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御字颂南，一字笙叔，福建晋江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也。林芗溪尝言侍御年十二岁时，一日天大雨，其家下紫雨，凡十三簷，他簷无之。至道光二十二年，侍御由户部升御史，其家又下紫雨，凡十三簷。侍御尝有诗以纪之，洵异事也。侍御居台垣，不避权贵，尝劾海疆失律诸帅，得旨允行。满洲毓九观察嵩龄观察乾隆丙午举人，曾任巡道，后预道光重宴盛典。年八十余，其子秋谷尚书慧成，时亦出为总督矣，闻之来见。比至门外，长跪不起称善。侍御延之入，观察痛斥失律诸帅辜恩负国。语及当事，怒发冲冠。后侍御镌级，观察为之不食者累日，尚书偕侍御劝之食始食。曰“吾为国事忧也”！其感人有如此者。今上登极，下诏求贤，钜公交章保荐，得旨召用，再居谏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户部因军饷不继，有捐银五千两作为军功举人，捐银三百两作为军功生员，一体乡会试之例，得旨允行。侍御闻之，为之不寝不食者累日。后与满洲花松岑、歙县王子槐两侍郎交章论驳，复奉俞允。其所言。事多类此。侍御少传闽县陈恭甫编修经学，尤深于三家诗。后又及阮文达之门，经学益邃。文灿尝闻诸侍御云：“今日而治三家诗，必当如张皋文之于《虞氏易》，乃为有补经学。”又谓《尔雅》多《齐诗》，《广雅》多《鲁诗》。后仓传《齐诗》，《礼》传自后仓。郑君注《礼》，盖用《齐诗》，郑君笺《诗》多与毛异，亦多与《礼》注异，盖用《鲁》、《韩》云。所著有《籀古堂集》八卷。
侍御又尝曰：“昔长洲陈硕甫明经奂为余言杭州金诚斋秀才鹗，西湖诂经精舍士也。尝与明经同寓僧舍，本不相识，时方秋试，秀才日读《汉书》，声达户外。明经访之不应，突入室中，见所陈多甲乙部书，谓秀才曰：‘试期伊迩，奚用是为？’秀才曰：‘吾辈读书有素，岂屑屑于时文、试帖诗者？穷达有命，茍不悟此，奚试为？’明经曰：‘能如是乎？是同志也。所著书必多矣。’再三索观之，秀才曰：‘察子言貌，尚可读吾所著书者。’及出所著《求古录》示之，明经为正其是非，辨其舛误，秀才钦服。居无何，各散去。后秀才殁于京师，明经曾觅其《求古录》，录副上之阮文达，文达谓当续入《皇清经解》。”侍御亦尝录《求古录》之副藏于家。其书说《礼》甚精，近明经已为之付梓云。
近时江北经师，有“扬州二刘”之目。其一为楚桢大令，其一则孟瞻明经也。大令重疏《论语》，明经则重疏《左传》，亦可谓竞爽也矣。明经名文淇，仪征县优贡生也。考六朝疏家、南北异学，及乎隋氏，会为大宗。若二刘之《诗》、《书》、《春秋》，沈重之《周礼》、《毛诗》，皇、熊之《礼记》，沈文何之《左传》，皆能兼举众说、疏通证明，其辅翼之功钜已。自唐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定名曰“正”，必先有委弃前疏之心，故其例必专守一家，然后可进退众义而不复更举其人。世知孔颖达与诸儒删定旧疏，非出一人之手，永徽中就加增损，书始布下，又多非孔氏之旧。至于剿袭旧疏之迹，概谓难寻。近人有以《舜典》、《武成》、《吕刑》疏中每称“大隋”，知是旧疏原文，谓非唐人之语。然仅此孤证，于全书体例未尝细为区分。孟瞻明经研究诸经《正义》，见其上下割裂，前后矛盾，疑者久之。后读《左传》疏，反复根寻，乃知唐人所删订者仅驳刘炫说百余条，余皆光伯旧疏也。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疏云：“讨寻上下，其文不类，深疑此句或非本旨。盖以为汉室初兴，捐［1］［1］“捐”，疏文原作“损”。弃古学，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从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词［2］［2］“词”，疏文原作“辞”。
［3］“求”，疏文原无此字。
［4］疏文“邱”作“丘”。，将以求［3］媚于世。”此疏未著何人之说。明经据襄二十四年《传》“在周为唐杜氏”，疏云：“炫以处秦为刘，谓非邱［4］明之笔豕韦唐、杜，不信元凯之言。”以前疏为光伯语显然可见。又襄二十九年《传》“为之歌颂”，疏云：“成功者，营造之功毕也。天之所营在于命圣，圣之所营在于任贤，贤之任贤［5］［5］疏文“任贤”作“所营”。
［6］疏文“如是”后有“则”字。
