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成为台湾最年轻的专栏主任兼主笔，供职于岛内第一大报《中国时报》，因为才气横溢，被誉为台湾新闻界四大才子之一。如日中天之时急流勇退，负笈游学。1987年，自美返台后，自创杂志《商业周刊》，如今他任总裁的商周媒体集团和李嘉诚旗下的TOM。COM合并，正壮大为一艘面向全世界中文读者的航母。
这个人就是金惟纯，一个在台湾出生成长的温州人。
金惟纯出世的时候，父亲已离世，那时的母亲刚刚18岁，又不识字，只能靠着一双手四处奔波打工养家糊口。母亲白天要外出打工赚钱，没有办法照顾金惟纯，就将孩子寄养在朋友家中。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让金惟纯母子二人吃尽了苦头，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却很识大体，她一遍遍告诉儿子，要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梅花香自苦寒来，金惟纯的少年虽然在贫寒中度过，但这种艰难的生活丝毫也没有磨灭他对生活的热情。他很体恤母亲，在上学的过程中，能不向母亲要钱他就坚决不要，并且，他听从母亲的话，认为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因此，他努力学习，不管在什么学校，他都是以最有秀的成绩毕业，大学毕业后，他还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了硕士学位。艰难中走来的青年，胸中的激荡自是无与伦比，在他硕士毕业后，他就进入了《中国时报》，展露了自己非凡的才华，29岁，他就已经是社论主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因为他写出的社论老辣练达，不少读者以为作者是个“老爷子”，没想到后来发现是个小伙子，民众一时哗然。
在《中国时报》工作的几年，金惟纯可说是春风得意的、意气风发的，这种成就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很好的了，但在金惟纯内心却一直感到不满足，他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舞台供自己挥洒。于是，在30刚出头的时候，他毅然放下头顶着的一切光环，负笈游学，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修读MBA。
中国人都说：三十而立。金惟纯已过而立之年，但却始终不明白家乡在何处，母亲也从来没跟他说起过。但是，人岂能不知道自己的根是哪里？随着岁月的流逝，尤其是金惟纯当了父亲以后，金惟纯更想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看着金惟纯的焦急，母亲觉得也没有必要再不告诉孩子了。一日，他母亲找到了一个旧铁盒，交给金惟纯。金惟纯知道这个铁盒子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东西，他用颤抖的手接过铁盒子打开，里面是祖父和父亲的照片，还有一封祖父写给父亲的信，在信上，有家乡的地址：浙江温州永嘉县花坦乡下岙村。
知道了自己的故乡，金惟纯就开始多方联络，寻找自己的亲人。1989年，金惟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时年37周岁的他终归故里，回到了那无数次在想象中出现的故乡。
回到永嘉，金惟纯最先见到的就是二姑妈。金惟纯的祖父辞世前，再三嘱咐过二姑妈，家里人都迁出了这村子，也要她一定守在这里，不要外嫁，等金惟纯的爸爸和后人归来。之前，金惟纯和二姑妈从未谋面，甚至言语沟通也要通过翻译，她讲的永嘉山里话金惟纯听不懂，金惟纯讲的普通话她也听不懂，但是那种至亲的关怀和默契，一直温暖着金惟纯，让金惟纯这个离家的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
在温州永嘉，家里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位显赫的亲戚上门认亲，几天里，来了上百位金氏宗亲，每天，金惟纯都是在惊喜和纷扰中度过的，惊喜的是多了好多亲人，纷扰的是有好多不必要的干扰来找他。亲族里的长老们出来主事，要为这衣锦还乡的金氏后人举行归宗认祖的仪式。因为几位长老及子弟对老辈子开祠堂的规矩各执己见，乡下口音又有些硬邦邦，听起来就好像两帮人在吵架。身在其中的金惟纯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却觉得这一刻安全无比：“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在争执，可是真的这会儿有外来的意外，第一个被保护的人是我，因为我是他们的一份子，我们是一家子。”
从金惟纯踏上故乡的那一刻，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感到自己亲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脚踏实地地感受到亲族的关爱，血源，他突然感到，自己真的是一个中国人。
