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作为划时代历史文化典籍，当推司马迁的不朽之作《史记》。它从传说时代的皇帝记起直到汉武帝时代为止，记载着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事迹，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包括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农牧业发展、学术文化、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历史。《史记》的编纂，继承了西周末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历史体裁，尤其是“六经”、《吕氏春秋》等史籍的成功经验，将编年、记事、国语、记言等各种文献形式兼收并蓄，构成新的编纂体例，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来记载上古以来历史文化的发展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不仅是一部史学名着，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着，是纪传体历史与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作。这种编纂体例，影响了后世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典籍——“二十四史”的撰写与编辑。
司马迁在《史记·报任少卿书》中说：“网络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既体现了司马迁编纂史书的形式，更是体现了司马迁的编辑思想。他的编辑思想就是总结历史上兴亡治乱的经验，从历史变迁中“原始察终，见盛以衰”，总结和寻找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在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中，他多次出游并采访和实地调查，收集了不少史料。如写《淮阴侯列传》，他不但听取好多有关韩信的传说和经历，还亲自去查看了韩信母亲的墓地。司马迁除了行万里路实地考察之外，凭借的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尤其以“考信于六艺”为标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鉴别史料，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加工工作。在编纂思路上，详今略古，赞成进步，反对倒退；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说，不以“圣人”的是非标准为标准，有自己的基本思想；在史料的取舍上，对荒诞不经之事和说法，则弃之不用，同样有自己的取舍标准，成为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双璧。因此，被鲁迅先生推崇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缡骚》”。
《史记》在中国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地位是崇高的：它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仅从书籍的编纂出版角度看，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的。范文澜先生曾说过：“自从司马迁着《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着作。”“这一伟大着作的出现，标志着孔子以来历史学又大进了一步。”
司马迁之所以能写成这样一部伟大的史学名着，是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的。从主观方面看，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兴盛繁荣的时期，不但社会经济得到了大发展，而且在文化学术方面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这种时代背景，成为司马迁着述的有利的时代氛围和客观条件。从主观方面看，一是出于家学源渊；二是继承父业；三是本人具备才能和坚强的毅力。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一个大学问家，曾担任太史令，掌管国家的图书典籍和天文历法等事。太史令这个官职，原本就有志史的使命，所以司马谈早就打算写一部史书，把从春秋以来的史事详尽记载下来。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没有来得及实现，司马谈就过世了。临死之际，他嘱咐司马迁一定要完成他未竟之业。司马迁牢记父亲临终遗言，在诵读古籍的同时，走访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传奇，采访遗文佚事；再加上能有机会和条件读到国家收藏的图书典籍以及各种档案资料，便有了传世的纪传类通史——《史记》的问世。
《史记》实际上是两代文化人奋斗的文化结晶。
（二）《汉书》
《汉书》，又名《前汉书》，由东汉大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所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记事，上起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下迄公元24年（刘玄更始二年），即整个西汉一代（包括王莽新朝）共230年的历史。因《汉书》记载的是西汉一朝的历史，故称之为纪传体断代史。以断代史为书，是班固在继承司马迁《史记》编纂体例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造出的又一历史与文化学相融会的编纂体裁。《汉书》作为断代史撰写的一种新体例，它对后世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后世的史学家纷纷仿效这种体裁撰史。我国古代的“二十四史”，除了《史记》纪传体体裁之外，历代史书都属纪撰体断代史这种几近亘古未变的编纂体裁。