［7］疏文“辑”原作“戢”。在于养民。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济。如是［6］，司牧之功毕矣，故告于神明也。刘炫又云‘干戈既辑［7］，夷狄来宾，嘉瑞悉臻，远近咸服，群生遂其性，万物得其所，即功成之验也’。”此疏似前为唐人之说。而《诗·关雎》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疏文义与此大同，惟删去“刘炫又云”四字。明经谓据《诗》疏知此疏皆光伯语，据此疏知《诗》疏皆非冲远之笔云，明经据此二端谓足见唐人剿袭之迹。乃依孔氏序例细为析别，共得一百九十五条，釐为《左传旧疏考证》八卷。其余《易》、《书》、《诗》、《礼记》诸疏犹将次第考正，冀六朝旧疏可还旧观云。
明经又著《项羽都江都考》，据《秦汉之际月表》第三格知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江都。阮文达公以为此说甚新异可喜，因为之跋。言“检《新扬州府志·沿革建置门》有双注，云《史记·秦汉之际月表》有项羽都彭城，一本又云都江都。考诸书，无羽都江都之事，殆传刻误。此盖嘉庆间修志者见无都江都之本而致疑也。因检文选楼旧藏元中统刊本，明明有都江都一事，为之大快”云。文达又云：“古人如项羽者，灭秦封汉，气盖一世。快意之事，正在霸王都江都之时，而江都王者以项羽为最。先乃此事黯然不彰，绵绵欲绝，幸赖明眼人于旁行斜上、蝇头细书之《月表》识别而出，而又得此霉烂蠹蚀五百余年之故纸为之确证，古本之可贵如此。”语见《揅经室再续集》。明经之子名毓松，字柏山，亦优贡生，传其家学。
陈卓人比部立，江南句容县人也。道光甲午科举人，辛丑科进士，以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卓人为江南大师凌晓楼、刘孟瞻两明经入室弟子。少聪颖，成童时已斐然有著述之志。所著《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句溪杂著》二卷，皆能根本传注而疏通证明之。孟瞻明经序其书言：“《公羊》、礼服之学，比部［1］［1］刘文淇序原文“比部”作“卓人”。
［2］刘文淇序原文“意”作“义”。早得其传，遂乃博稽载籍，凡有关于何、郑之学者手自钞录，推阐其意［2］，所著《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实能条举旧闻，绝无向壁虚造之说。”洵不诬也。咸丰壬子，文灿获交比部于京师，谦逊和平而词有体要，出所著《白虎通疏证》手稿相示，事事详审精密而绝无驰骋之辞，盖博极群书而矜慎出之者也。
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临轩策士，钜典也。读卷者当观其策文之详略以验其真学、真识，而不当较论行款之修短合度、楷字之墨色精工。今上登极之初，上元张京卿锡庚奏请申明旧章，奉旨允行，还亦如故。此外，殿廷一切考试，莫不以楷字之工拙为去取。庠序化之，竞成风俗，牢不可破。文灿尝谓凡此一切考校，当照乡会之例，概用誊录，则此弊立除，而专凭字迹嘱托夤缘以求进用，其风自息。比部之论与鄙说合。比部所著，次第刊行。文灿尝见其“路寝孔硕辨”曰：“《诗·閟宫》卒章‘路寝孔硕’，注疏皆以路寝为人君之正寝，愚窃以为未然。按［1］［1］《句溪杂著》无“按”字。
［2］六寝，注文原作“六寝者”。另清人蔡启盛作有“僖公作閟宫说”，陈立作有“路寝孔硕辨”，分载《诂经精舍六集》卷六、《句溪杂著》卷一，可参考。
［3］《尔雅·释宫》经文原作“室有东西厢曰庙，地东西厢，有室曰寝”。另清人毛奇龄作有“答章宗之问东西房书”、万斯同作有“房室考”、胡培翚作有“东房西室疑问”，分载《西河合集》卷十八、《群书辨疑》卷六、《研六室文钞》卷一，可参考。寝有二：有人君朝后之寝，在路朝后。《周礼》‘宫人掌王之六寝之脩’，注‘六寝［2］，路寝一，小寝五’是也。有庙后之寝，‘隶仆掌五寝之埽除之事’，注‘五寝，五庙之寝。周天子七庙，惟祧无寝’是也。此诗上下皆美新庙之事，无缘此句独言及宫室。况朝后之寝为人君出入燕居之所，故庄公薨于路寝，《春秋》美其得正，亦不必俟僖公脩复，且居寝、孔硕亦不足为僖公美，则此路寝当为庙后之寝。《尔雅·释宫》云‘有东西厢曰庙，无曰寝’［3］，又《隶仆》云‘大丧，复于小寝、大寝’，注‘小寝，高祖以下庙之寝也，始祖曰大寝’，‘路’有大训，知‘路寝’即大寝也，当为伯禽庙寝。诗文多互文见义，咏《閟宫》则凡文王、周公之特庙可知矣，咏路寝则五庙之寝可知矣，咏新庙则闵公以上亲庙及大祖庙可知矣。”
