“话本”。
宋代话本，可分三类。一是讲史，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二是说经，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是小说，如《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
宋代话本中人物和故事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愿望。在形式上，话本运用了鲜明、生动的口语，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更值得重视的是话本在文学史上的承前启后作用，它从唐代“讲唱文学”演变而来，但在宋代蓬勃发展。讲史成为元明以后演义小说的滥觞，小说则孕育了元明清伟大白话小说的产生。
戏曲在宋代有很大的发展。当时的戏曲大致有滑稽戏、歌舞戏、傀儡戏、影戏、讲唱戏等。除滑稽戏、歌舞戏外，其他主要在民间流传。值得注意的是讲唱戏。讲唱戏分鼓子词和诸宫调，以诸宫调对后世影响最大。诸宫调都是民间艺人创作表演的，流传至今最完美成熟的优秀诸官调作品是董解元的《西厢记》。元代王实甫创作《西厢记》，即是在它的基础上写成的。宋代戏曲的另一成就是在浙东温州产生了“南戏”。从现今辑录到的南戏剧本来看，有一百余种，最著名的当推《张协状元》等三种，从中可窥宋代南戏盛况之一斑。
综上所述，宋代文学在诗、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各方面都有发展和创造。它在我国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