从体例来看，《汉书》是沿袭了《史记》本纪、列传的记事方式，改“书”为“志”，去掉了“世家”。在内容上，在注重吸收过去史家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如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增加了刑法、食货、五行、地理、艺文等门类的志书，对后世文化的记载和传播至为重要，尤其对历史编纂学发展有很深的影响。《食货志》的撰写，是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记述古代以来至王莽这段时期的经济制度。“食”记录的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状况：“货”则记述的是商业和货币发展的商业货币的状况，这实际上是一部自远古以来至西汉的经济发展史。《食货志》记载的内容，不但弥补了《史记·平准书》内容记载的不足，也为后世纪传体史书开创了记述历代经济发展情况的新门类。现在看来，的确是了不起的。《艺文志》记述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渊源和流派，着录了历代图书发展的情况，同样影响了后世。尤其是对研究古代学术文化起源以及书籍的演化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被后人誉为我国图书目录学的开端。
《汉书》的最大特点是记事系统而详尽，古人对此已有评论，正如范晔所评“文赡而事详”。不仅十志如此，纪传也是一样。比如，司马迁叙述三千年之事，用五十万字，班固述二百年事用了八十万字。可见内容比《史记》更为丰富，提供了不少新史料。
从《汉书》的成书看，同样是由具有家学源渊的大学者来完成的。班固的父亲班彪，才学很好，尤其爱好历史。他看到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太初年间，以后虽有继作的人，但都不能令人满意。于是，班彪广为收集资料，博采遗文佚事，作《后传》六十五篇，以续补《史记》。班彪死后，二十三岁的班固回到家乡，看到父亲所写的史书，觉得还不够详备，于是就着手编史，以完成他父亲未竟之事业。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汉书》这部史学名着，更是体现了几代文化人对文化事业的积累。
四、隋唐时期的文化大积淀：《隋书》和《艺文类聚》
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凡自立国起三十八年，统一全国后仅三十年，但隋代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却发挥过特殊的历史作用。隋代的历史文化建设，是在唐代完成的。因此，从文化的视度看《艺文类聚》《隋书》的文化价值，更显得重要。
《艺文类聚》，是唐代初年编辑的一部大型类书。唐李渊下诏令编修此书，领衔的是当时的着名学者欧阳询，参与的人有裴矩、陈叔达、令狐德棻、赵宏智、袁朗等十余人，他们都是当时着名的文化人。可见参与编纂者与《艺文类聚》成书的关系，依旧由集体编辑而成。三年之后成书，共一百卷约百万字。《艺文类聚》的资料来源，是根据一千四百多种唐代以前的古籍，分门别类、摘录汇编而成，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政治、文学、自然知识等各个方面。编辑体例也不同于先前，有重大创新。以前的类书，以辑录历史事件为主，对于文学辞章之作的编摘显得琐碎零散，而《艺文类聚》则把“事”与“文”合编在一起，“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便于读者浏览，更便于引用。它在文献学上的价值，就在于整篇地引用了诗文，也列出了时代、作者和题目，保存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所以，一般人都称它为以类相从的文集。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利用《艺文类聚》的资料做校勘和辑佚工作，一直到了近代。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仍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书之一。现在看来，这些学者们在一千多年前编辑并得以流传下来的这部类书，其价值的体现，真正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
《隋书》，是唐代初年官修的断代史。《隋书》作者署名为魏征等撰，仅取魏征名为代表，是因为魏征既是具体参加者，又担任撰写过程中的总监。一个“等”字，已说明《隋书》同样成书于多个文化人之手，涉及的编撰人很多。其实，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令狐德棻已经建议并征得高祖的同意，开始修梁、陈、魏、齐、周、隋等史，修隋史的任务由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担任。终高祖之世，未能完成。到了太宗贞观年间，李世民又诏令要继续完成未竟之业，便继续修以上诸史，到了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梁、陈、齐、周、隋诸史纪传部分，连同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宣告完成。其中《隋书》有本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共五十五卷。当时参加撰写隋史的有孔颖达、许敬宗、颜师古等，仍由魏征与房玄龄担任编撰总监．这些参与编撰或担任总监的人，不但是当时的着名文化人，而且英名流芳后世。
唐贞观十年撰成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都没有写志这一块。到了贞观十五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等人，再受命修以上五代史，历时十六年之后，十志三十卷方告编撰完成。承担这十志编撰任务的，仍是在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的着名学者和文化人。如僻历志》《天文志》二志就出于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