又“鲁读崔为高”说曰：“《一切经音义》引郑氏《论语注》‘鲁读崔为高，今从古’，是则《鲁论》作‘高’，《古论》作‘崔’。以《左传》崔杼事证之，则《鲁论》信为误字。然文子所至各国，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辄拟人以弑君之贼？则下两言‘犹吾大夫崔子也’似以《鲁论》作‘高子’为长。盖杀君之逆，法所必讨。高子为齐当国世臣，未闻声罪致讨，以《春秋》贬赵盾律之，宜与崔子同恶矣。文子历至诸邦，盖见其柄国者亦多孱弱庸徒，故曰‘犹吾大夫高子耳’。《论衡·别通》论云‘仕宦为吏，亦得高官。将相长史，犹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别之？’正用《鲁论》之意。首［4］［4］《句溪杂著》“首”字前有“其”字。句自当作‘崔子’，《鲁论》作‘高子’，则涉下‘高子’而误。郑氏考齐、鲁、古为之注，故以《古论》定《鲁论》也。但郑注已佚，下两言‘高子’，未知郑本若何耳。考《左传》襄六年‘高厚、崔杼定其田’，十九年‘齐杀其大夫高厚’，二十九年‘齐高止出奔北燕’，注‘止，厚子’，可见高氏之不振矣。”其他考证精确多类此。刑部又有主事曰寿昌，字湘帆，江宁驻防，满洲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深于经学。近治《夏小正》，考证甚详，林芗溪云。
徐彝舟检讨，江南六合县人，名鼒，字亦才，彝舟其号也。道光乙未恩科举人，甲辰大挑二等，乙巳恩科成进士，官翰林。壬子之夏，晤于京师邸舍，言词谦逊，操履谨严，洞达时务，经术湛深，可谓通人矣。文灿尝问检讨曰：“《说文·自序》云‘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而《说文》所载《韩诗》、《鲁诗》、《公羊春秋》之类，确有明征者比比皆然，何也？”检讨谓：“古人著书，体例最宽，非如后人之比。故《说文》虽博采众说，其《自序》则如此。”诚确论也。
又尝与文灿书云：“连日痛谈，鄙吝顿消，钦服钦服。昨接札示询弟拙著，弟束髪后，从先君子授经，弱冠游庠，旋以计偕入都，中间困于举子业者十数年。间有心得，笔之书者，自以生长童土，闻见不广，未敢出而问世。藏草稿于箧中，惴惴然有燕石之惧。拙著有《周易旧注》稿本三册，《四书广义》稿本十二册，皆搜辑旧说，有取无弃，亦未敢以己见参之。有类钞，胥无足观也。其以己意商榷折衷者，有《读书杂释》稿本八册，微特浅陋，不足问世。又以弟拙于行草，涂鸦不可辨识，自官京师，债台兀坐，匆匆无晷刻暇，遂复弃置，不理不殖，将落自惭自惧而已。近以天步维艰，感念时事，不能释然于怀，而司计诸臣有开矿、开捐、折漕、票盐诸议，官私交困，势益不支。而鄙意以今天下之贫，其弊在于二百年利孔无不凿，而独于穀帛自然之利未之讲求，以银短而复以银救之，如虚弱证服金石之药，枯竭血脉，病且不起，因为《务本论》三篇，本欲呈之当事者，故有誊写本。其第三篇为友人取去，先将第一、第二篇呈政。又《敝帚集文钞》二卷，乃在家授徒时门下士所钞录者，并呈斧削。又有《胜朝佚史编年》一书已成，二十卷。缘体例未一，且于全书未及十分之二，故亦未暇钞写。弟弇鄙不学，而爱士者欲自隗始，故敢布之足下焉。”观此亦可知其梗概矣。检讨尚有手辑《度支辑略》十卷，卷一总纲，卷二分纪东三省、直隶、江南等省，卷三分纪浙江、江西、福建、山东、山西、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省，卷四分纪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湖北、湖南等省、卷五分纪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卷六关榷，卷七鹾政，卷八漕运，卷九钱法，卷十茶课。一出一入，巨细无遗，纤毫不误。官户部者多茫然，检讨官翰林，乃能辑此，亦难能而可贵已。
徐君子远灏，其先浙江人。父继钊，占籍番禺，充儒学生，遂为粤东人，以佐幕为业。近之佐幕者，大都趋于权势，工于讳饰，明于利害，昧于是非。纪文达所谓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救官不救民，救生不救死者，殆有甚焉，四方多故，盖由于此。君习律令以自给，而治经独能不存门户，平心求是，亦可谓难能之士矣。君于诸经并有解说，六书、九数皆能通晓，著有《通介堂经说》十二卷［1］［1］《续修四库全书》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咸丰四年（1854）刻本影印作“三十七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