“回想起来，我当年舍弃在时报的成就只身赴美，这种勇气可能来自温州人的冒险血液，后来的不安分，也与此有关。”金惟纯说。
“我去湖南我母亲的故乡，几十年了，没有什么大变化，而温州老家的堂兄弟姐妹们，我看着他们从山里出来、摆地摊、进城开小商品店、然后做批发商、开超市，现在把温州超市一路开到了南京、常熟、南通，就像许多温州人一样勤恳又敢闯敢做，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金惟纯说，他一路的创业，也和温州弟妹们，和温州人相似。
回到1987年，那个时候，金惟纯刚从美国返回台湾，对于前途还比较迷茫，自己是从报业最辉煌的位子上走出去的，“渡了金”以后不能还在老位置上晃悠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台湾开放了报禁。许多老板知道金惟纯回台湾了，就捧着钱来找他，希望这个当年“激昂文字”的人能帮助他们从传媒产业中挖掘出金子。金惟纯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觉得这是一个自己创业的好机会，于是，他的创业生涯就此拉开序幕。
当时的台湾，还没有什么人做杂志，但金惟纯认为报纸已经饱和，投入报纸，会陷入过度竞争；而电视又风起云涌，好像有许多怪兽在作怪。相比之下，杂志是一个处女地，因为一流的人才并没有投入杂志，好杂志还处于严重供给不足的状况。作了一番考察后，金惟纯选择了杂志。《商业周刊》就成了他创业的试剑石。
对于金惟纯来说，当初创办杂志，也是赶鸭子上架，还没做好准备就开始了。他对于自己当初没做好准备是这么解释的：“我原本只是一个书生。书生，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闲云野鹤的个性，他的专长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经营者，特别是杂志的经营者，不但要会写文章，还要懂产品、财务、管理、营销，经营者的专长应该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从书生到经营者的角色转变不是容易的，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却并不一定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金惟纯对于这个角色转变的过程，是从“跑三点半”开始的。什么是“三点半”？因为台湾的银行是下午三点半关门。众所周知，传媒产业是从“烧钱”开始的，为创办杂志，不能少跑的就是贷款。金惟纯所谓的“跑三点半”就是在银行下午三点半关门之前，把四处周转到的钱到银行进行结算，拆东墙补西墙。
这种角色的转变，金惟纯用了5年的时间，5年以后，金惟纯才了解到自己真正是一个经营者了。原来作记者，只要写出群众关心的文章来就行了，期待社会对作品给予掌声就可以了，但企业经营者要关心的是无可逃避的结果，不能务虚，也无掌声，亏或盈，最后的结果责任一人担，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从结果去考虑。
在这5年的时间里，金惟纯虽然明白了自己经营者的责任，但是，《商业周刊》却并没有因为金惟纯的努力而发展的很好，而是连年亏损，困难的时候连员工的薪水都费尽周折，真可谓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以说，从1987年创业一开始，《商业周刊》就一直亏损，就没有盈利过，外债、利息都到了很可怕的数字。从记者的角色上还没有转变过来的金惟纯面对这个窘况，也是束手无策，到底是该继续亏损下去，还是忍痛割肉？而这个时候，有朋友给金惟纯出主意说，你虽然作杂志没有赚钱，但你人脉很多，人脉也是可以用来做生意的，你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吸收更多的资金，扩大投资等等。这位朋友的心意是好的，但事实上，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摆脱困境的心理也就越强，但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心理影响下，人才会更不看清方向。
那一年春节前夕，他千辛万苦才在放假的前一天借到一笔钱，给员工们发了薪水。但他自己的薪水却没有领取。原本是合家团圆、欢欢喜喜庆祝春节的大好时光，金惟纯却找到原著民族的山区，去阿里山的青山绿水间舔犊自己的伤口。
在青山绿水之间，金惟纯放下一切的包袱，什么也不想地休息了5天。5天过后，他的思绪反倒清晰起来。这个杂志创办了这么长的时间了，钱也赔了，员工的青春也浪费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看不到前途，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觉得，现在给该是有个交代的时候了。从阿里山回来后，金惟纯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把自己这几天的想法跟员工和股东们说了，并毅然决然地决定结束这本杂志。会开完以后，长久背负着沉重包袱的金惟纯如释重负。带着这份释然的心态，金惟纯就去庙里调养生息了几天。