《隋书》十志，就是以上着名学者参与编撰的《五代史志》，它是《隋书》中很重要的组织部分。尤其是《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和《经籍志》等，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史料。从分量看，这三十卷志书比五十五卷的纪传内容还要多。具体看，《食货志》记载和总结了南北朝后期的整个经济情况，包括田制、货币、租庸调等；《刑法志》记载的王朝法律制度和执行情况，尤以隋代为详尽；《百官志》总结了南北朝时期的官制，尤其是隋朝的官制，多为后来的唐代所继承；《地理志》大体按隋代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区域建置沿革，保存了不少经济史和交通史方面的资料；《经籍志》是《汉书·艺文志》以后的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即从汉代到隋代六百年期间的学术交流、书籍存亡等情况作了一次总结。其中采用的按经、史、子、集四部来划分古代图书的分类法，一直沿用到清代，实际上成为一部非常重要的目录学书。
五、文化积累的第二个里程碑：《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刘恕、范祖禹等人根据大量史料，前后花去19年时间写成的我国古代又一部杰出的编年体通史，也是宋代史学的伟大成果。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把国家盛衰与民生休戚的历史大事件都写进来，对于统治阶级来讲，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资治和借鉴作用。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60年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从战国到五代的兴盛衰落，按年编次，根据史事的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分先后层次叙述，线索和要领非常清楚。即使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纷繁多变的头绪，也是以时间先后为序，编纂得井井有条。《通鉴》取材范围极广，举凡正史、杂史、笔记、小说，都在“采获”之列，仅杂史就三百余家。宋朝廷原二阁（龙图阁、天章阁）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所珍藏图书资料，皆特许调阅。同时，还借阅了很多私人藏书。由于史料多，参考资料丰富，往往一件事用三四处材料综合写成，内容充实，天文地理、礼乐历数，无不详备。
《资治通鉴》的撰写，实质上是司马光充分使用和调动文化圈子里的最优秀的人才完成的。史书记载的主要助手有刘敛、刘恕和范祖禹，未提名的参与者恐怕也不少。刘敛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起草魏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史事，唐代的历史由范祖禹执笔完成。这三位主要的参与者，都是当时着名的史学家；除参与《资治通鉴》的撰写外，都留下了传世的史学着作，如刘敛的《东汉刊误》、刘恕的《五代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范祖禹的《唐鉴》。整个编辑工作大体由三步来完成：第一步，先摘录史料，按年代顺序排成“丛目”；第二步，再将“丛目”加以鉴别选择，酌情取舍，连成“长编”，形成初稿；第三步，统览考订初稿。最后由司马光修订润色，再总其成。如范祖禹写的《唐纪》六百卷，经司马光审读删定为八十卷，可见其删繁就简、言必有据的编纂原则。
《资治通鉴》的编纂，司马光不仅是在史料的取舍、文字繁简上把关，而且有明确的编辑思想。正如司马光自己说的：“删削冗长，举摄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分工合作，默契配合，共同奋斗了19个春秋，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这部书的撰写之中。完成这部巨着第二年，他就离开了人世。
文化的发展，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反映；文化的积累，是一定社会环境里优秀文化人智慧和能力外化的体现。虽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但经过着名文化人从历史的大视野来把握、过虑和选择之后传世的文化，它是文化传递和发展过程中的精华。《资治通鉴》的成书和流传过程，已经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当时代的车轮进入人类中世纪的时候，在我国古代文化的筛选和流变过程中，《资治通鉴》的面世，使我们看到着名文化人在参与编纂文化典籍过程中都发展成为学有专长的着名学者。这已经成为古代编辑工作的特点。
宋代，是我国历史文化高度繁荣和发展时期之一，尤其是凝聚着编纂者心血的书籍文化更是如此。除《资治通鉴》外，还有四部大书。它们是：宋太宗朝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花》；宋真宗朝的《册府元龟》。太宗时，国家政权趋于稳定，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提出了“以文德致治”的方针，把读书作为“教化之本，治乱之源”，他不仅自己勤奋读书，而且扩大科举取士的人数，收集原割据政权的藏书及民间藏书，网罗和组织着名文士参与编修这三部大书的工作。宋真宗又继承太宗的遗志，以崇文院为修书之所，先后选取18名儒臣，经过八年苦苦奋斗，终于编修了宋代的第四部大书——《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是以集体力量编撰而成的，再一次体现了编辑文化人的集体智慧和对文化积累的历史作用。此书一千卷，共31部1100多门，是一部史料性的大型类书，全书近一千万字，汇集了自上古至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内容丰富，材料详备。这部书编纂规模大，质量高，是超越前人的一部大书。它不仅保存了大量的信史，而且为后世辑佚和校勘提供了依据，对后世影响很大。
六、明清时期中国历史文化集大成者：《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