在庙里的那几天，金惟纯的心真正清静下来了。他想，既然已经把包袱放下来了，那就坦坦然然地面对它，没有比破产更让人不好受的了，既然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认认真真去面对好了。
他回到杂志社，开始每天认认真真上班，认真做对一件事情。这样，金惟纯反而从赶鸭子上架的匆忙回到了基本面，于是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反思问题的所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一直以来，杂志社的编辑、记者的脑子里的思想都认为杂志是“我编给读者看的杂志”，他们想到的只是要让杂志如何如何地专业，如何如何的精彩。但实际上，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做记者编辑的，你的专业就是笔杆子，在某个问题上你再专业，对于内行人士来说，你还是说的外行话，而对于非内行人士来说，本来就对专业性的话题不感兴趣。
找到了问题的所在，金惟纯也找到了自己工作的重心，他走出了他的社长办公室，回到编辑部，帮助编辑记者们把条条框框去掉，告诉他们，杂志是“读者要看的”杂志而不是“我编给读者看的杂志”。金惟纯给编辑记者们制定了规定，要求他们不许摆弄学问，不得故作高深，在每确定一个选题之前，先问问自己，问问身边的朋友感不感兴趣，每写一篇文章，首先要让自己感兴趣，要能打动自己。金惟纯的这些规定实施了一段时间，可喜的是，事情有了起色，零售开始一点一点地增长……
历经了六七年的磨砺，《商业周刊》在金惟纯掌舵下，多次改版，形成了以金融及其他各行业调查为特色的周刊，1997年它在台湾地区广告收入为1.13亿台币，排名岛内财经杂志第一名。在此过程中，他不断吸引人才，成立新公司，以配股方式促进人才全身心创业，刊物赢利后，再出资并购，通过整合营销，商周集团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资源利用及增值。商周旗下有财经、时尚等各类杂志及两个出版社，还有网络杂志等。2001年，商周集团和李嘉诚旗下的TOM。COM合并，从台湾岛内的杂志旗舰壮大为面向全世界中文读者的“航空母舰”。
对于如今的成就，金惟纯认为冥冥之中，是温州人不安分的血液促成他筚路蓝缕成就了这事业。对于现在炒得火热的温州人现象，金惟纯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有人把温州人比作中国的犹太人，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跟犹太人相比，中国人的观念相差太远。中国人总想不开，都要把遗产留给儿女，但犹太人在成年仪式的时候就要立遗嘱，把财产交给基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富不过三代，犹太人可以富几十代的原因。因为基金管理员不会败掉你的家产，他会管理好你的财产，并替你的子孙一代一代留足他们所需的资金。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开连锁店多、东方人开杂货店多的原因。为什么？西方人可以让一个陌生人坐在收银台前，而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是要派亲戚坐着收钱。结果呢？陌生人管理的连锁店可以遍布全球、越开越红火，但亲戚开的杂货店却越开越没有市场。这，就是“无为”与“有为”的区别。无为才能无不为。
对于温州的民营企业家，金惟纯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发现不少温州企业家还是很难从日常事务脱身，但企业家的生命周期有限，如果企业家能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分开，对企业更好。我的方法是透明化，公司的目标、计划、奖惩制度、财务状况通通可以告知每位员工，员工不需要拍主管的马屁，用心做事，自己也可以算出年终收入。另外，将心比心，让他们分享股份，也能让员工无怨无悔。制度完善了，掌舵人更换不会对企业产生太大影响。”
温州人之间有一种无形的锁链，这个锁链会把原本不认识的温州人连在一起。原本互不相识的金惟纯、银行家黄建南、建筑设计师饶及人因为同是温州人的原因而走到了一起。黄建南曾任美加州金山银行总裁、饶及人曾任纽约规划局局长。他们设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营销理念，提升家乡的轻工产业。因为资本运作能让企业壮大，更有竞争力。
金惟纯认为：温州的民间资金很雄厚，但很多人不知把这些钱放在哪里合适。放在银行肯定不是最好的理财方法，资金的投入方向，短期、长期，最好是请专业人士帮助规划。如果开杂货店，钱要自己或找亲戚管牢，可是做连锁店，还能找那么多亲戚管钱吗？要发展，人很重要，放手引进专业人才会让温州的企业走得更快。
虽然金惟纯在温州认识的人不多，但是，怎么说他也是个温州人，人不亲土还亲呢，这份乡情让他时刻牵挂着温州。这个在宝岛台湾出生成长的温州人的孩子，给他的故乡的人们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的同时，也带来了他的一份浓浓的乡情。
